下 部
二 等 公 民（人间篇）
中国有九亿多农民，占总人口近80%，可是每当提起‘中国公民’，往往指的并非是他们，除了有时能投票选举村长、组长，他们还有哪些公民权利？从人数上，中国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可要是中国农民代表‘中国人’，则‘中国特色’、‘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其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中国农民的权利、中国农民的处境、中国农民的遭遇……常常被隐藏于其后，不为外人所知，“家事不可外扬”啊。
《地狱篇》所叙述的是‘主动’或‘被动’惹上官司的中国农民，一个社会里惹上官司毕竟少数，一百个人中也许只有一、两个【十亿人中就有一千万】，他们是个体，并且他们不同于常人，并不能与常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而决大多数农民是守法公民，他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并时常受到侵犯，并且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阶层。
农民被这个社会当作后母所生，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
一个党，一个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不仅绝不会有意地要去侵犯或剥夺其人民【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阶层】的权益，而且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要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偏离了真实、偏离了人性，常常就会发生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第 六 章 贫 穷
许多国家的人民早已不在乎吃、穿。中国是世界强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近二十年得到巨大改善，沿海及城市已进入电话电脑时代，可是由于展不平衡，贫富悬殊，同一个国度，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农民过着几百上千年前原始般生活——只求温饱。
中国是人类进化的缩影，中国是文明演化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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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比上一代人幸运得多，等到上一代人象神农尝百草检验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以后才投胎到人世间。不知道前世是鸟虫还是牛马，既然投胎变成了人，就已不习惯啃树皮、吃野草。
老辈们说：“把苞谷收回来，苞谷壳和苞谷核绝不能扔掉，晒干或烤干磨成粉，与苞谷面和在一起蒸，树皮也以同样的方式加工”。“野菜成了美味，只要能吃的、毒不死人的野草树皮几乎都被人们吃光”。“人浮肿以后就把他们全身赤裸裸关在仓库里，外面煨一大锅草药，用扇子把蒸气往里扇，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治好浮肿”。“我们寨里就有四、五十人被这样熏过，许多人当场昏倒，没几天就死；那几十个人中只有王一人能活下来”。“我们寨里有一百多人死去四、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能逃过那几年”。————这就是“大跃进”铸成的大饥荒、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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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
‘ 啃树皮时代’过去十多年，七十年代，我们那地方有所好转，可还有近半数家庭粮食仍不够吃。为节约粮食，常常把白菜、豇豆之类与米、玉米面和在一起煮，吃起来不算难吃，可吃得多，饿得快，老人们说：“粮是钢，饭是铁”的确不假。
从田里把小麦收回，等不及晒干，就把麦粒煮成一大锅，煮熟就行，吃一个星期麦粒，连牙齿都受不了。玉米未变黄就掰回来煮，啃一、两天倒觉得‘味道好极了’！可是啃玉米不是吃零食，而是主食，除了玉米之外又没有其它东西可吃，往后就难熬了。
一年中只有春节后几个月有油吃，吃肉就更少了，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几乎很难吃上一顿肉；到下半年，即使有客人，也无荤腥了。
冬天，有毛衣穿的孩子必定是父亲‘拿国家工资’；夏天，放牛娃们大多光着脚；去做客或去赶集，年轻人不是穿解放鞋就是穿布鞋；老年人几乎没有袜子，用布带缠脚抵御严寒 ，犹如当年红军八路军。【世纪末的城里人不了解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可是人到中年的“知青们”应该深有体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几年，中国农民还过着那样的日子，怎么去面对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先烈们？公元70年代，先烈们一定荷枪实弹固守南天门：“我们用鲜血、用生命给你们换来了新中国，你们没能力让农民们个个吃饱饭也罢，还反右、搞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统统下地界！！！要是阎王不收留，自寻死路吧”。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生死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要是毛泽东再活几十年，邓小平没有机会出来，现在的放牛娃还要光着脚。又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还有许许多多中国农民只求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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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我们那地方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可是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现实使我更悲观。中国到处都有穷人，他们不是相对贫困，而是绝对贫苦，不是个体贫困，而是集体贫困，地区贫困，阶级贫困。
二 十 四 道 拐
‘二十四道拐’曾被误认为是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中的一段，事实上‘二十四道拐’在贵州境内，九二年，我被抽调参加地区工作队，过‘二十四道拐’到某县某乡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半年时间，并没有达到“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的预期目的，也没有为农民办成几件实事。十多年来，中国许多省份都一直在搞“社教运动”、“扶贫运动”等，雷声大、雨点小，不过这类运动犹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使一些城里人对农民增加一点了解，尽管这种了解并没给农民带来什么益处。
该乡距县城二十多公里，文化较为发达，在国家机关工作或是考上学校（国家统一分配）的人数都很多，可人多地少，半数以上岩石山——喀斯特地貌，他们都很穷。
贫穷是本质，其特征是现象，有时现象能反映本质，可有时现象也会使人产生错觉。喀斯特地貌地区石料丰富，村子里有一些‘大房子’，不过大多都是拿‘财政工资’的人家；中等家庭的房子外面光，进到屋里却又窄又黑，没有几件家什。房子要修给别人看，那是包装，无论怎样不能让人感到可怜。
