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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家族企业研讨会     邹蓝

中国的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也同时是家族企业。

因为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关系，中国民营企业的传统，在1949年之后中断了3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接续起来。当然意识形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好久时间依然挂在民营企业头顶上：雇工超过7人，就是资本主义。剑砍下来，那未来的企业雏形就死定了。

在1949年前，中国不乏家族企业的传统。荣毅仁家族的申新企业系统，就是从他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老先生那传承下来的。而晋商徽商等商帮的企业，无不是几代传承、信誉卓著的家族企业。同样，同仁堂乐家，胡庆余堂，徽墨的胡开文等，也都是多代传承的老字号。国际上，就是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有大型的国有企业，但是依然好多企业是家族企业。而美国，干脆几乎没有国有企业。

记得1993年我在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的高级项目官时，管理的是中国经济改革项目。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大企业改革研究，有一块是上海方面组团出国考察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出国的地点却是美国。这让我很生气，我对办事的上海一个人员说，美国哪里有什么国有企业，只有意大利法国英国才有大型国有企业。到美国去不是见鬼游览观光去吗？联合国与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已经签署了大的协议，我无权不批其中的部分分课题项目。不过我把授权财务发支票的签署，一直拖到了最后一天。现在看来，只是让那上海来办事的公费在北京多玩了几天。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提供了大大过半的就业，虽然它们资产的份额不过是全国的1／3强。不过富有活力的这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省份。半壁江山大概不会夸张。也因此，它们的顺利运行，顺利转型，顺利继承到下一代手里，关乎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和就业。这都是地方长官要紧紧盯住的重要问题。也因此，30年后创业一代开始要退休，子女开始接班的过程，让一些地方政府也操心起来。新闻报道各地党校，政府操办富二代培训班。甚至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都开过如此的班。当然，首先操心的是创业一代，自己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是很要紧的。

不仅政府操心，学者也在操心。学者操心是他们研究这个，而研究结果也有助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中借鉴。

浙江是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省份，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和管理学院，针对浙江的如此现实，很早就介入了家族企业方面的研究。这次我到杭州参加这浙大这两所兄弟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顺序表明，前面已经有过五次年会了。

承蒙浙大城市学院副院长陈凌教授的好意和关照，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研究圈子，没有感到陌生。我研究宏观经济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介入企业研究的领域，一是因为脱离了北京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后到地方工作，研究没有必要那么宏观了，而与企业和经济土壤打交道多了；二来是在贵州财经学院担了一个MBA外部导师的名义，也需要从在校教师不太擅长而我可以有一些余地的角度切进这个领域。

我进入的方向，一是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这方面我能多借鉴海外的经验和研究；其次是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CSR。后者是新的研究专题，大家都是新来者。

这次我提交的研究报告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结合了美国的个别案例以及香港的两个案例，应该算有些信息量。没有料到主办方还要我充当一节讨论的评论员。后来是凭常识硬着头皮应付下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大康是老朋友，夏天他来的时候我们聊天时，说起我有一份研究报告谈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他就顺手拉我到杭州参加这个会并推荐给了陈凌教授。

这个会除了大陆台湾的学者，还有来自加拿大，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学者，华裔学者有之，还有印度裔的，还有白人。这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研讨会。

会议上，大康的引见，我结识了东道主陈凌教授，还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李新春教授和岭南学院的储小平教授。江汉大学的甘德安，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校友。他们都是家族企业研究这个行当里的领军人物。

台湾长荣大学的徐强教授风趣异常。他是学商并举的人，也是留美学人。他自己做过企业，现在做管理学院院长当然得心应手。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任教的东南亚华人蔡济铭Jess Chua教授，估计惯常用英文和闽南话以及东南亚语言，汉字能阅读能书写，但是普通话一般。他对家族企业的转型问题，有很深的研究。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桑贾伊·格尔教授则对家族企业的传承有深刻的见解。

而方太企业的创始人茅理翔先生，一向关注民营企业的继承问题，自己也举办了培训班。他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和管理学院有长期的合作。这次他也与会。晚餐时他从我面前走过，我恍惚记得他就是茅理翔，因为以前在深圳组织中国企业家论坛会议时，他来出席并演讲说。上前问候，果然正是茅理翔本人。

长期在日本留学现在到香港大学任教的官文娜博士，对日本企业有深入的研究，她的见解对于同属于东亚文明系统的中国企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大康长期研究海外华人的企业以及其跨国经营的历程，是这个圈子的资深人士，也是“茅理翔家族企业研究优秀论文奖”的评委。

会议结束时，陈凌教授列举了一些要感谢的人，我以为他会忽略在会议帮忙的城市学院和管理学院的同学充当的会议志愿者而举手要发言。后来陈教授提到要感谢在会场帮忙的同学们。其中颇有一部分浙江学生，就是本省中小企业家的子女，也算“富二代”。不过这些孩子都很热情周到为与会代表服务，从他们那里看不到新闻上那种有了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的二世祖的味道来。区别所在，大概就是家庭和本人的素质和教养吧。浙大这样的“富二代”多多益善。

我在会上如同海绵一样，吸了不少水。因为这个研究领域我不熟悉，几乎所有的见解对我来说都有价值。额外的收获是北京的一位老朋友武欣跟大康一起到杭州后各办各事去了。他回京去机场路上赶过来跟我和大康打了个招呼。他原来跟团中央徐永光一起做过一阵公益事业，跟我圈子里好多朋友都熟悉。在杭州见了他，是一个额外收获。

20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