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与制度的路径
——陈志武先生的知行合一
信孚大学学员
西方文明与学术均源自古希腊，在美丽的爱琴海畔，贸易产生的海洋文明缔造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大师，他们不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悲天悯人，以家国为己任，而是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力图探索智慧与真理。以致哈佛大学引以为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希腊的火炬照耀了后世的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哈耶克，科斯……他们不谄媚于政府，不屈服于民粹，固执的坚持市场的理想，他们认为，没有进出限制、自由贸易的市场能够增进每个人的福利，政府无需插手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指引市场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配置资源。他们照亮了经济学的星空。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这些经济学常识才传到中国。
而陈志武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人普及经济常识的人。金融的逻辑是他的核心思想，制度的改革和开放是他孜孜以求的事业。他试图向人们揭开金融神秘的面纱，以金融的视角解释古往今来的社会变迁。他坚信，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资源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呢？答案是：制度资源才是最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细致的写道，“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起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本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
【先生的知行合一】
他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制度上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有人问：如果中国要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繁荣，是靠地大物博，或者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还是要靠别的资源来保持这种发展？
他理性的回答：“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制度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包括矿业、农业与林业）。中国有很多劳动力，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资本，但缺乏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资本，这包括对产权的保护不够、合同无法执行、司法不独立与低效、新闻媒体不独立等。
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制造业为主要出口导向的出口模式，到今天，这种发展模式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制造业消耗的能量和资源都很多，而且对环境产生很大的污染，若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和环境根本承受不了。另外从就业角度来说，靠制造业来增加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靠制造业增加的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此中国必须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从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线的发展模式。”
他敏锐的发现，制度因素（城乡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等），国家金融的垄断，创业机会的不平等，国家占有太多的生产要素是造成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科斯早已诠释，产权=所有权=价值归属感，人们对私有产权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促进财富的产生。面对暴力拆迁，他大声倡导土地私有化，希望国家把最好的发展机会还给农民，让农民能在这个共和国获得权利和尊严。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力，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他鼓励中国金融业探索金融创新，增进全民的理财意识和福利。经过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创新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实金融创新通过一系列金融协议，将财富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不均抹匀，在增进现期福利的情况下，往往可以为将来产生更多的财富。
他这样预测未来“虽然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朝着高科技、知识经济方面发展，但是我个人觉得，相当一段时期之内，我们的知识产权、智力经济发展的潜力会比较少。就是因为制度资本的问题。”
他忧心忡忡的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发展它的资本市场和更广义的第三产业。按照施正荣“微笑曲线”理论，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处于低谷——制造组装，崛起的中国渴望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升华到一个以金融经济为核心的工业社会。但是，除非能进行促进市场交易的制度、机制变革，比如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否则那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资本市场大发展有几个前提，包括产权制度的明确及司法体系的建立、完整信息披露体系的建立等，金融的发展从来都是和社会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的。
金融的本质是为闲置的资金提供保值升值的机会。“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先生语。
质疑金融作用的人往往没有看到，交易可以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市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社会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鼓励技术创新，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再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整个社会的收入与财富也跟着不断增长。
现代金融制度的最大力量在于，通过好的分配制度和制度倾斜鼓励冒险精神和技术创新。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社会自动的低成本迅速的筹集资金来从事创新产业，最终迅速的提高生产力，使全民分享技术的福利。
在新的世界规则下里，哪国的制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交易成本最小，哪国就能创造最多的财富。这就是现代金融的逻辑。
制度是长期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想增进全民的福利，不是靠廉价劳动力能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的是中国能否建立一套媲美甚至超越美国的更为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希望我能接过陈志武先生手中希望的种子，将它继续播种下去。
【我的认识】
透过金融这个望远镜回溯历史，我发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是这个大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资源配置问题。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二)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而作为“百业之枢纽”，金融业的发展无疑能促进工商业发展，为中国的稳定繁荣提供更切实的保障。
然而，历朝历代对于工商业的严密控制和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使得商人对经营盐铁这样垄断业务或购买土地趋之若鹜，无心其他普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无法形成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也使得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远逊于欧洲，中国也就难逃治乱循环。
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建立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充分、交易成本小的开放型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