‘战马田’村有九个组，至少三百多户。石料丰富，自己可以开，有几户买石灰、买水泥、买钢筋在一、两间屋子上面倒一块水泥板，用来晒玉米或小麦、谷子之类——‘平房’。在农村，平房是富裕的标志，尽管修一、两间平房只要三、四千元，这么大一个村子，也没有几家平房，平均一个组还没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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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肉借米：
专区社教工作队员‘武警上尉’和我走一个小时到组长家。他家房子左右两侧一楼砌石块，石缝间用石灰浆隔成格子，远处看去还以为是大户人家。房子有三‘间’，走进去，‘房间’没有隔板，只用一些玉米杆编成栅栏把左右隔开；左边是老大‘家’，右边是父母及未成家的子女住。堂屋放农具还铺床，火坑是个土窝，有几个草墩，锅碗瓢盆不值几个钱。房子已修了好些年，可前、后墙还是乱石‘堆’，无能为力了。
我们和组长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组长并不热情，我很理解。
火坑边的鼎罐饭早已煮熟，三角架上（煮菜）不见动静，他妻子出去一会儿，拿回来一个布袋和一个碗。她把鼎罐饭锅提走，舀出里面的饭，背对着我们，那一定是苞谷饭；把锅洗好，倒进布袋里的米又拿来煮。砧板上有一块肉，半斤左右，她在切，这时我才知道女主人到附近哪一家去借布袋里的米和碗里的肉，我心里酸楚楚的。她家本有一位客人，要不是我们去打扰，她不用去借米借肉，她们早就吃完饭。
上尉和我是‘远方贵客’，难得来一次，也许一生就这一回，怎么能让这些‘城市里来的官’与她们同吃玉米粥呢？只要有借的地方，借了以后再想法还。穷人自卑，也自尊，“贫穷”是秘密，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太穷、太寒酸。
我把上尉叫到门外，执意要走，他不得不走，只是有些牢骚：“他家已煮好饭，还有点肉，你不在那儿吃，到哪儿去混饭”？我心里太难受，只说了一句：“你没察觉女主人因为我们去借肉和借米吗”？的确这一辈子也许只到他家一次，并且主人已有所安排，可是我们多呆一分钟，就使主人多一分钟不自在。穷人有吃的时候很好客，没有的时候可不想让你知道其底细，他们不想要同情和怜悯。
上尉是城里人，对农村了解不多，只知道“农民很穷”，穷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不出来。十二点左右，我们到了另外一家，有两、三个人正在帮忙修补房子，正赶上吃饭。苞谷面饭，有酸菜、有油有辣椒，上尉吃了一碗。因为去的时候没有吃早餐，他很饿，又吃不下，在回来路上老是责怪我，我沉思不语，不想说些什么。本来上尉比我大十岁，现在我倒觉得他比我还小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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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也要读书：
到了暑假，这个村另一个组有我教过的学生，刚从师范毕业，等待分配，他到乡里邀我。
学生家也是吃玉米面，没有油,有酸菜和牛皮菜,幸好我没让上尉一起来。这样的生活农民们要过一辈子，要吃几代人，他吃一、两顿就牢骚满腹，过惯了好生活的人不仅咽不下那些饭菜，有时看都不想看。
学生父母很开明，为了子女能不再过他们那种苦日子，不杀过年猪，没有油没有肉不要紧，无论怎样穷怎样苦也要让孩子读书。那学生中师毕业已二十多岁，可他的姐姐还在乡中学补习初三，已经补习好几年没考上，那一年不知中了没有？至于年龄限制，舍得花点钱到派出所改户口就能过关。
乡中学有几个初三补习生已是二十五、六岁，有些补习五、六年，有些回家干几年农活又来补习，还有从部队复员回来又到学校补习初三。无论什么办法，只要不在当农民，只要能离开那穷地方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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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
‘社教运动’除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抓计划生育，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清查”——清查八十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诸如耕牛款兑现，集体财产分配，田边地界纠纷等等，都是鸡毛蒜皮之小事，可对农民个体来说也算是件大事。我很迷惑，如此琐屑之事十多年来为何不解决，把问题拖了那么久。
专区、县工作队下乡，农民们开始抱很大希望，没多久，“他们只是过路客罢了”。
上尉和我分管前进村，距乡政府不到半小时路程，我本想做一些实事，可是我的几个行动方案没有得到村干部、乡干部配合，上尉也说：“你积极干嘛！只有一、两个月就回去，把事情交给乡、村干部不就了事，那是他们份内的事”。
下乡半年，大多数队员有一半多时间回到县市呆在家里，即使到了乡政府住地，下村里的时间也不多，有几个真正为农民做事的呢？我想即使下大力气把前进村搞好，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中国有七、八十万个村级组织，要改变现状，必须治根，并非帮几家几十家农民办点事就能得到安慰。我索性呆在乡政府看书。
前进村六个组，一千多人口，只有副村长家修了两间平房，他们有水田，但人口密度太大。我们常去村支书家，蒸饭时有时是玉米面，有时约有三分之一大米。支书说：“现在还有许多农户粮食不够吃，一年到头都有油吃的人家不多，许多家庭只要把过年猪吃完就断油，还有一些过年猪也没有，特别是刚分家的年轻夫妇”。我们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几乎不到农户家吃饭。
前进村有一刘姓原生产队副队长，从查账中得知他还欠集体几十元钱，我们到他家准备让他兑现。他搬到公路边已多年，修了一间小房子，里面用玉米杆隔成两格。曾从报上看到贵州西部某县有一家农户，当记者去采访时，看到那些家当，总值不到十元人民币，前进村刘组长家就属于这一类。我把查账的事告诉他，他说有那么回事，我没要求他兑现。
没有牛，没钱买猪仔，也没有养猪，想要那几十块钱，除了田地或是房子，除此之外就只有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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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价生命：
距乡政府五、六公里的鲁白村是该乡最穷的村子，从县城通往地区专员家乡的公路经过村子下面，村子背后是又高又陡的悬崖绝壁，峭壁下原是一片森林，现在都是玉米地，下大雨时，就会形成泥石流，经常塌方，很危险。从乡政府过去几百米的丫口往下看，也许有人不敢在悬崖峭壁下的鲁白村过夜。
附近百姓都说：“最穷最落后的是鲁白”，鲁白村一百多户人家全集中一处，是该乡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年轻姑娘还穿着古老的黑土布长衫，头上包黑帕子，每当赶集日，她们就像从远方哪一个部落来的土著。尽管我与她们是同一民族，但语言音调不同，很难与她们交谈，在服饰上也有很大区别。
鲁白村有一个从前是我的学生，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学校的人，刚从师范毕业半年，分配到另一个乡任教。在乡里各个单位没有一个鲁白人，听说该村有两个在外面工作，一个是六十年代走出的煤矿工人，另一个从部队复员后安排在外地工作；该乡文化较为发达，可鲁白村没有几个学生在乡中学念书。
整个村只有村支书家修了一幢两层楼的小平房，其它农户的房屋比战马田、前进等村的房子破烂得多，不过他们是该乡唯一有电灯的村子。
村子右边有一条沟，他们买了一台小型发动机，可有些人家买不起皮线，并且他们对安全不是那么重视，就用铁丝或裸露的铝线在村子中间拉过来牵过去，乱七八糟。我们下去时有人警告他们：这种裸露线很危险！不过乡干部、工作队只是讲讲而已。六月份下一场大雷雨，有两个人因这些裸露线被雷电击死。尽管死了人，并没引起乡政府的震惊，只是说：“前两天那场雷雨使鲁白死了两人”，没有后话。
越落后的地方，越贫穷的地方，人的生命越廉价。直到工作队撤回的两个月时间，鲁白的电灯再也没有亮起来，要不然，从丫口看下去，夜空中远处山脚下星星点点，那是一幅美景。后来的那段时间，夜幕降临，我常常独自伫立在丫口，看着远处的山，注视着山脚下黑压压的一片，眼前就浮现出东拉西扯的裸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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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我到被称为“土匪窝”的长流、鲁打，两个乡是两县、两特区交界。江北面属六枝、盘县两特区，南面从江边斜上六、七公里有两、三千亩梯田，梯田上方有一断层山，一、两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从江边向南垂直延伸三十公里，远处望去，那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北盘江从峡谷流过，长流、鲁打几乎是在崇山峻岭中，悬崖下几千梯田，看上去很富饶，可人口太密集，他们的日子并不比战马田村、前进村好过。
