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智慧论》常有幽默举例说复杂问题。在阐述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时，它这样告诉知识界：有研究表明，“左撇子”强迫记忆能力比其他人高出许多。显然，这是知识点，你记住了，应试考试针对上述提问回答，你获得了满分。可是，你是否因为应试成绩满分即能同时拥有与“左撇子”相同的思维习惯和记忆能力？答案是否定的。原来，智慧不是知识点，而是多种思维方法的运用（能力）。思维方法可以列入知识点范围，但其运用习惯或思维能力才是智慧。
《智慧论》之所以要强调多种思维方法的运用，强调人类最基本思维方法有三种，其主旨就是寄望教育界摆脱30年一贯制的单一概念形式教育模式。知识的运用主要依靠三种思维方式达成。一是垂直运用，也叫直接运用，以现有知识点为大前提设定，实施有大前提条件限定的演绎推理或归纳分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二是横向运用，也叫间接运用，依靠现有知识点进入到与其拥有对等对应关系的另一知识领域，横向开拓创新概念，或创新修正已知概念中未知的对等对应关系，或创新确认尚无概念定则的事实内涵，并确认其与既定概念之间的对等对应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逻辑方法。三是直觉运用，也叫灵感运用。如今，知识界最习惯的思维方法是第一种。有知识点就拿来直接运用，很习惯很自觉地就进入了单一形式逻辑思维定势。
在我们不熟悉不习惯辩证逻辑思维的条件下，先由他人确认对等概念的相互关系，然后在已确认的对等概念指导下研究运用对等律之外的另外两个定则――对应律和居中律，也可以使多数人学有收获。不过，辩证逻辑的基础是“对等律”的运用。《智慧论》所用80%的篇幅是在帮助人们遵循辩证逻辑去寻找和创新对等概念，也可以说几乎整部著作都在演示如何创意发现对等概念问题。
通常，我们寻找反义词很容易，发现并确认拥有对应作用力关系的对等概念不容易。难就难在对等律的运用上，这一步一迈出，人脑就会在一个较宽领域产生并形成可兼容形式逻辑的创新思维。多数人熟练掌握这一体现辩证逻辑基础性思维方法的运用能力，需要在奠定马哲基本功的基础上再把《智慧论》读三遍，不过有人辅导，或许无需耗费太多功夫。下面，我们一起练习一次：
如今，知识界都知道市场经济是以“价值”为核心，也都知道不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是人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是创造出来！”――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真理。可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社会功利的实现、社会权力的运作和发展指标的衡量只为“创造价值”而存在，他们不停地拆旧建新，不停地“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停地只满足和追求当年ＧＤＰ增长和考核。这时，你就会想到：只懂得“价值是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缺乏包容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完美真理只在形式逻辑中存在，在辩证逻辑面前从来就没有完美的真理。如果考虑“国富要靠积累”――这种观念是否更适用科学发展且更具包容性？那要先分析：财富积累能不能包含并继承创新与创造的原有竞争优势？于是，我们把财富积累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财富形态转移积累方式，一种是财富形态不变积累方式。两者可形成对等对应关系，其综合效应将比单一创造ＧＤＰ大出数倍！
首先，前一种方式是依靠创新积累和创造积累，依靠知识积累和人才积累，依靠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来实现的，它的积累方式主要表现为财富形态的不断转移或不断提升。比如知识、人力、资金的投入转变为初级产品及其资金回报，在初级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又转变为高科技创新和投入，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也不断转变为更高一级的产能积累和财富积累。
后一种积累方式是依靠财富形态长期不变的时间积累来实现的。比如黄金，它依靠重量形态来衡量其价值，不论将其打造为项链、耳环或者戒指，只要重力形态不变，必然增值。比如建筑景观，是以其历尽沧桑而形态不变来实现价值积累的。凡超过80年的建筑物均可视为价值连城的“神物”。澳门“大三巴”牌坊，原本是教堂唯一一面未倒塌的墙，如今，其所实现的价值可以在内地筹建一座中小城市；而圆明园的那几根尚未倒塌的欧式门柱，价值已经超过6亿元；四川阆中古城建筑，其未来可实现的旅游价值将会远超一个中等城市的工业产值；上海外滩那些百年建筑的实际价值，谁能估算出它们的经济效益？比如自然景观，中国丹霞地貌需要耗费数亿元资金申报世遗，那么，它自身积累并可实现的价值是多少？在我们这个地形多样的国家，不出30年后，大片的梯田景观和大片的田园风光都将伴随时间推移而高速积累非农业非工业GDP。用心保护它们，用心珍惜它们的不变形态，你没有创造价值也积累了更多价值。
