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最为擂人的话语，做为一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和农村研究的乡镇基层干部，很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本来不想就此发表什么言论，但面对几乎是一边倒铺天盖地的文章，反而感到不公开的说几句就有一种看客的罪恶感，因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此言一出，我就感觉肯定会是骂声一片，更会是无意义的争吵连天，幸得作者是用的笔名或化名，否则作者本人的后果也许会难以预料，这些争吵在笔者看来，多数就好比一群盲人说色一样没什么意义，而一直高烧不退，浪费无数人的时间和头脑，也浪费了无数或公或私的资源，是早就应当有个正确的态度来作一个客观的分析，激烈的争吵不如设身处地的思考，道德的指责不如客观的分析，对别人的漫骂不如自我反省。
难听的真话：笔者曾经私下和基层的一些官员以及民众聊天，得到结论比较一致，就是作者虽然话说得有问题，但感觉在一定程度却是说了真话，对此我们没必要说基层官员狡辨，更不必上纲上线，说什么基层官员迷信权力、或者是故意将政府和民众对立，因为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一下冷静的分析就会明白，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原始积累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城乡分治带来的户籍、权利、福利等具有相当差距的二元结构，还是工农业的剪刀差、农村土地的被大量低价征占，都无一不打着强制的烙印，还有我国人口政策的实施过程也同样离不开强制这两个字，现实中从房地产调控到国有垄断企业制度，从孙志刚的血祭收容制度到最牛钉子户，都能看到强制的影子，强制制度确实与我们国家乃至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扯不断的联系（至于强制本身的对于错则另当别论），所以这位叫做慧昌的基层干部的话，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语说叫做“话粗理不粗”。作者的“粗话”虽然难听，但却是真话！我们要做不是去打说真话的“乌鸦”，而应当是认真思考这些难听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现实会是这样？我们应当怎样去改善这种现状？但我们许多人却把自己放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一边在享受这些农民付出而带来的成果同时，另一边在指责当年执行这些政策的基层政府干部，其实可以平心静气想一想，当年加重农民负担的是这些基层干部，那么现在执行国家惠民政策的还是这些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可以指责的那些说了实话的基层干部，但是面对当年农民负担高涨，基层问题迭出时，反而是以李昌平为代表的一些基层干部承担了巨大压力大声疾呼，那些现在口诛笔伐者请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当时都做什么去了？这如同文革过后，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受害者，诺大的国家，能对自己所作所为有公开反省的只有以巴金老人为代表的极少数几个人！但文革浩劫岂是区区“四个人”之过？
好听的空话：现在说句真话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就是这位雷人的基层干部却也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示人，为什么？说假话可能也会有风险，但说空话不仅好听，却从来不会有风险，尤其是置身事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的空话，更是显得掷地有声、激情澎湃，可是这除了多浪费一些口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们的社会信任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一说官员就是贪官，一说农民就是刁民、一说商人就是奸商、一说媒体就是恶媒，各方互相指责更是互不信任，为什么？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做为基层干部，我们从不否认自己在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还做过让农民痛恨的坏事，但那些指责基层干部的人，就没有必要反省一下吗？从工业污染到商业诈骗，从医生收红包到记者收封口费、从高官落马到职能部门渎职、从学术造假到文学抄袭、从民众哄抢到恶性案件，有那个事件可以都归罪于基层干部？宜黄事件发生至今，甚至于根本的事实都无法“尘埃落定”，大家都只是就有限的几则报道争来争去，更有甚者提出要处理这个说“粗话”的基层干部，这算是因言获罪么？如果这样，说那些毫无用处的空话之人，与鲁迅先生说的“帮闲”又有什么区别？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与其激情澎湃地说那些好听的空话，不如为改变这个问题做一些有意义的思考，更不如认真做一下自我反省，当再有问题发生时，我们如何才能及时得到事件的真相？如何才能让那些发表言论者敢于署上自己的真名字！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避免类似悲剧发生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应当做些什么？而不是对那些说了真话的甚至是持不同意见的人，攻击、谩骂，甚至是想“打翻在地，再在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