转两次车到中云镇，与赶马来赶集的农民走五个小时到长流，后来几天都到学生家（乡小学有8位学生）转悠。长流、鲁打两乡大多是岩石山，悬崖多，石洞多，又是几县交界，还有一条江，土匪容易躲藏，也容易逃窜，解放前土匪多，因此称为“土匪窝”。因地处偏远，虽通公路但不通车，也许是李专员老家，才修了这一条‘大马路’。
※ 断层山下的旅途：
他们的房屋比战马田村、前进村要差一些（也许是石料来源、也许是石匠工艺），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到几个学生家，因贵客临门，必倾出袋中之物，有些家庭稍好，除了杀鸡，还有一些米豆下饭；有的尽管热情有余，可囊中羞涩。刘杀鸡款待，桌上除了鸡肉鸡汤就是素酸菜汤，那点酸菜拈几下就没了，七、八个人喝一点酒就只好吃白饭。这地方即使有钱也没东西卖。
从长流到邻县龙吟镇要经过学生王家，我和王走两个半小时，到他家歇一晚。王父杀一只鸡，有一些竹笋。我知道如大多数农民家庭，多呆下去会给他们增加负担，执意第二天一早赶路。王父煮好面条，热好鸡汤，我吃完后才发现学生的妹妹面碗里就只有辣椒，没有其它酱油味精之类的作料，连油也没有，这样的情景我见到不少，可免不了产生一些联想。
为了送子女读书，学生家长已山穷水尽，幸好那几年用费不多。学生领了近一年工资，每月一百二、三十元，可弟妹仍在读书。他们村子还有几个分配到别处的学生，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可我不想去打扰他们家长。要是等到吃午饭，要是晚上没有把鸡汤留下，要是有什么事走不了，如果不是再杀一只鸡，让班主任吃素菜、吃素面，那主人一定很尴尬。
一年多后，我到某地调查，学生梁的父母杀一只鸡，几天后我回去取忘记拿走的东西，梁的父母又再杀一只鸡。杀鸡招待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可是有时没有别的办法。不下乡就很难了解农民的生活，下乡又常常给他们添麻烦。
八点钟出发，我和学生王沿着悬崖脚前行，过二十几条从断层山脉流下来的小水沟，走到尽头，进入另一个世界，那儿有田，有一些森林，还有草地。再走不到一小时就到学生黄家，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半。
看起来龙吟这地方比邻县好得多，学生黄却说：“这里的人笨得很，田地不少，也可以开荒，还是有些人缺粮”。哪地方都有穷人，只是穷人比例各有不同。本来想到处看看，可是由于学生们以及到了镇中学以后老师们热情款待，几碗酒下肚，一事无成。
七月七日早上七时，即出门的第十天，我不顾学生们劝阻，一意孤行，坚持走小路。吃了几嘴蛋炒饭，立刻上路，不管有路无路，往前走就是路。老天有眼，在荒无人烟的四小时路途中碰上几个去某茶场采茶的姑娘，分手后走一小时到小镇，没有车，又继续赶路，晚上八点多到达乡政府住地。要是听从学生劝告，我就没有在仅仅吃了几嘴饭后连续步行十三个小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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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区工作队老万到他分管的长田埂村回来说：“想不到那家人那么穷，房子没有人家牛圈大”；“茅草盖的木屋，又在山顶上，大风一吹，不知哪时候要倒”；“一棵凳子也没有，饭锅里玉米面粥比喂狗的都不如，菜锅又黑又锈，肯定好几个月没见油，箩筐里只有十多斤玉米籽”；“男的残废，拿起拐杖走路都很费力，女的近五十岁，穿的破棉袄有好几处棉花已挤了出来，到处是补疤”；“女的口齿伶俐，她说以前曾当过妇女队长，他们没有孩子，她是外地人，兄弟在另一个专区做小官，很多年没来往”；“乞丐般的生活，一辈子怎么过啊？他们老了以后又怎么办”？
老万呆在乡政府时间不多，后来他没再管那个村，一直找不到机会同他去一趟。那个故事总在我脑海里萦荡。
五年后我旧地重游，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山顶上的小茅屋’，了却心愿。
乡政府早已拉高压线，路边的战马田村和目的地长田埂村没看到电灯，五年时间，除了乡政府大楼改建，没有看到多大变化，江山依旧，人依旧。我和小表弟先到住在山洞里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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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顶洞人：
如果没人引路，要找到这家人很不容易，也许主人并不想让人发现洞里有人居住。洞口有一块玉米地，那时还未下种，玉米地也不是他家的，因此，看不到有人居住的痕迹，如一、两棵树或一、两笼竹子之类。
十多年前，这家人的房子被暴风雨掀翻，没有能力再建房，就搬到洞里住下。
洞口不大，没有门，人刚好不用低头，牛也能自由出入；洞里比一般房子大，很潮湿，大热天洞顶也往下滴水，洞里有一大半‘地面’是泥泞猪路、牛路。洞口靠右是猪的势力范围——“猪圈”，再往里是牛的地盘——“牛圈”，用石头堆成半米高的石坎是“猪圈”和“牛圈”边界；洞口右边用石头、泥土垒成灶，有一个旧碗柜，几棵木凳，晚上，鸡就蹲在碗柜旁边的乱石中。 “牛圈”左边有一张床，一床又黑又补了好几个洞的蚊帐，再往里延伸洞越来越矮，有装粮食的箩筐，放有农具等。猪、牛、鸡、人全住在没有任何界线的石洞里，众生平等。
洞顶的水一年四季往下滴到“猪圈”“牛圈”里，猪牛在上面踩过来踏过去，想起都会翻胃，更何况一日两餐都要在里面吃，一年365天都要在里面住。洞里又黑又潮又臭，那种气味在牢里我体验过，不过要是有水，多冲一下厕所，臭味就会少得多，而这洞里不仅猪粪牛粪搅成一堆，流不出去，连臭味都跑不出洞口，反而还往里灌。
小表弟受不了，坐不到两分钟就要到洞口换一口气，几个来回，顾不上主人有何想法，到洞外不再回来。呆几分钟都觉得难熬，主人家浸泡在这臭气中一住下就是十几年。
主人四十多岁，妻子上山干活没在洞里，两个儿子到外地找活干，两个女儿十五、六岁就出嫁，“只要有房子就行，女孩长大住在山洞里怎么过”？我不好意思问他的儿子回洞里时或是女儿未出嫁前睡在什么地方。
主人很勤劳，养有猪有牛有鸡，吃饱饭不成问题。我说：“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打工挣点钱回来，就可以修房子”，主人说：“他们在外面只要不饿死，不再回来这山洞就行，还能挣什么钱”。
牢房里比这山洞里好十倍，主人家为何不去坐牢呢？人有净秽之分，又有眼睛、鼻子之类的感觉器官，要是没有感官，就可随遇而安，可人为什么偏偏要长出这么多感觉器官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不知道这山顶洞人是否能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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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屋：
洞口对面不远的小山头就是五年来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山顶小木屋，从远处看还以为是守玉米地临时搭建的小茅棚。
提到地区工作队，提到老万，话题就多了起来。据村里人说两个老人相信迷信，不敢住在山下的小石房子里，把瓦、檩子之类卖掉还债就搬到山上。男主人原来是工人，回家后有病医不好而残废；妻子是白族——苗族的一个分支，又是地主子女，后来怕受歧视就把户口改为汉族。两个老人应该相信迷信，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幸按照常规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象别人那样能生育？为什么一病不起，背了一大笔债，还造成终身残废？还有种种不顺心的事，只好责怪屋基选得不好，心里也就没有了疑问，也就有活下来的勇气。
房子很小，一米七几的男主人拄着拐杖站起来就顶到茅草，男主人的床是用木板搭在两节圆木上，床也当作凳子。五年后他们家多了两棵木凳，可房顶上的茅草已被吹掉三分之一，后半部分的一大半除了用作檩子的竹杆外，没有茅草，女主人的床全暴露在阳光下。床上用木棍撑起，一头高一头矮，上面不是蚊帐而是塑料布，枕头这边刚好能让女主人坐起来，下雨时水就从枕头这边淌到脚那端流出去。这小空间可分成两半，煮饭的地方没漏雨，男主人的床一头在‘门口’，另一头伸到女主人枕头的那边，女主人那一半有一面用玉米杆围成的墙已全部被风吹走。房子恰在山顶上，看来再也经不起几场大风雨。
