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较量与中国的紧缩
方正商学院副院长郭士英
经济世界越来越匪夷所思。最能发行钞票的国家，不但没有出现世界多国遭遇的通胀压力，反而却正在面临通缩的威胁。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一现象值得高度重视。
在后危机时期的世界再平衡过程中，作为危机始发国的美国，至今的态度和路径选择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美国仍然在推卸责任并违心地指责新兴国家，对于自身的问题和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则避而不谈或听之任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内部改革进展缓慢，并且，作为导火索的房地产市场，至今也仍无起色。对于国内经济复苏缓慢、通缩隐现以及失业率高企等问题，美国没有把改善实体经济作为政策目标，反而再次按照危机前的错误思路把严重依赖于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的“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当做了主攻方向。为此，美国不惜牺牲国家信用并且不顾全球多国的强烈反对，再次祭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寄希望于股市和衍生市场的繁荣增加美国企业和家庭的账面富贵，从而增加消费、促进增长。这实际上是极其荒谬的，这表明美国不但不想为过去的失误承担责任，而且还在幻想再次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转嫁自身危机、恢复从前的旧模式和旧格局。
债台高筑、赤字惊人的美国，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亟待深度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遗憾的是，这些改革举步维艰，因为他们的选民认为应该为历史负责的是政府，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愿意牺牲其实已经难以为继的福利，激烈地反对政府企图缩减财政赤字的努力。最终的结果，美国政府选择了保护他的人民，不惜牺牲现任政府的信誉而决定实施对美国而言最为便利的量化宽松。美国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全世界来为美国过去的豪奢挥霍来买单。当然，为防不测，量化宽松的后台支持系统是美国至今领先世界的军事和高科技。
美国宣称量化宽松是受国内经济困境所迫的不得已之选，他们认为量化宽松所造成的弱势美元——这个正在赖账和点燃通胀之火的家伙，“不过是副产品”。美国人也许认为，当自家出现经济拮据时，到外面去偷去抢是光荣的；美国人也许认为，野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至于一不小心烧毁了别人的森林，那也不过是“副产品”，根本不应该被谴责。
很有趣的是，中国作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是美元滥印的最大受损方。更不幸的是，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一要指责的国家，称中国因为汇率升值不足而要对世界经济失衡承担主要责任。为此美国还企图在全世界孤立中国，说什么“如果人民币不更快升值，中国人就会使所有人都遭殃；中国正在让巴西、韩国、印度、南非、以色列等国家陷入困境……”
弱势美元以及美国的政策目标导向，直接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上涨，为此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美国则认为，这是中国拒绝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必然后果。按照这一逻辑，所有出现通货膨胀国家的本币似乎都应该大幅升值，都把自己的市场出让给渴望“出口翻番”的美国。不过，即便如此，美国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些空白——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美国高昂的劳动成本有下降趋势，也没有看到过于注重虚拟经济的美国有效改善实体经济的成果。
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由此变得越来越复杂，各自的坚持将使得这样的一场大国博弈变得越来越艰难，有可能形成长期的综合较量。就经济领域而言，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量化宽松给新兴国家带来了政策困境，货币政策遭遇维护币值稳定还是控制物价及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矛盾。但量化宽松为美国带来稀释债务和赤字的实惠的同时，也势必让美元以及美国的影响力大打折扣，长此以往美国有可能因此远离世界权利的核心以及失去重新崛起的基础条件。这是异常危险的较量，事关中美沉浮和二三十年后的全球格局。
在实体经济恢复之前，美国不可能放弃“量化宽松”这颗修炼了几十年的救命仙丹。第二次的量化宽松之后，很可能还会有第三次和第四次，等等，美国不得不以此谋求产业再造的宝贵时间，同时不断印钞并带动全球投机资本催生新兴国家的恶性通胀和资产泡沫。一旦新兴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顶不住货币泛滥的压力，那么，一场不亚于前两年美国危机的金融危机就会很快爆发。果如其然，美国就扯平了。可悲的是，美国的危机没有外部的直接推动者和受益者，但若新兴国家危机再现，那么早已遍布全球并暗中推波助澜的美国金融势力一定会“趁火打劫”，此后这些巨幅增值的美元会快速回流美国。仅此一役，美国实际上就可以将自己全部历史外债一笔勾销，再度成为全球最富有、最有消费潜力的国家。而中国很可能会因此失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积累，其损失的总量和失去的速度，或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而且，此后的日本经济停滞并没有影响其社会的基本稳定，但是中国或不然。
