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11）

 

             东北局“五虎上将”冤案

 

1954年2月举行的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与东北局来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的林枫(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张秀山、张明远三人谈话，对如何开好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指示。

指出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清其罪恶，鼓舞大家。分清东北局的责任、个人责任，启发大家，强调团结。

1954年3月26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沈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会议的170人。会议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由东北局委员和省、市委书记组成。原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安志文作为高岗事件的知情人，也来沈阳参加会议。

周恩来亲自到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

周恩来因有外事任务，在沈阳停留了两天即返回了北京。此后会议由林枫主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

高干会议在揭发批判高岗的同时，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负责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检查，听取大家批评。

就在张秀山、张明远接受批评的过程当中，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在发言中说，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为高岗亲信，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武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于是在会上引起轰动，纷纷抓住不放。

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为东北局委员、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

如果说，周桓的发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言、林枫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作的会议总结，其分量就不同一般了。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认定：“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罗瑞卿断言：“高岗反党反中央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这就是说东北局内有一个高岗的反党宗派集团。

林枫说：“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表示完全同意罗瑞卿的意见。

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决议》正式肯定：“根据同志们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这些同志一方面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后，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据此，会议向中央建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5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和《建议》，并下发。“五虎上将”冤案就此铸成。

这“五虎上将”与高岗的关系，其实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只能接受无理批判，无权进行答辩。

1954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下达后，这五人都被降级使用。有的去当农场副场长，有的当了建筑公司副经理，有的当机械五金总厂、水泥厂的副厂长……

经过25年之后，张、张、马、郭、赵、陈六人在1979年先后得到了重新安排：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伯村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

中央在重新安排这几个人的工作时，陈云对张秀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薄一波对张明远说：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

后来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饶问题依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仅仅是“不再提了”。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泽东“拍板”，认定饶漱石犯有反革命罪，批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三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来查究。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

    据杨尚昆说，主要原因：

    其一，是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饶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全国党代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本来，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此材料后，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经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进而对饶漱石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派回来充当内奸的。

    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在党代会上，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泽东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关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又把1943年夏天被李士群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的事作了交代。陈毅看了他交来的材料，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容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毛泽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起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和中级下部提出了警告，他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种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赫鲁晓夫则是同情高岗和反对斯大林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饶漱石因肺炎去世

 

    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一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矢口否认自己曾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而言的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的打击报复，并一再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

    饶漱石的翻案行为，在党内把大家都惹火了，纷纷要求毛泽东从严处理这个脑后有反骨的“魏延”。这是饶漱石彻底埋葬自己的诱因之一。

    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扬帆“问题”的出现，是饶漱石政治命运彻底完结的又一个重要诱因。上海“潘杨事件”案发，说杨帆的“以特反特”方针，是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发明。于是饶漱石事件开始升级。

    结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在原来预计的“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基础上，又加上了“永远开除党籍”。

    1955年4月1日，随着扬帆问题被定性为“反革命”，经毛泽东“拍板”，饶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公安部正式逮捕。三天后，毛泽东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说：“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饶漱石被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公安部立案侦讯。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关于思想斗争”时指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时，潘汉年被判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杨帆被判处16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此，饶漱石的政治生命已经完全终结。不过，饶漱石问题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党中央、毛泽东还是给了他生路。

 

饶漱石在秦城监狱

饶漱石在监狱的编号是0105。1955年4月他被关进功德林隔离审查，那年他52岁。自此他在狱中长达20年。

饶漱石在功德林时，起初关押在功德林乙字号监房，为保密，乙字号只关押他一个人。1956年7月功德林设了一个管理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有8位高级干部，饶漱石也就进了“特监”区。他们的生活事宜由何殿奎一人管理。从北京饭店调来乙级厨师刘家雄为他们服务，所有食品都是从高干食品供应站采购来的。在生活方面饶漱石当时有优厚待遇。

1960年3月15日，饶漱石从功德林迁到秦城后，关押在204监区，此时204监区关押的高干有15人。经上级批准，1963年秋饶漱石从204区迁入职工家属区9号平房四居室单元房。他住单元房后可以在秦城地域内自由活动，如去小卖部购物、在周边散步等。管理员何殿奎曾问他：“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饶漱石说他不是反党分子，说“我有错误那是真的”。他说自己在新四军时有“左”的错误，解放后在华东也有错误，和陈毅没有搞好关系都是错误。何殿奎也问过他与高岗的关系问题，饶漱石说自己也有错误，但说自己没有反党的目的。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免生意外，安排饶漱石从家属区单元房搬到监区边上的大伙房里一间里屋，一日三餐由炊事员给他送去，只是伙食待遇被造反派降低了。1967年秦城军管前饶漱石又被收入监房。在他被收入监房前，有一天上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副主任带着秘书来秦城提审饶漱石。在他们到来之前，何管理员已接到通知，凡是要提审饶漱石必须持有周总理的批示件，方得许可。因此，何管理员问这位副主任：“你有总理批示吗？”他说“没有”，何管理员说：“那就请你去办手续吧。”他即给部里打了电话，打完电话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自此，再也没有人来提审饶漱石了。

1972年饶漱石被关押在秦城201区二楼西。那时他的伙食标准很低，到1973年周总理过问后，201区的伙食标准才提高，每个楼层还配了医生，设昼夜24小时值班室。1974年饶漱石已年逾古稀，进入冬季，得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复兴医院，但为时太晚。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逝世，终年73岁。他的遗体火化由医院207特区工作人员办理，饶的遗体是改姓换名送火葬场的。2009年饶漱石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没有任何线索。

 

    潘汉年、扬帆等人的问题，最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关于高、饶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说过：“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也是正确的。”

    高、饶事件，应该说是党内争权的派别斗争。杨尚昆在回忆处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说：“回想起来，发生高、饶事件的当时，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近来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记’，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扬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自己‘思想右倾’哩！”其他的干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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