女主人已不是老万描述的“那妇女”，而已是“那老奶”了，她对男主人说：“你
讲的时候不要歪曲事实”，能说出“歪曲事实”一词一定是有些文化的，那天女主
人讲话不多。无论如何我都要走，男主人走不动无可奈何，女主人说不出话，冲上前来抓住我的衣包不放，我们留下来吃饭。
那时是农历三月底，有米饭，有腊肉，味道挺不错，也许几个月后，他们就会过着老万曾说过的“比喂狗都不如”的生活。
两位老人目送我们转过最后一道弯，他们站在山顶上至少有二十分钟，再走十分钟就到乡政府。那天赶到县城，第二天回到五百里外的家，一路上小表弟总是念：“想起搭在床上的那块塑料布，鼻子就发酸”。
女主人年轻时肯定出众，男主人也是英俊潇洒，旦夕祸福，人生不可测啊！一代伟人毛泽东活了八十岁，这两位老人也能活八十岁。低贱的人能活一辈子，高贵的人也只能活一辈子。尘世间有贫富之分、有苦乐之别，死后的世界是否也如此呢？也许这一世的痛苦是下一世的幸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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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 之一 ————麻 山
由于所谓‘反动’言论“十一大罪状”，“反腐败师生联合会”以及印发传单组织罢课，我受到“宽大处理”，下乡回来就：“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留用查看一年，易地处理”，被调到Ｂ县任教。秉性难移，我总是找机会下乡去看看。
Ｂ县是我老家的邻县，民族风俗，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等等几乎没什么差别。
※ 老公社：
下车后走近五小时到老公社住地，这里还没有公路。小时候光着脚去念书，二十年后又看到同样情景，只是穿着鞋子的人更多而已。附近农户还有不少人住在茅草房里，距老公社越远茅草房越多。
每一年有三、四十个小学生毕业，能升入初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小学一到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学生流失，还有一些没进过校门，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女孩，书名都没有。
这地方还有许多荒山，有森林，田地不算少，只是农民们只会种地，生产率低下，还带有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为了赶车，天不亮就上路，可一路上碰到好几家人早已在山坡上挖地，起早贪黑，仍是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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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区’：
距县城约十公里的山顶上有个苗族寨子，他们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寨子不大，全是茅草房，结构简单，几根木柱撑起，上面盖着茅草，就象承包荒山的农民搭起的临时小木棚，他们在这里已住了好几代人。
他们没有“家俱”的概念，床也只是用木棒搭起，上面放竹篾笆，铺上苞谷叶之类，有线毯就没有被子，有张烂被子就没有床单，枕头是文明世界的产物，妇女们穿着土布做的衣服，赶集时有人还光着脚。中国西南部雨水充沛，他们全靠望天水，每家挖一个池子，上面搭上树枝，要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以为水池里的‘黄河水’是用来浇菜或用来拌泥巴做砖瓦。他们有一些森林，打猎是最主要的乐趣，只是已没有黄麂之类猎物，野兔也很少，只有去捉鸟。政府并没有象巴西国那样给他们划出‘印第安人保护区’，文明社会也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Ｂ县与另一专区交界处——‘麻山’是贵州最贫困的“两山地区”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农民起义而为世人所知，他们不是小寨子，而是几十个村过着“保护区”同样极度穷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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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黄苞’的小女孩：
贫穷是隐私，可是藏不住，肤色、穿着、言谈、举止无一不暴露。
我住在校门左侧二楼，因宿舍楼相当于围墙外，因此，午休时打开窗户，校门口外一览无遗。
铁门外蹲着一位三十岁左右妇女，八、九岁的小女孩站在一旁，前面有一提篮黄苞，用桐叶包成一包一包，全部包完约有十来包。黄苞是带刺灌木结出的一种荚果，颜色黄橙橙，令人垂涎欲滴。十多年来到处开荒，剩下来已不多，在县城，只有赶集日才偶尔看到，城里学生很喜欢。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上课，下午没课，我一直坐在窗台边。可能是讨了一早上黄苞，又走很长的路，街上已没多少人，母女俩只好拿到学校来。
早来的学生问：“黄苞怎样卖？”答：“两角钱一包”，轻声细语，问一句答一句。有几个上前问，只有两个学生买，大多数只是扫一眼就走，甚而有一些学生走进校门时无意识地避开那母女俩。女学生抓着同伴的肩膀，同伴也转过来抓住她的手，斜眼看一下那黄苞就不声不响地跑开。可怕的人她们不敢接近，而挨近那些可怜的人，学生们会难过。快要上课，一群群学生涌进校园，门外坐着卖瓜子的两位老奶和一位老爷子他们每天都在，已习惯这种场面，而母女俩显得与那气氛很不协调。
在集市上偶尔有农民卖黄苞，买早菜的妇女们会上前一抢而光，既便宜又好吃，两、三毛钱的东西比你花几十块钱买人参蜂王浆更能让孩子们高兴。偏僻山区的农民并不知道经济学上有一条重要的定律：“物以稀为贵”。
大人们买东西讲究实惠，他们最爱在赶集日去买山里农民卖的东西，绝非出于同情，而是这些农民卖的东西是天然的，是原始的，是不带知识的，没有文明世界那样带有狡诈的成份，买他们的货既廉价又好欺负。三毛钱一斤白菜，大人们要问：“一毛五卖不卖？两毛呢”？价格被压下来是第一回合胜利，还要把“老”叶子剥个够，余下的全是白菜芯。中小学生可不一样，买东西不讲价钱，他们买的不只是所需要物品，他们还想从中得到乐趣，至少不会带来精神上的烦恼。
下第一节课有两个学生来买，其他买瓜子的学生只是眯着眼睛偷看那女孩。下第二节课只有买瓜子的学生。大热天学生们为何不买黄苞？大人们买东西是“我给你钱”，学生们买东西是“你拿东西给我”，你比我可怜，我怎么忍心“要”你的东西？蹲着的妇女穿着有些破烂，尤其是他们的同龄人——那个小女孩，木偶般地站在蓝子边，呆滞的目光，忧郁的神色，被阳光晒黑了并挂有几滴汗珠的面孔，蓬乱的头发人们常会把它形象地称为‘鸡窝’；又黑又粗的小手时而放进衣包里时而抽出来，乌黑的脚背上看起来血是黑的而不是红的；一双旧布鞋破了洞，裤管上还沾有许多灰尘……小女孩与学生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守了两个多小时，母女俩走了，她们得了八毛钱，要是拿去街上卖，可以多得一块多钱，可天黑尽还不一定能回到家。
在镇上念初中时，旱上小跑要一个半小时才到学校，要是睡过了头，晚上又没有留下剩饭，就饿着肚子去上学；即使吃了炒饭，肚子也很饿，去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就到，可每天四点过放学，回来爬那个坡到家时天已黑尽。身无分文，街上的粉摊几乎不去光顾，一路上只好去找野果，黄苞之类充饥。
小女孩的命运更苦，她肯定没进过校门。
两个多小时，我不时地往下看，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人间不平等。看起来那妇女很自卑，很酸楚，自知身份卑微，小女孩的未来与其母亲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很想下去拿几元钱给小女孩，然而素不相识，无缘无故拿钱给她，这会伤她的自尊，会让她感觉到有人在可怜她，几元钱、几十元钱对她又有什么用？只是在安慰我自己的同情心罢了。世上还有无数的穷人，还有无数的小女孩没进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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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之二————瑶山
