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的远东情结

          沈东子

法国人当中热爱东方文化者不少，但走火入魔如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则少见。马尔罗做过官，做到法兰西共和国文化部长，我通常对做官的作家是比较厌恶的，不过他是个例外，不是说喜欢他，只是佩服他说大话时那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能耐。说马尔罗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征服者》和《人的状况》，因为这两部作品都与中国有关，前者讲述1925年开始的省港大罢工，后者描写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马尔罗与亚洲有不解之缘，当时的印度支那受法国殖民统治，他为寻找吴哥窟与新婚太太一道穿越柬埔寨热带密林，像当年斯坦因偷运敦煌古卷那样，用四辆马车偷运佛像，结果被抓获坐了几个月班房。

出狱后小马对法国殖民当局深恶痛绝，决心帮助当地人反抗殖民统治，据他说他流落到西贡，帮助胡志明创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共前身），身份有点像中共创立时的那个荷兰人马林，后来又为了买印刷机去香港、澳门，正好碰上省港大罢工，他摇身一变成了罢工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做上了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左右手，两年后他又到了上海，把工人起义当做东方的巴黎公社，与共产党员一起出生入死对抗新军阀蒋介石，似乎是这场较量中的关键人物。其实这些经历都是他虚构的，1930年以前他只来过中国一次，只在香港小住过几天，可就凭道听途说写出了两部小说。

问题是对读者的疑虑，他从不予以澄清，如果有哪个记者把这些传奇当做他的经历进行报道，他也予以默认。那个时代的世界，通讯不如现在发达，没有电话也没有电邮，法国民众对遥远的中国，就像如今我们对彼岸的加州西太平洋大学一样知之甚少，人家说什么都信以为真。马尔罗编造的远东故事，深深打动了众多欧洲读者，他自己自然也从中受益，被奉为九死一生的法兰西英雄，《人的状况》获1933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事情不止于此，马尔罗在后来出版的《反回忆录》中，说自己在北平见过托洛茨基，说陈毅参加过长征，说自己在中南海与毛泽东煮酒论英雄等等。其实毛对他的态度与对古巴游击队员格瓦拉相似，虽然不乏好感但也保持距离。1965年马尔罗作为戴高乐特使来华，礼节性地拜访了毛，在场的还有两国其他政要，加上翻译时间总共也没超过半小时，能说上几句话？但这位仁兄对这次会见写了足足八十多页，从哲学谈到历史，又谈到诗歌，好像他与毛相见恨晚，有私下长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文学想象力。

马尔罗这种将事实与小说混合起来的写法，终于引来了记者的质疑，起先他还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实在招架不住，只好说你没看我的书名叫《反回忆录》吗，既然是反，当然不能当回忆录看，文学本来就是文学不是历史。显然在这样的回忆录里，他回忆的不是史实，是他自己。晚年的马尔罗喜欢写信，喜欢在信件上画一只猫，似乎象征自己一生都在暗夜中行走。1976年11月，继周恩来、毛泽东去世后，马尔罗也魂归西天，给自己的远东情结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