国富靠积累。一是创新积累，二是惜旧积累。让两者对应起来，形成新的思维方式，30年后，中国必将出现几何式财富剧增效应。尤其是城市建设，市长有必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城市规划上，而不是用在快拆快建的速度效率上。宁可整体科学规划3年然后再用10年来实现规划，也决不盲目拆建。国家应提倡城建竞争的主方向是竞争科学规划和百年大计，而不是相互竞争高楼更新。每一座城市都需要考虑：我们今天竖起的这座高楼，30年后其价值能不能抵得上圆明园一根不倒的立柱？讲到这里，也许下面的数理逻辑推算（即摘取诺奖的“临门一脚”机会留给大家去做）已经不难了，所有经济学家都可以计算出“创新”与“惜旧”两种积累的对应增长指数将是单一创造GDP值所含纯收入的3倍多。如果做的好，20年后，即便是我国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故意5年不增长，因“惜旧财富”的积累而实现的产值也会推动国民纯收入大幅度增长。当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全面发展和全面积累财富。
是否还需要练习一次？不用了，把《智慧论》读三遍自然就会，哪怕是包含200多差错的非正式版本。我曾经提到，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如何实现“千人汽车拥有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最难也是最令人醒悟的问题，恰恰是寻找四组对等概念问题。我们还有充裕时间等到新能源车成熟之后来研究这一问题。期间，若有人能够提前找到这四组对等概念，他就是我的辩证逻辑的知音，我将为他祝贺！
对等律的运用及其发明，主要体现在对等概念的发现和确认上，它的存在方式甚至可以不用文档记录，只需大脑记忆几个词组。这样的思想成果，目前，它还不能被国家认可为同样属于一项专利发明。
人类思维从朴素辩证法到古典辩证法，再到现代辩证法以至发展到今天可与数字化建立广义对应关系并可相互转换的辩证逻辑学，这一过程，已经经历了与人类意识起源直到当今灿烂文化所走过的相同并且漫长的发展阶段。其中，朴素辩证法在人类思想史上走过的历程最长，其次是黑格尔的古典辩证法，再次是马克思的现代辩证法。而用对等律、对应律、居中律三大逻辑定则使辩证法思维与数学思维构成广义对应关系的进步，是当今时代的事。
2007年，当我根据《智慧论》对中共中下层干部提到辩证逻辑时，得到的反馈是这样：“辩证法？不就是既这样又那样，两点论，两手抓嘛！”我知道，这种解释只沾了一点辩证法的边，更谈不上是在解释辩证逻辑。
《智慧论》清晰界定了辩证法的发展进程：人类的辩证思维是从不严格界定概念形式开始起源的。那种辩证法也常被称之为“朴素辩证法”。我们今天还能体味的道学与佛学哲理，仍然保持着它很朴素的辩证法特征，比如“无即是有，实即为虚”；“福祸所依，祸福所状”等等，这些深邃哲理均没有界定对等概念之理性内涵，只告诉你两个概念是相互包容相互牵扯的，然后靠你用心感受。
后来，黑格尔的古典辩证法诞生了，他走到了朴素辩证法的另一极端，是专门思辨概念形式的辩证法，不探讨也不深究概念形式之间的具体内容。黑格尔辩证法非自觉实现了让不确定概念定则的事实来多角度对应固定的概念形式，它打破了死守单一概念形式逻辑易致人脑僵化的思维模式。黑格尔通过帮助人们巧辩概念，把人类思维带到了另一个被提升的思想境界，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重大。但古典辩证法的局限是，只能用于概念形式思辨，也容易激活人脑，尤其对律师们寻找法律方面的概念形式漏洞并帮助当事人胜诉有极大帮助，而用于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意义不大。
再后来，马克思的现代辩证法诞生了。马克思辩证法是基于基本概念形式而又重点思辨概念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其所强调的并非是概念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两个对等概念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第一个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针对他的全部哲学概念体系完成了彻底贯穿，这是黑格尔虽有思想发现却没有做到贯彻始终的辩证思维成果。所以，现代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又可以被称之为“作用力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它认可并阐释概念形式的区别和联系，却并不囿于概念形式；它把哲学思维的重点放在对等概念的相互作用力之间。
人类思维方法是人类科学史的先导，哲学家是引领人类智慧成果的先驱。在哲学大师之后，总有紧随而来的科学大师相继涌现。世上，先有哲学家，后有天文学家；先有亚里斯多德三段论，后有阿基米德的数理证明学；先有马克思的辩证法，后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先有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后有基因排序工程；先有系统论方法，后有信息化工程的组合式发明……在这里，笔者并非是宣示哲学家比“其他家”更伟大，而是昭示人类文明进程有规律有先后顺序，先有集客观精华的杰出思想才有聚天地之灵的发明创造。每当人类科学发现与发明无重大突破时，我们都不应该首先指责：科学家哪里去了？而应该首先询问：思想家哪里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思维方法的科学化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实现重大突破的思想史进程。所以，我们难免看到：马克思现代辩证法为我们提供的只是最基本哲学概念体系的思辨方法。《智慧论》通过推论人类意识起源的道理深入看到：一方面，人脑的科学思维不囿于概念形式定则才能推进思想创新；另一方面，人脑思维又必须依赖概念形式定则才能产生有社会意义的“意识形态”。这个道理常要提醒我们自问：继承并尊重现代辩证法为我们提供的基本概念体系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基本思维方法，这当然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但是，如果囿于马克思辩证法现成的概念体系，我们能不能做到创新发现，能不能推进人类文明史思想史科学史大发展？不能。文革“极左”教训恰恰就是错把马克思哲学体系推到了概念形式化、思想教条化的境地。说马克思哲学是尊重科学概念但不囿于既定概念的现代辩证法体系，可是，一旦使它教条化那就成了左的僵化，与我们今天部分头脑抛弃马克思崇拜洋教条的右的僵化一样危害严重。