“
寒冬腊月，有时下雪，有时霜冻，城里人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呆在家里烤煤炉烤电器，即使是教室里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毛衣毛裤、皮衣皮鞋。乡下人也有火烤，但他们很少有空闲，无论天气多么冷，他们都有许许多多杂事做不完。要喂牛放马，要梨田挖地，要栽菜种麦，要修房子，要补工具，要到邻里、亲戚家帮忙……一年到头忙不完，一辈子也干不完。干活时忘掉冷，一旦停下来或是走在路上，刺骨的寒风，头不由自主地缩进衣领里，手也想插进衣包里，可不是提就是挑或是扛，一会儿要摸这个，一会儿要抓那个，手那儿有空。
放牛的小孩几个挤在一起取暖，或是燃一两堆小火，或是蹲在大石脚或是两手牵着塑料布遮雨，一站一蹲一挤就是半天。浓雾笼罩使他们只能看到十米远，夜幕临近，这个问：“看见我的牛没有”？那个喊：“瞧见我的马没有”？嘴唇开裂，手脚生痛疮，冻僵了一整天，回家还要把弄湿的衣裤鞋袜烤干，可大人又不停地喊：“把这东西拿去”，“把那东西拿来”，又气又恼。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少代，有些地方已有所改变，有些地方仍继续，也不知要继续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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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鞋：
早上约九点钟，在一个叫‘周覃’的小镇转车。天下着毛毛细雨，从口中呼出的小水气在车窗上立即凝结成冰花，车上的旅客都在各自的坐位上缩成一团，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窗上的冰花使人看不见外面的一切。等车的时候，有一六十开外的老汉用布带缠在腰间，插有一把镰刀，衣服裤子有好些个疤，袖子裤管还有好几个洞，脚穿草鞋，沿着公路左边，低着头、弓着腰往前走。候车的人们手不是插在裤包里就是插进袖管间，没有人注意那老汉，老汉也从没转过脸，不声不响悄悄地、慢慢地消失在不远处的浓雾中。
七十年代，有不少的中老年人穿草鞋，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没有人卖草鞋，这老汉的草鞋一定是自已编，谁知道他穿了多少双草鞋。我问店铺的老妈妈：“这么冷，你们这儿还有人穿草鞋？”老人回答：“你不要奇怪，这儿的农民穷得很”。
在看守所时，牢犯们说：“这样的事情乡下不少”，家住城边的牢友黄说：“我们的车子在邻县县城附近加油时，树上结着冰花，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光着脚，背上背着一捆柴，看到她踩在冰冻的路上，我们替他打寒噤，不知道她是否有儿子”。爬雪山，过草地有这样的‘镜头’，二十世纪末，导演们想也想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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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赶马车去拉柴火的农民走两个小时就到扬拱和水尾乡交界，那儿是世行贷款造林的一个点，杉树刚栽两、三年，还很小。又走三个多小时到扬拱乡政府住地。
天已差不多黑尽，好几家人的门还是闭着，两个妇女在用碓子舂米，我上前问话，穿着黑土布做的比长袍稍短上衣的年轻妇女摇头说：“我不听！我不听！”意思是我讲汉话她听不懂，恰好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从对面房子出来，他会讲一些汉话，我同他到屋里坐。
※ 黑暗中的油松片：
扬拱乡大部分是水族，该县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和侗族的房屋构造模式差不多，有三层，地下层（第一层）堆放柴火、家具和煮猪食、喂鸡。第二层是房间、堂屋及煮饭的地方【用木板做一个差不多１平方米、20公分高的木盒当作火坑】；以前木材多，房屋里的隔板和墙都是木枋子，外观还好，只是里面隔板不多，显得空荡荡。第三层即楼层堆放粮食。
主人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已到入学年龄，乡小学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到，但只有老大念书。“前一年三个儿子都念书，因负担不起，老大成绩好一点，老二、老三就回来放牛，砍柴”；“我们家有四亩田，没钱买化肥，产量不高，没有其它可以卖钱，小娃的衣服裤子，学费和油盐都靠卖米”。三个孩子不读书，主人的理由并不充分，他们不仅没有赚钱的本事，主要原因还是思想落后。女主人听不懂汉话，一直没搭腔。
天黑近半小时，老二、老三放牛回来，兄弟俩把带到坡上没吃完的午饭（黑土布包的苞谷面饭）拿出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抓面饭蘸辣椒水，看来他们很饿。老大砍柴回来，也许因有客人，他不好意思，况且只要半小时就可吃晚饭。小孩背后燃着油松片，时明时暗，昏暗的灯光，那情景就象黑暗中的小油灯。
没问他家有没有过年猪，也没有到杀过年猪的时候。吃的是素白菜，一大碗辣椒水，有盐有味精，三分之一大米和三分之二苞谷米。用水浸泡玉米放到石磨里磨，大筛子把糠筛掉，小筛子把苞谷米和苞谷面分开，剩下苞谷面很不好吃，就是小孩放在膝盖上的面饭。有客人来除了吃苞谷米还要放点大米，土罐里的苞谷酒放在火边温热，第一次喝‘热酒’。
吃完饭，主人去叫了几个男人一起闲聊。对于农民，计划生育、征税、 赊销款、林场侵占土地、民工受剥削、地方干部胡作非为……都是话题，他们牢骚满腹，越讲越激动，什么所谓的“过激的”、“反动的”语言不时要冒出一两句。（其它章节将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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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图：
天黑前碰到的年轻妇女的丈夫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能干，汉话讲得好，他悄悄对我说：“他家没有床铺给你，到我那儿去睡”，把我拉到他家。他说村里有人家要建房，他们去抬木料回来很晚，很对不起。我知道 其意思是因为回来晚让我在那一家受委屈，远方来的客人，又是关注农民利益，很难得，到这里吃素白菜，真有些过意不去。第二天还要去抬木料，他把‘路线图’画好，因路上都没有人家户，不是河沟荒坡就是原始森林，叫我必须吃早饭再走。
他的床铺正如我以前和以后都睡过的一样，较为简单，稻草上面是竹席，竹席上面有一张线毡，那床被子我们两个盖起来有点窄。天没亮他就起床，我也起来，再重复‘路线图’，道歉了好几句才走。
‘一家人’好象就是夫妇两人，女主人在鼎罐里放了米，因我与她无法交流，洗好脸就动身，女主人不知如何是好，想说许多话可又讲不出来，虽说千年逢一次，她一定会因不会讲汉话而懊恼、遗憾。
二十分钟后到小卖部买一盒饼干，两瓶香槟酒，向着天边前进，两天后走到都柳江边，原始森林一去不复返。
原始森林是黔南、黔东南两个自治州交界，距扬拱约有四小时路程。因为赶路，一路小跑，不到一小时，赶上一老一少，与他们同路。分手后还没到交界处就碰上两父子挑着油松片（用作照明）往回赶，他们是扬拱人，我问：“你们怎么来得那么早”？他们说：“油松片不好找，来到半路天才亮，今天运气好，现在就能回去，有时候找半天都得不到一挑”。
进入原始森林，树叶大多已掉到地上，从上面隐隐约约能分辨出有人走过的痕迹，碰上两个男人，他们是下午村（黔东南）人，要到邻县九阡镇（黔南）赶集。为了买一些诸如食盐、火柴之类的洋货，他们第一天赶到九阡住一晚，第二天赶集，第三天才能赶回家，从下午村到九阡要走十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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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原始森林：
有几个‘林’老板带着民工到原始森林伐木，同民工聊了半个小时，继续赶路，到下午村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准备往前走，到那儿买松树林的管老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在下午村住了一晚。
管老板暂住的那家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煮好饭就抬到房间里去，我问管老板：“没有看到他煮菜”，管老板说：“她家会有什么菜？这地方的人懒得很，有田也不会种菜”。管老板把松木板劈来当柴烧，他说：“这里有森林，可他们很少去扛柴，只好烧枋子、烧板子”。
