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中国人如果从消费品来划物质生活水平的话，大致经过三个阶段：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小二件：手表，自行车；邓小平时代的大三件：电视、空调、洗衣机；胡温时代的两大件：住房、汽车。而这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一根主线就是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总人口数量的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相差很大。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1980年，发达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为70.9％，其中，美国为77％，日本为78.3％，联邦德国为84.7％，英国为90.8％，加拿大为75.5％。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30.1％，其中不少国家低于20％。

　　历史早已证明：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

　　就此而言，胡温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真正成效就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联合国今年3月2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在中国。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当天在纽约总部发布了《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极快，超过了其他国家。”报告说，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重要转型。1980年，中国只有51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

　　  生活在中国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化 从1980年开始的，胡温执政后加速发展，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共有185个中国城市跨过50万人口门槛。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又将有107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在几年之内城市化率就将过半。这一进步的历史意义不容小觑，起原因是：

　　首先，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需要求。一般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值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而1978年以来，中国的这一比值虽然有所提高，但至1999年也仅达到62．66％。城市化的滞后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固化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抑制了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出现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从而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目前，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中国的服务业更加落后。服务业的落后已经制约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十五”时期，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没有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便不可能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其次，城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较少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是中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目前农户农作物生产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仅有0．4公顷，与世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如美国和加拿大)的耕地经营规模(从几百到上千公顷)相差甚远。这意味着在单位农产品的成本中，世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生产的农产品的劳动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10％左右)大大低于中国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40％—60％)。显然，在物化生产成本(如化肥和农药等)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产品将十分缺乏竞争力。中国要提高种植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除了通过科技提高产量外，还需要使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如果农业劳动力不能大规模转移，在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过财政补贴维持农业的生存，中央政府的财政将不堪重负，从而有可能加重其他产业的税费负担，并进而影响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及其国际化，需要形成一些国际性的贸易、金融、信息中心，而这些中心多以大城市为依托。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国也必须发展一些大城市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区域性、全球性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

　　再次，城市化将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目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推进城市化，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通路、通水、通电、通邮、通话、通气、通热和平整土地工程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灾害预前与控制工程建设，快速轨道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工程建设等。这些工程的建设将拉动投资需求，扩大就业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居民向城市的集聚还将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拉动房地产投资需求。城市化创造着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汽车、信息产品、服务产品的需求，为市场扩张创造前提条件。城市化将整体上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教育、医疗及卫生条件，能够为经济增长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最后，城市化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人口地域集中过程。人口和经济的集中便于经济活动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提高生产率，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资本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而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又以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为前提。城市化将为农民的非农转移创造机会。因此，城市的发展能够带动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城市化还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件。

　　语云“水涨船高”，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必然带来房价上涨问题——大量农民蜂拥入城，房价能不涨么？于是许多人担心房价再涨十年，市场将天下大乱，事实真会如此吗？

　　事实上，中国的房价已经涨了不止十年了，但仍在持续的上涨之中，并且在上涨的过程之中城市化率在不断加大、城市已建成面积在不断地迅速扩张、城市居民的住房在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在快速的增长，这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房价的上涨，并不会阻止人民改善生活质量的步伐。

　　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中国第一次房价的暴涨来自于土地实行有偿出让制度。第二次上涨来自于外销商品房的推动。第三次上涨来自于货币化改革之后的需求市场化。第四次上涨则来自于土地供给制度的变化（包括招拍挂制度与紧缩土地供给）。其中两次来自于土地制度的变化，两次来自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前者是供的质量变化，后者是需求的变化。而今是两者结合的一种上涨。既有土地供给的原因，也有需求产品和需求变化的原因。

　　从1996—2003年的房价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情况看出，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住宅价格增长了37.8%，年均4.7%，而收入增长了75%，年均9.37%，约为房价增长的一倍。只有2004年的房价增幅大于了收入的增幅，自2004年的调控政策出台之后，连续几年的房价增幅在持续的下降。2007年一季度的房价增长了5.6%，但城市人均收入增长了16.8%，远远高于房价的增幅，只能说明房价收入比在逐年的缩小而不是逐年的扩大。

　　在确保人均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只要房价的增长幅度小于收入的增长，那么房价的上涨又有什么不合理呢？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均收入的增长中难道不包括建筑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吗？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价格的增长幅度大于房价增长幅度。如果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连续高速增长，又如何让房价不随之增长呢？

　　只要社会保障到位，只要收入的增长快于、大于房价的增长，则房价的增长就并不可怕。少数城市与地区的高房价，更多的是经济发达推动的，也包括非本地收入家庭的外来购买能力的支撑。公共财政制度的优势必然吸引更多的消费向发达的公共财政靠拢，互补中会抵消房价的上涨因素，因此发达地区的房价一定会高于非发达地区的房价。

　　总而言之，胡温主政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体现了历史必然，对这一过程，我们在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应当全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