再看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并不满足马克思辩证法的概念体系，他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制定战略决策的背后支撑，是他自己丰富和发展的辩证法概念体系，比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因与外因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信仰原因是，中共“三大法宝”是用哲学创新范畴支撑的。邓小平的辩证法则主要体现在“先富与均富”、“计划与市场”的对立统一上，也正是邓小平的哲学范畴拯救了濒于僵死、崩溃和贫穷的中国经济。邓小平没有哲学论著，但其发展战略中的辩证思维十分鲜明。他把前一个对等范畴解释为“波浪式发展”，把后一个对等范畴解释为“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
我们看到，中国的每一次大发展，实际上是在辩证思维范畴每一次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取得的。前政协主席李瑞环也比较精通马克思辩证法，当然，他是在原有概念基础上的应用阐述和应用解释。这就要接着问：既然中国发展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离不开辩证思维创新范畴的发现和运用，那么，如何运用辩证思维发现新的对等概念并引领时代进步呢？
《智慧论》竭尽全力所要展示的创意，就是如何运用对等律在更加包容的层面确认对等概念，建立科学发展的创新思维，然后做到更精准地引入数字化并运用对应律和居中律。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学问。在其出版过程中，先后接触过8家出版社编辑，他们都习惯用现有分析哲学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评判著作价值：“看完前几章分别都有精彩论述，但说不准学术价值。”
我们知道，当代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单一形式逻辑30年一贯的教育模式中，大家比较习惯的学识评价标准，是已经熟知的概念形式推理和有权威标签的大前提设定。对一些没有权威标签的人以及那些原创价值较高的新的思维方式，初次接触时并非能够以习惯思维来予接受。至于编辑们所肯定的“精彩论述”，那只不过是辩证逻辑兼用形式逻辑的表面结果，类似于足球场上大战术铺垫之后的“临门一脚”好看！
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物质运动的相互作用力遍及一切领域。人的身心健康需要与外界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在心理机制方面，人的内心和谐只能依靠包容性较好的辩证逻辑思维，才能把处于内心的所有矛盾调整到良性互动状态。而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则没有上述功能。《智慧论》认为，单一形式逻辑头脑维持具体环境中的平和心态，一是靠幸运寄托，二是靠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当今很多外表坚强而成熟的人，内心则很脆弱很焦虑很极端，易崩溃的。
在社会形态方面，拥有辩证逻辑天赋的人脑，更容易做到自觉兼顾社会各种矛盾并善于协调多向对应关系做出居中选择或获取综合决策效应。相反，如果社会各界多数人都是单一形式逻辑头脑，这个社会则常常会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出现极左势力或极右群体，由其自然演变的结果往往势不两立。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可扬其所长的领域是专业技术领域，它拥有严谨优势。
在政治形态方面，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如果被普及，将为多党制奠定思维方法基础，因为各执一端的大前提设定很难依靠同类大脑兼容另一群体的发展要求，此种现状，必须依靠另一群体（党派）的“实力掣肘”才能使社会维持均衡协调发展。相反，辩证逻辑头脑被普及，则为一党执政的良性运作奠定思维方法基础，因为，除极少数“博爱”者外，只有这一种头脑可灵敏反应并包容来自社会不同方向的相互作用力，并拥有充分的思维能力把各种相互作用力（矛盾）调整到良性互动状态。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推论，如果矛盾激化且势不两立，则另当别论。也就是《智慧论》所指出的：当两个极端演变为尖锐对立时，主动有为的辩证逻辑将失去部分作用，自然和社会将自发进入自然辩证法的主导局面，也就是被动有为的“朴素辩证法”将引领社会进入渐变与激变、趋稳与动荡交替出现的自发调节局面。辩证逻辑用于社会发展领域的核心问题，是主动把握社会发展的渐变规律，尽可能避免自然辩证法揭示的激变阶段。不过，当激变难以避免时，它并非不接受，辩证逻辑与自然辩证法本来同根同脉。
《智慧论》并不要求人人熟练运用对等律，它只要求一党执政的多数公务员头脑应具备辩证逻辑思维的响应机制，有这，也就足够驾驭复杂局面了。建议把马克思哲学、毛泽东哲学读一遍，然后把《智慧论》读一遍――哪怕是未正式出版未纠正200多处差错的版本也有好处。
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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