吃完饭，来一位老年人，他总是听不懂我说的话，他回答管老板的话时往往也是牛头对不上马尾，因为他不仅不会讲汉话，要听懂都很难。我准备去拜访他们的计划只好取消。次日早上八点，我离开了管老板所说的“原始森林里住着原始脑筋的原始人”——‘下午村’。
到‘二十四道拐’搞‘社教运动’时连续走了十三个小时，要不是碰上几个采茶姑娘，不知要走到哪个角落。这一次如果不是碰上一老一少，从扬拱出发时可能会南辕北辙，因为他们说：“大树往前一千多米往右拐”，事实上那“一千多米”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误差之大如此惊人，乡下人还不习惯文明世界的度量标准，他们最熟悉的是“鸡叫了几遍”、“那个人是属牛的”、“要走半个早上”等等。从下午村到江边：“约三小时路程”，可我马不停蹄走了七个多小时，管老板也说：“我们坐拉木材的车都要两个多小时”。
要是那天管老板不强行把我留下，下午四点钟出发至少晚上十一点才到江边。天气很冷，我和管老板挤在一铺，垫两床被子和一张纯羊毛毯，又再盖上两床被子都有些冷。天下着雨，伸手不见五指，都是从河里往下走［也是车路］，没有电筒，没有火柴，也没有手表不知早晚，一路上看不到人家户，收音机和照相机还有身上三、四百块钱尤如粪土。
管老板救了我的命，否则“路有冻死骨”。
上天保佑！人每到要陷于绝境时自会有救，何必为生死忧虑呢？生死有命，福祸在天。此前一年，有个二十多岁妇女肚里的“灵鸽”——【峨眉山道士灵魂附体】曾允诺我说：“只要你为众生做事，我保你大难不死”。也许我真的得到神灵暗中保护，常常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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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部
西南部、南部、东南部三个民族自治州虽然文化落后，但土地较为肥沃，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密度不大，农业、林业、畜牧业还有一些潜力，而到了西部就是另一景象。
“纳、威、赫，去不得”，西部地区纳雍、威宁、赫章三县是贵州有名的穷县，农民常常以马铃薯或玉米为主食。多少年以来，农民们一直那样贫穷，多少年以后，他们仍将那样贫穷。
闲聊时，黔东南一位司机说：“到了毕节地区，你会看到从没看到过的贫穷，他们不是少数人，而是都贫穷”；“我们这里是土山，乱栽什么都有些收入，而他们那儿大多是岩山，土地贫瘠，栽什么都不肯长，很少看到田，人口又多”；“那不是人住的地方”！生活在东部沿海、生活在平原的人们：“他们的祖先为何要搬到西部去”？生活在西部的人们：“他们的祖先为何会搬到这些岩缝中去？在这些地方怎么能生活”？？到了农民家里，正如以前报刊上报道：“家当不值十元钱”“以马铃薯为主食”等等。
司机：“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共有2.68万平方公里，约占台湾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600多万，大部分是汉族。
小时候以为“吃玉米粥”已经是穷到顶了，殊不知还有地方一年四季只有马铃薯。把马铃薯放到鼎罐、大锅里煮或蒸，外加蒜或辣椒，就像北方人吃馒头外加一颗大葱；有些切成薄片晒干，磨成土豆面与玉米面一起（西南、东南部的农村用玉米和大米）蒸煮；有些是切成片煮或炒，饭就是菜，菜即是饭。
在学校食堂，学生最喜欢吃‘洋芋’——马铃薯，那是下饭菜，可要是一年四季只吃洋芋，即使燕窝、熊掌也会吃腻。并且偶尔也能吃到大米饭，大米饭比洋芋更容易下口，更容易消化，米饭是一种诱惑：“大米一块一(西南部每斤6—7毛)，不算贵，可没有多少人买得起，除非是逢年过节”；“我们这里吃大米要么是做生意的人家，要么是有工作的家庭，有工作的那些人国家供应大米（94年有些地方还有供应）”。许多农民的生活就如前已叙述战马田村组长家。
我到西部目的之一是了解‘中国3356工程’——由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资助的一项造林、坡改梯、草场等项目工程。“3356”工程搞了一些坡改梯，我很意外、很失望，因为其规模比从宣传报道中想象的要小得多。不奇怪，五十年来中国人已习惯说大话。
到某林场——“3356”配套工程，山上的树木大多是杂木林，只相当于长江防护林工程的封山育林区，而非黔西南、黔东南那样成片成片种植杉树。［其它章节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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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颜六色的——床 单：
我没走大路，顺着山梁往上爬，山梁左面有几幢木房，有瓦房也有草房，比一般的木房稍小。往上走，那儿有几块田，一口水井，井边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位四十左右的妇女在洗衣服。腊月二十几，人们要把所有家当都翻出来洗干净，除旧迎新。
太阳快要下山，胶盆里只有一、两件，洗好的都晒在草丛上、田埂边。大人的、小孩的衣裤共有十来件，都是有补疤的，我总是发现不了一件好衣裤以求安慰，兴许她们没拿来洗。没有发现被套，草丛上晒有一张床单，已辨认不出床单究竟是什么颜色，什么布料，因上面各种颜色、各种布料都有，并且好几个洞还没补上。床单绝非前些年美国爱滋病患者剪小块小块各种颜色的布料拼凑而成的纪念物。
这张床单也可成为纪念物，倘若把它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一个世纪后它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农民贫穷的物证。
我本来想过去和那妇女搭讪，如果这样她会很不自在；我提起相机，选好景，准备把那张床单、那些衣裤拍下来，可妇女和小孩都看着我，妇女显得很寒酸、很难堪。她很穷，可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按下快门，尽管那张“床单”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她的穷困只有天知、地知、她知、我知，别人都不应该知道。
嵩山来的和尚与我闲聊，他说：“河南某下岗工人的儿子去偷别人东西，被抓到派出所，他去把儿子领回，没打也没骂，三十晚他去借几块钱买一斤肉，夫妻俩和儿子一起吃年饭，肉里放了耗子药，一家三口自杀了”。和尚没有超凡脱俗，他流泪，继续讲：“我家那地方很穷，父亲才叫我出来当和尚”；“父亲去世已八年，可我一直还没有回家”。他说：“我们陕西某地有一家三弟兄，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就穿，在家的不敢见客”。不知道他是听来还是从报上看来，我倒相信这些故事不会是伪造的。
以前曾看到报道：陕西某地一位老志愿军一家三代，三十多年一直睡他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那床被子。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子，就用稻秧或草之类扎成一大块当被子睡几十年。
这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农民的奇迹。那妇女家比他们要好一些，至少补疤的衣裤晒在刺笼上的就有好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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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七，‘旅行’告一段落。一路上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涌现：组长妻子借来的米和肉，山顶小茅屋的老夫妇，卖黄苞的小女孩，因土地被林场侵占而企图上吊自杀的老头老奶，在我们面前含泪述说土地被侵占的老妈妈，去领工钱却被毒打的林场民工，穿草鞋顶着刺骨寒风的老头，以及晒床单的农妇……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我任由那一幕幕在思绪太空中遨翔，没有阻止，让它流个够。
正如洗衣服的妇女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寒酸，我也不想让乘客们知道我的悲伤，要是他们知道我为农民而流泪，他们会鼻子一哼：“荒唐可笑的神经病”。他们宁愿为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哭泣，可不会为现实中的贫穷、苦难而掉泪。幸好他们都倒在各自的座位上睡觉。