为了重振雄风，美国已经开始从伊拉克等地撤军并积极部署其重回亚洲战略。这印证了以上中美经济博弈的战略思维。美国的意图越来越清晰地瞄准了后危机时代仍强劲增长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由此将持续展开政治、外交、经济、信息与金融暗战。这一次的战略对抗与较量，对美国而言亦可谓孤注一掷、志在必得。
对于中国而言，总体战略应是“以守为攻、疏堵并重”。美国的强势未消，中国主动进攻也缺乏丰富的经验；加之必须直面国内诸多棘手的问题，所以必须首先立足国内加以应对，是故采取守势。守住了就是胜利，因为消耗不起的是已经危机四伏却被迫豪赌的美国，未来必将受到全球指责的，也应该是信用大失的美国。中国的重点目标始终是维持国内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基本稳定，预计单纯的灵活疏导或硬性堵塞，都不足以长期有效，因此要相互结合。总之中国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恶性通胀和高度的资产泡沫化，坚决防止外国势力“捞一把再砸一把”的金融阴谋得逞。
为此，未来国内经济对策的脉络大致如下：
一、货币政策持续收缩：为了防止恶性通胀和资产泡沫，紧缩货币政策在所难免，即便不能有效防止境外美元推动的输入型通胀，也必须放手一搏。紧缩政策要谨慎布局，非万不得已，要避免走向极端，防止造成企业内伤和激化社会矛盾。紧缩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政策的艺术性，虚实结合、出其不意，才能对投机分子形成战略威慑，达到克敌制胜之奇效。
二、人民币缓慢升值：只要货币政策开始紧缩，人民币升值难以避免，何况西方的压力会与日俱增。缓慢升值既可博得战略主动，又可避免国内企业过多丢失海外市场。至于加息与升值会导致外资套利空间加大的问题，已经并非主流，那些固定收益相比资产市场的兴风作浪，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三、继续维持房地产低调发展：保持现有的政策调控力度，不改弦更张，也不随意加大。积极落实政府廉租房和保障房建设，加大市场供应，维护住房价格和社会稳定。总体目标是维持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3年时间内不出现恶性上涨和严重的资产泡沫。但若出现房价下跌过速，则也必须适当放松调控力度，避免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冷危机而累计整个国民经济。
四、保障实物供应：重点是原油、农产品和国内紧缺的原材料。从国内加大生产和国际加大采购两个方面入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重要支撑，花费在国内紧缺物资的购置方面总比坐地贬值更值得。
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财政状况较好，举债空间较大，这是中国的又一重要的客观优势。遏制物价上涨引发的各种问题，及时以财政补贴手段加以弥补，尤其是公用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
六、努力扩大消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暂时放慢发展速度，与提升国内消费增速的政策目标实际并不直接矛盾。原因恰恰在于国民财富积累的总量较大及其结构的不平衡性。为此，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力度，以此改善农民生活并进而激发其消费增长。另一方面要以财税、进口等手段刺激国内富有阶层的新兴消费行为，加大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比例。同时，以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京津冀经济圈等区域性发展来拉动经济和消费增长。在紧缩背景下增加国内消费增长的难度的确较大，但逐步细化并陆续出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经济转型和优化增长模式，是至为关键的。
七、促进股市温和上涨：在流动性充裕背景下，股市的蓄水池作用不可低估，更不能尝试弃而不用。尽管采取紧缩措施，但历史的积累不可能一朝逆转。况且，对于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性而言，多余的流动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必须的。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民生政治以及国际博弈的角度，既然不得不继续保持房地产市场的高压调控，那么若要同时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那就必须为社会资金提供另外一个合理合法的投资渠道，非股市莫属。在加息和准备金率并逐步走高的背景下，相信股市也不会产生过大的泡沫。适当上涨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也是提升社会消费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疏堵并重的战略选择中，如果必须取舍，选择放任股市适度上涨，利大于弊。当然，为了防止估值的泡沫化，可以加快蓝筹上市以及国际板的进程。
八、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越快，中国的的独立性就来得越早、表现得越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就会越大；相反，美元的重振难度则会增加，美国的元气就越是需要更长时间加以恢复。
未来几年，以中美博弈为背景的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一定会比较复杂，企业经营和金融投资都要首先关注风险、曲折前进：美国的量化宽松不一定会带来曾经气壮山河的牛市，中国的紧缩也不一定会终结国际商品的基本涨势。市场的有涨有跌乃属平常，博弈背景下其实很难走到左或右的极端。各国的经济政策也会因为多种原因出现或大或小的曲折，但应该说，中国目前的基础是良好的，未来只要战略思维和政策思路不出现根本动摇，中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并进入下一轮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综观形势，平心而论，中国唯一让人不放心的还是社会稳定问题，因此，社会政治改革必须及时跟进，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