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然审美的实践历程(2)
——六朝时期：自然审美的形成
潘世东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黄巾起义，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各派地主武装势力，各霸一方，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时间，豪强混战，社会动荡，尤其在北方。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大分裂、大动荡促使人口大规模流动。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迁移，给江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推动。同时，江南优美的山水风光，也激发起文人学士们的审美情思，这是六朝时期自然审美形成的时代契机。
六朝时期，自然审美的形成是诸多主、客体和内外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六朝特殊的社会背景为自然审美准备了审美主体和审美氛围。当时，士族享有社会特权，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士大夫文人在佳丽的江南山水环境中，过着优裕生活。老庄的天道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大为流行。清谈玄理，游山玩水成为时尚。《世说新语》曰：“过江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
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官宦，或“肆意遨游”，以逞其志；或退隐田园，以寄情山水。前者的代表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后者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他们游山观水的动机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其结果都起到推动自然山水由自然崇拜对象转变为游览审美对象的促进作用。他们的山水诗、田园诗，都已完全摆脱了自然神崇拜形式，而达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融洽。
再次，自然审美的形成，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及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影响以外，地理环境，即自然因素本身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山水诗、山水画大量产生在江南，这同江南许多地方有优美的自然景观有关。山水秀丽的江南激发了诗人画家的灵感，使他们创作出大批的山水诗画。《世说新语》中说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由此可见，名山大川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山神崇拜对象，而是游览审美的场所，陶冶心情的环境，成为可观、可游、可居的乐园了。这在我国自然审美的发展史上，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自然审美主客体的形成。自然审美主客体的形成是自然审美得以最终实现的基本条件。
次之，六朝自然审美的形成，还得力于自然审美理论上的自觉。如东晋顾恺之有《画论》、《画云台山记》、南朝著名画家宗炳有《画山水序》、南齐画家谢赫有《古画品录》等绘画理论著作，其中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了自然审美的经验、技巧、方法和理论，它们的诞生为自然审美的形成和展开作了扎实的理论铺垫。此外，在文学理论中，也有大量的文论著作进行了自然审美的探索。如建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气”（自然之气和人之性气）与文章之美的关系问题，西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物我交感、情景交融”的问题，南朝梁人钟嵘在《诗品》中提出了诗歌创作“天然美”的问题，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情以物迁、物以情观”和“物我交融、神与物游”的问题，这些问题兼涉到自然审美理论和实践过程乃至审美主体心理机制等方方面面。比如刘勰认为美是自然的、客观的。自然事物的美，是由自然界本身产生的，他说：“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以盖道之文也”[1]这就是说，“日月叠壁”，“山川焕绮”之自然美，都是天和地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天和地本身具有的。这就从理论上概括出水自然美存在名山大川之中，需要到真山真水中去领略，这对自然审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六朝自然审美，大略有三种形式：
1．文人士大夫艺术化的自然审美
文人士大夫艺术化的自然审美乃是一种用艺术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的方式，亦即让自然通过审美主体的心灵浸透、过滤之后走进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和诗文等艺术世界的自然审美实践活动。这种自然审美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六朝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以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他们以自己的天才创作将自然万物搬进了诗歌艺术世界。谢灵运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他的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山水诗代替了玄言诗，成为独立的诗派。这是他游山玩水、审美活动的丰硕成果。真可谓“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当然，谢灵运等人是出于失意而游览名山大川的，所以，“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虽然人在山水中，心却在山水外，因而谢灵运的诗，往往难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陶渊明则不然，他早年便有爱慕自然的思想，“少无适俗韵，性本受山丘”，所以当他仕途不得志时，便怀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生活。他经历了十多年仕隐不定的生活后，终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冠归田。重返“自然”后，他深有冲出“樊笼”之感，生活悠然自得，有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下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身居名山，耕读田园，与美好的风景结下了不解之缘，故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之感慨。他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的审美观及其关于桃花源的畅想，对后世自然山水的美学形象的塑造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山水、田园诗出现的同时，山水画也作为独立的画科而诞生了，这是文人士大夫艺术化的自然审美的第二条路线。中国山水画无论是历史之悠久，或艺术成就之高，都在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占极重要地位。它的独立出现要比欧洲的风景画早一千多年。这时期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第一批山水画家，如宗炳、谢赫、顾恺之等。名山大川成了他们游览审美和绘画创作的对象。其中，南朝山水画家宗炳，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不肯应召为官。一生好游名山大川，并曾结庐衡山，“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2]。晚年归病江陵，唯一的担忧便是：“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3]。一生所到之处，都画来挂在墙上，对人说：“抚琴动操，欲今众山皆响”[4]。此情此景，真可谓入痴如醉了。他撰写的《画山水序》，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他的这种自然山水审美理念和审美实践，成为后人神游自然山水的先导。