对穷人、对农民，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没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一个月后，日记、手稿被抄走，可穷人的辛酸，农民的穷苦早已铭刻在我的大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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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部
※ 贫 穷 躲 不 住：
“贫穷”是隐私，可又藏不住，亲戚朋友，隔壁邻居怎么能瞒得过，即使素不相识，一旦结交，贫穷的尾巴早晚要露出来。
八号室有个强奸犯，牢犯们都说他‘性残废’。他是孤儿，到某个村子去帮工，经人介绍与一位寡妇相识，小伙不说什么，寡妇也没意见，交往一段时间准备成家，寡妇却告那小伙‘企图强奸’她，小伙被判三年。牢友们笑着说：“如果你有那功能，她一定和你成家，你自己不争气，脱了别人的衣服，又雄不起，她不告你，脸儿往哪儿搁啊”？
小伙又憨又笨又穷，他不上诉，因为回“家”没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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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胜因盗窃关押十个月后判一年，他很不高兴：“不得上农场喽”。只有不到两个月就可以出狱，还闷闷不乐，我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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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妻子把分家所得的一小间房卖掉到城里租房子，他打零工，妻子卖菜卖瓜子之类。因受人唆使，他用耗子药毒死耕牛，被以‘破坏生产罪’：判两年［同案判五年］。检察院起诉书、法院判决书都把本来是95年关押错写成94年关押，原告提醒过办案人员，没有引起重视。‘执行通知’一到，王只有一个月就满刑，但他找干部说：“日期搞错了”。干部想：提前一年放你回家不高兴，是不是有些神经？管教干部置之不理，王又给所长反映，所长只好告知法院把日期改过来。
如愿以偿，到农场劳改去了。
牢友们取笑他，管教干部也取笑他，我可什么也没说。
‘老家’那一小间房已卖掉，责任地已被抵押，城里无立锥之地，妻子只有离婚，除了一身躯壳，他一无所有；因被毒死的耕牛是其堂叔家，亲戚们也已不相认，要是从牢里出来，即使只是一、两天，他哪儿栖身？想卖力气也不一定有雇主，在牢里，至少有吃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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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犯被关进看守所（监狱），家属要送衣裤、被褥。有些家属什么东西都没送，可能是牢犯好吃懒做，作恶多端，有意让他受苦；也可能是家里太穷，没东西可送。不送倒好，牢友们不知底细。
有些只送一、两张破床单，或送一张又破又脏的被子，或是一、两件旧衣裤。‘不知好歹’，有时还对父母、妻儿发牢骚：“怎么不把我那件放在柜子里的好衣服送来呢”？ 让我在牢友面前头都抬不起来啊。‘有’总比‘无’好，有些却是几个月没穿内裤，冬天没有袜子，只有一、两双破布鞋。
家里不送钱，在看守所里几个月不刷牙；没有卫生纸，悄悄把别人丢弃的衣裤撕成小块擦屁股。孩子被抓进牢房，父母都很痛苦，无论如何都要送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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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沿着324国道线走了二十多公里，到看守所看望儿子，因还未判刑，不准接见，两个老人摸出一把钱交给所长，总共５元钱，几乎是零票，没有其它东西要转交。 所长常常用这故事教训牢犯：“你们这些劳改犯知道你们的父母有多苦吗？例如×××，他爹妈半夜就出门，走了六、七个小时，拿了五块钱，全都是角票”；“你们想尽孝老人就好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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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宫’的黄××看起来有些男子气，第一次因盗窃判三年，妻子另嫁他人，出狱一年多又因抢劫被关。他家离城不远，其母给他送衣服时送来了一块五毛钱，有一张五毛，其它都是一毛或两毛。干部没有登记在册让他签字，只是大喊：“黄×× ！你妈给你送了一块五毛钱”，“你妈给你送了一块五毛钱”，送来这点钱不如不送还好，然而母子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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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名 县
A县是贵州西南地区历史名县，明末永历帝曾在那儿呆了几年，清末重臣张之洞少年时代在那儿度过，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民国时期，都涌现出好几位将军，可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该县有煤矿、金矿，南昆铁路过境，投资近200亿元的天生桥一级、二级电站都在该县境内。前人留下遗产，天上又掉下馅饼，可并非人人都是上帝的选民。
※ 造 孽：
侯是A县巧洞人，他是看守所少有的罪大恶极的牢犯。他在南昆铁路建设工地贵州段作案：有私藏枪支；还有盗窃，共十一次，盗有警棍、录像机、功放机、大哥大、红塔山香烟及贵州醇之类，还有上万元现金；抢劫三次，最后一次两兄弟及另一个同案劫一艘小货船，抢得七元钱，船主被杀死。
侯偷来的钱不是借给这个就是借给那个，案发因为‘借脏物’抓进来就有七、八个。他必死无疑，只是希望早一点枪毙。身高不足一米五，做出如此大恶，“我死而无怨”。他托我出狱后转告其父母，让父母给他送一、两件衣服。
324 国道边有一幢小石屋，已建了近十年，我以为可能是分家出来的年轻夫妇准备在那儿开个小卖部，不过小卖部总也没开起来。
主人四十多岁，两个孩子，老大只有十岁左右，屋里很简陋又很窄。火坑是一个土坑，没有用石块围起来，有三个草凳，三脚上架一口煮菜锅，看上去以为是煮猪食的小锅。虽然土坑里的火已奄奄一息，两个小孩还是蹲在火坑边取暖，脚尖伸进坑灰里，两支手不时地触动那小锅，尽管都穿袜子，可裤管太段，小腿露出来一大节。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尤其是女主人的衣裤使我想起把床单晒在草丛上的妇女，惊人相似。
四月初下雨天，气候还有些寒冷。来来往往过了好多次，想不到路边的小石屋里竟然是这番风景。
小孩带我去侯家，侯家房子更破烂。石头砌的房子歪歪扭扭，门高不到一米七，房顶有些地方是瓦，有些地方是茅草，有些地方又用石棉瓦挡风遮雨。
左面一间屋子一片漆黑，只有石逢透进来一点点光，那儿有一张床；楼上用竹子做‘楼板’，上面有箩筐之类，不知楼上是否还有床铺；中间和右间只相当于一间，一进门就是土坑，右间是石磨、煮猪食的灶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房顶上的石棉瓦已破损不堪，有些地方用塑料布盖上以遮住冬天毛毛细雨，一旦下大雨不知怎么办。
侯的哥哥已分家，有两个小孩，修的那幢小石屋尽管很小，可是很牢固，年轻的女主人把那小天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侯是老二，还有三个妹，大妹十二岁，小幺妹七岁，比他大哥的孩子大四岁。侯的父亲没在家，母亲不到五十，很苍老，三个妹妹都没有毛衣，母亲身上的‘棉袄’有好几处棉花已挤了出来，这种棉衣是七十年代“救济衣”。我不想给她们添麻烦，可侯的母亲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她割了一大块腊肉，“今年吃的油都没有，养了一头大猪，已拿去卖，得点钱请他们去走路（意思是说去找关系）”；“两个二子只要有一个活下来就行了，谁叫他们把别人杀死呢”。
