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悲剧，如果仅仅止于愤怒、惋惜的情感宣泄和表达，缺少进一步的反思，那么，悲剧就有可能再次上演。在温岭少年杀人行凶一个月后，《青年时报》记者走进温岭泽国镇，试图拼贴出把伍明推向深渊的层层诱因，尽量还原行凶背后的“底色”，正如报道中副题所述，“是为警醒，是为求援”。

　　为什么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在邻居眼里是“问题少年”？为什么这个“问题少年”最后会行凶杀人？他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他又过着怎样的人生？就在这一恶性案件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视线时，这样一篇报道所展现出的悲怆人生的图景，不仅及时，而且必要。不是在为行凶者开脱，更不是泛滥化的归咎，而是将悲剧的痛感，像针一样刺向事件表皮下的血与肉。

　　像温岭少年行凶这样的悲剧，不是一起两起，此前深圳就发生一起堂兄为谋财，杀了自己的堂弟的案件。这些悲剧的共同点，主角的身份和伍明一样都是“候鸟少年”。而每当悲剧发生后，舆论总是习惯性地检讨，从当事人到家庭到学校到公共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检讨个遍，然后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然后就是“引以为戒”。

　　可过不了多久，“社会”还是那个“社会”，人生还是那个人生。正如泽国镇回复往日的生活一样，“老板、民工们依然在为生存而奔波”，那个下周村文化活动中心依然出租给当地的一家制鞋企业，其他少年们的生活依然单调。

　　为养家糊口，离乡背井，从穷困地区奔向相对发达地区，机器轰鸣的工厂里，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异乡为生存而操劳奔波，自身就遭遇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少有精力、心情、能力来看护孩子，要么留在老家当“留守”儿童，孩子大一点就带到身边做“候鸟少年”，这些孩子承受了匆忙、高速发展的痛果。

　　而从伍明的个案来看，这个成绩不错的聪明孩子不求上进，才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底层代际沉沦。过去，因为学力的溢价效应，“知识改变命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个很快就能兑现的承诺。而近段时间以来，这种溢价效应越来越缩水，对很多没有背景的大学生来说，毕业即失业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而另一方面，像“他爸是李刚”这样的官二代、富二代，却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地掌握并消耗求学、就业、升迁等社会资源，底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就在前不久，福建屏南县财政局为领导孩子量身定做“招聘条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伍明再聪明，成绩再好，他也很难感受到“上进”的激励动因，下意识地自我放弃，甚至毁灭。

　　当然，底层的代际沉沦不仅只中国独有，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日本学界提出“下流化”的概念，如原田泰就著有《日本为何穷人多》，三浦展著有《下流阶级》，都在警醒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阶层最终会决定孩子的未来，M型社会与贫富差距已经不是“可能”而是“现实”，面对父母的“下流化”，孩子才是受害最深的族群。同时，日本媒体也在全面反思和检讨社会“下流化”的成因。不过，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太一样，人家是发达国家，至少曾经向上过，而我们这边像伍明这样的家庭，能想象到甚至看得见五彩缤纷的云朵，却无力冲破头顶上的天花玻璃。这同样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