山水诗和山水画都反映作者游览名山大川的成果，是作者对大量自然山水审美观照的心得和产物。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入地到名山大川中去发掘，去观赏真山真水的的自然美，那么自然山水的审美也就无从产生。
2．僧人道士宗教化的自然审美
在我国自然审美的现实实践审美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和道教起了重要作用。正如俗话所指出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以对名山大川的自然审美为基础，佛教和道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审美的快速发展。
佛教自东汉末年开始传入，至南北朝时，已十分兴盛，几乎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到东晋时，全国已形成三个佛教中心，北方以长安为中心，南方以庐山和建康（南京）为中心，一时间，梵宇琳宫遍布城乡。“两晋时，洛阳只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时发展到千以上。北周武帝于公元577年灭佛，废佛寺4万余所，还俗僧人将近300万。[5]东晋100多年间，建寺院多达1700多处。到了南北朝，帝王贵族更多好佛，大肆兴建寺院，仅建康一带，据记载就有五百来所。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多数寺院选址在自然优美、清幽寂静的山林之中，当时泰山、嵩山、衡山、庐山、天台山、九华山等许多名山都有佛寺建成。因为，在佛教徒们看来，处于这样的环境，有利众僧超脱“红尘”，潜心修炼，以达到涅槃境界，即“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尤其是禅宗僧徒，多住在山林之中。这样，一方面，名山大川，成为僧人修行的理想去处；另一方面，佛寺佛僧进入山川秀林，直接参与了对自然山川的开发和审美，也为自然审美注入了新的内容。佛寺进入名山秀林，除了建造大量的佛寺以外，还开凿了许多石窟。其中，流传至今并享有盛名的有敦煌千佛洞、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保留了大量石雕佛像和佛教宗教故事壁画。一方面，它们可以传播和巩固人们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引来了大量游客，无形中为自然审美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自然审美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契机。
道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创教于汉，奉老子为教主。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主旨，认为名山是神仙之所居，于是上山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所谓仙，《释名·释长幼》曰：“仙人者，或辣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人间而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而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流俗。”由此可见，道教理想的成仙修道环境，应该是高山名岳如五岳、武当山、青城山等，都曾为道教的圣地。道教比佛教更追求自然环境。
无论佛教或道教，他们之所以占据名山大川，一是出于宗教教义之需，二是追求“佛国仙山”的优美自然景观以满足精神所需，三是优质生态环境有利于“长生不老”的修行。这就是寺、庙、宫、观上名山的基本原因。名山上寺庙、道观的建设，为文人名士、诗人画家游山观景提供了食宿、栖居的条件。虽然僧人、羽士同诗人、画家等各有所求，但他们在哲学上、山水审美观上，都有共同语言，因而在名山中结成了朋友。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很有文化素养的高僧，不仅通晓佛理，而且精通诗文书画，如道安、慧远、法显、罗什、戴逵等。许多诗人、画家亦深通佛理，交好僧人，如谢灵运、宗炳、阎立本、曹不兴、顾长康（恺之）被称为佛教诗人和画家；许询、王羲之等也都热心于佛寺建设。由此看来，佛僧和道士进入名山的间接后果，不仅开一代新风，同时更为自然审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3．达官贵人物态化的自然审美
所谓物态化的自然审美，即将各种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各种已有的自然美观念用物质的手段加以物质化，成为可视可触、可闻可嗅、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感性客观存在。自然审美物态化的广泛展开是从六朝达官贵人开始的。
在诸多园林建设中，最有特色、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谢灵运。谢灵运不但以他特有的美感去发现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且开创中国自然风景发展史的新时代。他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时，开拓建设相当规模的自然风景区——“经始山川”。他亲自考察，“策杖孤征，入涧涉水，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源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通过自然山水景观的审美分析，因山就势，布置不同功能的建筑，“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根据风景区的景观特色，因地制宜构筑山屋宅园和亭、轩、馆、寺等风景建筑，然后依游览路线，将分区各景点和建筑联系起来。可见，“经始山川”，既区别于历史上域养禽曾供帝王畋猎囿游的“囿”，又不同于秦汉时代“离宫别馆相望，周阁复通相属”的“宫苑”，而是以自然山水为主景，适当配置山居宅园和点景建筑的风景区。其主要功能是“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满足自然山水审美和避世隐居的精神生活需要。因此，谢灵运可以说是中国自然风景区的开拓者。可见，中国自然风景区的开拓和建设，一开始便有拥有高度文化和山水美学素养的人士参与，充分体现了中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的对自然审美指导作用。
遁迹山水，逍遥江湖，在今日看来是消沉颓废的，在当时，它也只是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高级人生境界和奢华的排场，但它把老庄思想当作精神追求引入特定空间，对中国自然审美的影响确是巨大的。后来郭熙把自然山水划为可望、可行、可游、可居四种，并以为可游可居之处为最美，绘画最应该画的就是这里；同时他还以为，对山水画要以林泉之心去欣赏等，都是这种时代风潮的回光倒影。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自然审美史上是个划时代的时期，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认识，以及赋予它们的含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对天地万物和名山大川的自然神崇拜，转化为对自然万物和名山大川的感悟、移情、审视、改造乃至利用占有，而在自然怀抱中的游览审美和宗教活动则是这个时期的主要自然审美活动方式。这是中国自然审美发展史上伟大的转变时期。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2][3][4]《宋书。隐逸传》
[5][6]参见魏士衡《中国自然美学思想探源》，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280、276页。
[7]谢灵运《山居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