那头猪最多不过卖一千元，一千元想救活一条人命绝没有可能，只是心里踏实多了。中院法官们谁稀罕这点钱，或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只是被“好心人”骗去而已。
牢友赵一家子把另一赵家的妻子打死，听说他家花了两、三万，后来赵判十五年，其妻判九年，也许那钱起作用；雷家说：“花了三万才使雷从死刑变成死缓”；而王是四川民工，一分钱不花也一样从死刑变成死缓。有时花钱不花钱都是同样的结果、同样的判决、同样的下场，不过有钱人让他们去花好啦。一年后侯判死刑，侯的哥哥判无期，老人会以为是那头猪救了命。
“没有油吃”，那口铝锅除了锅铲铲掉那部分发亮，其它部分都“生锈”。大妹给我舀一碗苞谷面饭，小时候我们常吃苞谷面，可这碗饭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咽完。我没尝那腊肉，因为我吃一片，她们就少得吃一片，主人并没有发现我只拈那芹菜，否则她会难过，幸好还有白菜。
侯的父母又穷又苦，几个月后还得买棺木；大媳妇一定要嫁人，三个女儿还未长大，到那时还要抚养两个小孙女。这样沉重的包袱，侯的父母卸不掉也担不起。死了很轻松，活下来倒是受苦受累，造孽啊。我一直不提侯要父母买的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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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麻山：
投资一百亿元的天生桥电站（雷公滩电站）就在A县境内，该县财政收入因此大增，官员荷包胀鼓鼓，国家干部多发工资、多发奖金，农民却得不到好处。以前‘龙山姑娘’：“不管嫁牛嫁马，只要不在本地就行”，现在仍然如此。除了通火车的两个镇，A县还有几个“龙山”。
A县和C县交界处有一处待开发的风景点——仙鹤坪，公路已修通山脚，只是很少有车。“映山红”开花时节人们还穿着毛衣，又因为下雨，我们带着学生到山脚下的寨子扎营。
那一栋茅草房，比侯家房子稍大，不漏雨，在里面比在侯家感觉好多。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耳朵有点聋，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男的很少和我们搭腔，姑娘说那是她哥哥，当问其父母亲时，她说话颠三倒四，也许父母已过世，不过问其它事情时倒很顺利。
房前屋后空空荡荡，找半天才把那顿饭熬熟。平时他们怎样烧菜煮饭不得而知，他们肯定不会吃生米，只是每一餐都为了找柴火又累又恼。愚笨之人想的是下一分钟而不是下一顿，不会提前准备，没有父母的家庭，不想明天、不会计划、不管将来。我把身上七块零钱给她，但她家只有两碗米，苞谷面还没有磨，有一把青菜，也是亲戚在前一天送来的，其它的我们自己有。
虽然我已给她十块钱灯油费，可是次日早上回来时又有些后悔，要米要菜时，为什么不趁机多给她一点钱以求心里宽慰呢？不过要是多拿给她，在村集市上（正好赶集）我会很尴尬，二十块钱只能让学生吃个半饱，一小时后揣着“公款”的校长赶到，我们又加餐。
晚上要了一些谷草铺在她家楼上，让女学生在那儿休息，我和男同学就到牛圈上谷草堆里躺下。楼上本有一堆谷草“床铺”，上面只有一张十多元钱就可以买到的线毯，可能是亲戚送或是救灾物资，别无他物。女学生们说：“昨晚那个小女孩冷得哭了起来，好可怜”。牛圈右间 “楼上”谷草堆里也只有一床旧被子，应该是她哥哥的“床铺”，睡在牛圈上为了看守牛，这些地方牛被盗事件常有发生。回来的路上，学生们大声地一个传一个：“韦老师昨天晚上睡在牛圈里”，同事也开玩笑说：“牛粪的味道如何？和你在牢里是不是一样”？牛圈里也还有猪，不过比“山顶洞人”那一家要好消受得多。我们只享用一晚上，他们却要忍受一辈子，一代接着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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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天 靠 地 不 如 靠 自 己
一位成绩很拔尖的初中同学因饭菜票被人偷就跑回家，十五、六年过去，他是村里的首富。一位熟人告诉我：“你那位同学很了不起，有两千多元存款，又拿两千元放高利，粮食吃不完，养猪养鸡也很顺”。四、五千元就是“很了不起”，“就是村里首富”，要是在城里，他是最无能的穷光蛋，结婚家俱都买不起。
“在我们村里，很少有哪一家能拿出一、两千元的现金”，如此现实对农民来说太平常不过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从地区一中到某乡搞扶贫：“那个村有一大片田，除了种田卖米之外没有其它收入，八十多户人家只有二十四户杀过年猪”。农民不杀过年猪，逢年过节想方设法买一、二十斤肉，其它时候油荤都闻不到。曾是某乡乡长黄说：“从外县搬迁来的那些苗族，他们过的是原始生活，除了苞谷，木棚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破锅破碗破被子，扔到门外都没人拣，好多年没去了，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没有”。
这使我想起B县的油卖乡，他们的贫穷难以找到恰当的语言文字去描述。97年我去B县时，该乡有一个苗寨被大火烧光，当时正值学校号召学生捐款支援。杯水车薪，要过上好日子，必须自己奋斗。
长江洪水那段时间，我绕几个弯，找到住在山上的一个苗寨。有十四户人家，我不敢肯定就是黄乡长所描述的苗寨，有些相似也有些不同，无论如何我感到极大的安慰。
他们那儿每家都养有几头牛，有猪有鸡，用胶管引来自来水，还有学校。学校是一间四面土墙的茅草房，有几张小木凳但没有木板。星期天不上课，我进去时有几个男孩正在里面抓地上的泥灰一个打一个，脸上、衣裤上全是黄泥灰，外面下着雨，在里面玩得很开心。有个男孩很自信地说：“第一名是我，语文55分，数学51分”。他们只办一年级和三年级，老师是四年级“毕业”，一边干农活一边教这帮小孩子念书。
走一个多小时到江边，第二天又走七个小时才到乡中学住地。尽管路途遥远，走起路来我也觉得轻松，因为从大人、从孩子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对现状感到较为满意。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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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原因很多，贫穷的结果却相差无几，今人与古人贫富差别也许是因时代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现代人与现代人贫富悬殊是因所处的环境不同、机遇不同、能力不同、以及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有一位女中学生惊叹：“农民不可能没有电视，没有电视怎么过得下去嘛”！事实上人们与这位女中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人们判断某一事件的真假常常都是依据已有的经验，因此许多人会以为那些贫穷的故事都是夸张的，都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那样精炼而成、浓缩而成，因为那些故事太离谱、太难以置信，即使是当事人本身也说不出：“我为何那么贫穷”？不管怎么想不通，可现时本身却无法改变，不要因为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理论的局限性而否认其存在，正如人们对“鬼”的看法。
对农民的贫困，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能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他们不应该贫困，这些理由是徒然的，穷就是穷，你认为的稀奇事实际上很平常。
贫穷是现实，然而中国人很习惯于自欺欺人，常常纵向比较，越比越兴奋；不敢横向比较，因为越比越沮丧。从我们的观点，印第安部落最贫穷、最愚昧、最落后，他们却活得很自然；可是中国的穷人活得不自在，因为三、四千年以前，中国人就已进入奴隶社会，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封建时代，中国是文明古国，难道只要我们的人民比印第安部落活得好就值得欣慰吗？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国家划分成两个区域，农民住一边，非农民住一边，更确切地说是把穷人分到一边，富人分到一边；我们更不应该在分配国民财富时让少部分人过共产主义，而让大多数人“只配吃饱饭”。
当别人已跨入文明时代，你却还过着原始生活，痛苦与烦恼怎么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