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绿色产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化，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的必经之路，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环境，必然对现有经济发展政策环境进行深度调整。客观地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阻力，在于各级政府部门“GDP至上”的发展理念，换言之，“GDP至上”的政绩观是阻碍绿色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障碍。如果不放弃“GDP至上”的政绩观、不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那么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是一句空话，而发展绿色经济也势必成为继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噱头。

　　笔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之中，各级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节能减排”等目标）相匹配。要先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强制性约束，再在此基础上去确定各地可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经济指标，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可持续发展经济目标就必然成为软约束。笔者建议，既然我国已经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那么这一目标就必须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前提条件，在此硬约束条件下再去确立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出口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各种发展指标。在此政策基础上，各经济主体都明了一定的GDP对应的消耗与排放，在技术、结构、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消耗与排放的约束量决定了GDP的限制量，要想增加GDP，就必须通过技术、结构的改进去实现。这样一来，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的发展，就可能成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的支撑手段。如果，没有这个硬约束前提，那么，绿色经济就很可能成为所谓的新的增长点，而与发展绿色经济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只有在宏观政策环境发生改变后，企业的行为才有可能随之改变，企业发展绿色经济才有其推动力。由于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强化、消费者对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偏好需求、关联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关联性约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等，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形象、消费者的忠诚度、关联企业的支持，进而影响到企业的销售和利润。如此一来，随着政府、企业、公民对绿色经济认识的改变，生产及流通活动中是否对环境友好，也将成为消费者选择消费、企业选择合作者、金融机构选择融资者和融资项目的重要依据。企业行为必然随之改变，促进企业发展绿色经济也就水到渠成。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必须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粗放型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损耗为代价的增长也必须得到遏制，高消耗高能耗产业占较大比重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调整。这些，都将使企业运行模式、产业发展方向、企业发展战略等发生转变。

　　笔者认为，推动企业发展绿色经济，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环境，也需要微观需求基础。因为，只有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倾向于绿色消费，企业才可能真正去迎合需求而转向绿色生产。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就是逐步改变一些“对环境不友好”的消费偏好和生活习惯。如，要把节能、节水、减耗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并不是单纯从减少个人支出来考虑，而是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比如，家庭用水，要建造相应的设施、要形成循环使用的习惯，这也不是单纯考虑节省水费，而是基于节约资源生活理念的自觉行动）；要逐步适应垃圾分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选择消费，充分考虑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企业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等因素；尽可能改变使用一次性产品、豪华包装产品、使用或废弃对环境影响很大的产品。总之，绿色经济的起步需要形成一个对环境友好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群体。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势必成为企业发展绿色经济的引导力量。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一个具体建议：逐步推行产品及服务都须在其标识物上注明该产品（服务）在生产和废弃过程中碳排放水平的制度（如同在烟草制品上标注焦油含量），一些环境不友好产品应明确标注“本品为环境不友好产品”（如同烟草制品上强制标注“吸烟有害健康”）。这样一种行动如果能够持续坚持下去，那么必然会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价值约束，那样会对消费偏好、消费行为选择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进而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耗费和污染产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引导企业转向发展绿色产品。近年来，英国的一些超市、日本的一些企业，都将其生产商品都标明其“碳排放量”。这些事例印证了笔者这一主张的实践意义和现实可行性。

　　本文系价值中国约稿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