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序
  

   读完这部书稿，欣喜之情油然而起。李云雷，这位年轻的评论家，已经在他不长的为文生涯中建立起广阔扎实的基础，他对文学的真诚，对底层民众发自肺腑的血肉关爱之情，对“问题”的敏锐捕捉能力和理性剖析能力，对本土文学理论资源的探寻与求索，尤其是，贯穿全书的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反思，敢于批判的精神，无不彰显着这位青年学人的可贵素质，也预示着他可能的更为远大的学术前景。
　　这部书稿，是评论集，却也可以看作是半专著性质的论著。它收集了作者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散篇评论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结合一些具体作品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当前文学创作中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中编对当前最新的“底层文学”思潮在理论上做了探讨，并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下编结合“三农问题”的讨论，对19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作品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但书稿又分明具有专著性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论题非常集中，“中国故事”、“底层文学”、“农村作品”构成此书三大支点，而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息息相关：“底层文学”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而“农村作品”则是“底层文学”的一部分，通过对“农村作品”的研究，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底层文学”，从而为我们提供探讨“中国故事”的新的方法。
　　我们看到，作者由此上下追溯，左右探询，思索着当前底层文学的突围之路。他立足当前文学的重要现象——“底层叙事”上，一方面回顾历史，旧话重提，放眼自鲁迅以来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捡拾着或被埋没或被淡忘的某些前人的经验；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这些因意识形态原因少人问津或被搁置的领域，作者却严肃地重新发掘，拂去尘埃，寻找对今天的底层文学创作尚有意义的元素；另一方面，他瞩目于当前繁复的创作现象，在市场化的浪潮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把脉文学的困境与弊端，提出不少来自他真实阅读经验和思索判断的独到之见；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方向：为了文学的未来。
　　我首先感到，李云雷的评论的背后，有一颗真诚而热烈的爱心。我不知道在无数理论花样翻新的今天，人的心肠还是不是一种标准，文学作为情感的艺术这一根本特质还能起多大作用，但我深信，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只有发于深心带着生命温热的文字，才会形成说服力和感染力。理论研究也不例外。读李云雷的评论，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发自心灵的热浪在涌动，字里行间流转着他对农民、对底层、对文学的赤子之爱。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青年学子，李云雷关注变迁中的农民，关注改革深化期沦为底层的弱势群体，在他看来，关注他们生存的艰难与困境，深刻认识他们在新时代的灵魂嬗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裂变，对于真实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的精神变化，对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从而他热切地呼唤文学的担当和启蒙的精神。
　　这部书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宽阔的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能坚持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敢于提出自己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独见。在今天，群体化、跟风化，仍是国人习见的思维方式。虽然说真话是共认的美德，却也常常是一种被束之高阁的美德，而个性主义、个体意识仍是国民性中的稀缺元素，坚持自我判断和言必己出者鲜见。社会生活如此，文学批评界也如此。李云雷的可贵在于，他不轻信多数人已经形成的观点，甚至写进文学史的某些定见，坚持从自己真切的阅读中，从自己经验的反思中，对文学思潮和各种现象发出己见，哪怕还不成熟，他也坚持。例如，何谓“中国经验”？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也应该是与“传统中国”不同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与一个前提。这三个部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而其前提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边缘的位置；其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屡受侵略，濒临瓜分或灭亡而终于独立，至今仍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而在国内，则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一个人口大国。这一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经验”的基础。——他的这一看法虽不玄妙，却很切实。
　　他还认为，在将1980年代文学“神话化”的背后，被遮蔽的则是1950－1970年代，不仅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且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与文学制度的创建，也对80年代的文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其“繁荣”的基础，而这一点则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对于只是袭用某些西方现代经典的技术和方法，回避现实，不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与灵感，不探寻最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的创作现象，他说，追求写得像某某大师，或以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为荣，是不足取的。又如，在《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中，他对创作主体与广阔生活的隔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道：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成功人士”，成为一种“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从1980年代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从“人民作家”到资本的“赚钱机器”的转变。——他以积极的在场意识参与着文学的变迁，以客观冷静的心态观察着文学现象的脉动，对于某些颇负盛誉的名家名作，能提出批评，而对某些久被冷落和遗忘的作家，又能发现其被沉埋的某种价值。
　　当然，李云雷作为“底层文学”的热心倡导者和研究者，这部书的主要成绩还是体现在他对底层叙事的论述上。他近些年潜心“底层文学”的深入研究，对当前文学存在的弊端，对底层文学理论的建构，对文学传统有选择性地承继，都有比较求实的论列。他肯定“底层文学”的精神回归与人文关怀的关系，但并不否认存在种种弊病：如苦难崇拜式的模式化写作，如脱离底层真实的“想当然”式的隔膜，如对底层认识表层化片面化因而缺乏深刻性等等。这些问题确也是当今文学急需突破的瓶颈。
　　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简单地相提并论，形成了对“左翼文学”理解的窄化与“意识形态化”，加剧了对“底层文学”的偏见，也忽略了“底层文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与独特性。李云雷则认为，“左翼文学”固然构成了“底层文学”的重要资源，但并不是唯一的传统，在“左翼文学”之外，“底层文学”还有更多值得借鉴的传统；从“底层文学”当前创作实践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左翼文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现代文学史中“民主主义”一派的创作，也即以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虽然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充满义愤，却也没有明确的改变的途径或方向。他说，在巴金的《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与《日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小人物”的挣扎以及对社会的控诉，却看不到主人公未来生活的“出路”。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没有方向”或“看不到出路”是这一派文学最终为“左翼文学”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但在“去革命化”的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昔日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失去光彩之后，“没有方向”成为大多数作家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因而巴金等作家对现实社会压迫结构的揭示，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及其背后的人道主义等思想资源，便成为底层文学所继承的重要文学遗产。这个看法也是符合创作实际的。“底层”的社会处境代表着我们今天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之一，也是转型期最沉重的代价之一。李云雷认为，“底层”在物化时代受到的精神冲击与改变是无法漠视的，“底层”丧失了社会主体性地位与自我主体性认知这一显见的现实也无法否认，这是我们民族巨变的根部危险，作家的笔触要深刻地挖掘可怕的普遍性沦丧——伦理的，道德的，文化的。他认为，揭出问题并不是目的，意在找出可能性的良方，所以他不避讳旧话重提，也不“谈左色变”，而是试图厘清精神血统上的遗产，寻求客观的扬弃和继承之途。他的这种努力是应该受到嘉许的。
　　然而，他以“初生牛犊”般的无畏，把个人某些见解坚持到极致的同时，也会出现绝对化和决定论的偏颇。比如，“底层叙事才是真正的先锋”，曾是李云雷的一个著名的论点。他是这样说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某些阶层才具有把握时代精神的可能性。在今天，底层或“底层文学”的价值也就在于，他们具有其他阶层或文学所不具备的视野，他们相对于其他阶层较少对现实的虚幻性认识与感受，因为他们生活于赤裸裸的真实与残酷之中，切身承受着充满血与泪的所谓“现代性的后果”，“现实”及其秩序构成了对他们的压迫性力量，他们也最具有改变的期望，而这也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奴隶”与“主人”的辩证法决定了“主人”不可能永远居于上层，而底层为自我解放而斗争时，也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作最彻底、坚决的斗争。只有置身于这样的斗争中，只有从底层的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人类社会的整体与时代最核心的问题，也才能把握与认识当今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才是真正的先锋。我想，底层是与上层相对的，但是否一定比上层更先锋，更能体现时代的精神本质，也许是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另一种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普通人，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那还能叫现实主义吗，那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我个人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是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的。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当然生存和灵魂是分不开的。文学究竟关怀下层贫困者还是关怀中层的财富拥有者或者关怀高层的权力掌控者，对文学而言，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我个人还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诚然，我也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关切的目光，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新现实主义。所以，关怀人的问题不需要总是附加外在条件。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作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对1980年代文学的某种批评也是有见地的。他说，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不过是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叙述、技巧的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他所说的“1980年代的文学”，主要还是先锋文学、实验文学，那只是当时整个文学的一部分，他却以偏概全，把它看成1980年代文学的全部了。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恢复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所批评的现象是存在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李云雷一直是“三农题材文学”、“三农问题文学”的热心倡导者，现在连一些国家项目也出现了“三农题材文学”的字样。“三农问题”是个政治、经济甚至政策的术语，怎么能发展为一种文学题材？这不是一种框范和束缚吗？甚至文学为政治直接服务的要求吗？如果“农村题材”还勉强叫得通的话（也有人认为农村题材、商业题材、工业题材、公安题材的行业性标签式提法是有违艺术规律的），“三农题材文学”的称谓就离文学的规律比较远了。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整体来看，李云雷和他的《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无疑是一部值得肯定的不同凡响的底层叙事研究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