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儿时与年少时期编年纪事
董宝瑞
今天是革命先驱李大钊诞辰121周年纪念日。121年前的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与昌黎紧邻的乐亭县大黑坨村。今天，贴出笔者近几年负责撰写的《李大钊年谱长编》正谱（1889－1907）文稿，以示纪念。
由笔者与朱文通、裴赞芬、李权兴、王小梅、谢福临、刘焕峰共同编写，由朱文通任主编，谢福临、王小梅任副主编的《李大钊年谱长编》，已于200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根据分工，笔者负责谱前一、二、三章和正谱（1889－1907）部分的编写工作，此为《李大钊年谱长编》正谱（1889－1907）的编写完成稿，经过编改的最终付印稿，请见已经出版的《李大钊年谱长编》一书。
·李大钊年谱长编·
正 谱
（1889-1907）
董宝瑞（执笔）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李耆年，字寿昌。曾发表启事表示易名李龟年，字或号严明。
自在《言治》月刊发表文章，先后使用的署名有李钊、李龟年、李大钊、李守常、钊、冥冥、守常、李大钊（守常）、T.S.C生、S.C生、剑影、T .C生、明明、常、孤松、S.C、S.C.L、T.C.L、T. C、大钊、T. C.Li、猎夫、猎父等，其中除所用名字或全或简外，均为笔名、化名或名字的英文字母缩写。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一岁
10月
29日（十月初六），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乐亭县城东大黑坨村怀德堂主李如珍家宅中院东厢房北屋。
为父亲李任荣和母亲周氏结婚6年生养的唯一婴儿。出生时，父亲李任荣已因肺病逝世半年有余。是时，家中除母亲周氏之外，有祖父李如珍、祖母崔氏。
出生日期镌刻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地所立碑铭，为结发妻子赵纫兰所记。
据大女儿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在1979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介绍：“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按照1933年所立的墓碑的记载，为‘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这个日期，据李星华同志说，是根据她母亲（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的记忆。光绪十五年为公历一八八九年，所以过去一些书刊中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年月记载为‘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我过去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写的。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光绪十五年应为公历一八八九年，而未查阴历十月初六应是公历的哪一天。李义彬同志经过考证，在《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九期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李大钊同志的生年月日》的文章中，指出阴历十月六日应为公历十月二十九日。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已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订正为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六日）。”
父亲李任荣，字华亭，生于清同治六年四月廿六日（1867年5月29日），为大黑坨村李氏家族李如珠的第二个儿子（其兄名李任年），在叔伯兄弟中排四。其自幼聪敏好学，深得李如珠的长兄李如珍喜爱，在幼年时过继到未有子嗣的伯父李如珍家，成为李如珍的继嗣之子。童年时入私塾求学，攻读四书五经，年长后曾连续参加童试，未考中生员，得称“童生”。光绪九年（1883年），在17虚岁时与西走马浮村周家姑娘结婚成家。数几年后患染肺病。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1888年6月13日），渤海湾发生强烈地震，波及乐亭县境。地震发生时，为救其生身母亲，加重病情，于本年4月（三月）悻悻离开人世，享年22岁。他的不幸早逝，使李大钊不待出生，就与生身父亲天人相隔，成为后来自己也有所隐讳的“遗腹子”、“墓生儿”。
母亲周氏，佚名，生于清朝同治四年腊月廿七日（1866年2月12日）。其容貌清秀、俊俏，聪敏，贤惠，心灵手巧。与李任荣结婚后，安分守己，恪守妇道，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一心一意扶持丈夫刻苦读书，期盼其早日榜上有名。李任荣染上肺病之后，精心伺候其吃药治病，调养身体。李任荣在这年春天终使其怀有身孕而去世之后，为使尚在胎中孕育的婴儿能在日后顺利继承李如珍的家业，在出殡时毅然替未出生的婴儿为丈夫执幡。
祖父李如珍，字怀瑾，生于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其自幼好学，少年时代曾读书有年，年青时远赴关外学做买卖，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杂货铺，当过不少年行装商，是大黑坨村一个有名的买卖人。其在东北经商致富以后，为改善家庭的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曾出资捐纳一个从九品官衔，有文职散官“登仕佐郎”之官位。年过半百，以年事已高，以及东北匪患严重等原因，归土还乡。回到家乡后，于光绪七年（1881年）翻盖旧宅，立堂号“怀德堂”，继而为过继儿子李任荣成亲，督促李任荣刻苦读书，以在科场求得功名。据传，李如珍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在村中威望很高，素有“李铁嘴”之称；他平生直爽好客，乐善好施，从东北回乡后热心村里的公众事业，为当时大黑坨村一个颇有威望的人物。李大钊出生时，他已年逾花甲，身体依然健壮。
祖母崔氏，佚名，生于清朝道光三年十一月七日（1823年12月8日）。其在年轻时与李如珍结婚后，先后生育有两三个女孩，未能生养男孩。这导致李如珍在40多岁时过继二弟李如珠次子李任荣为子。李大钊出生时，其66岁，精神已经开始出现故障，有些痴傻（当患有老年痴呆症）。
薛范氏（李大钊表姑）：李大钊“系乐亭县大黑坨村人”，“其先父久患失血之症，先烈在母腹三月父亡”。（《李大钊先烈略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刘荆山：“李大钊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小康之家，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他的祖父辈弟兄3人，即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老大李如珍无儿，只有两女。老二李如珠有两个儿子，长子李任元，次子李任荣。李如珍便过继李任荣为子，继承香烟。李任荣就是李大钊的生身父亲。”“李任荣，字华亭，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二十六日，在过继父亲李如珍的教管下，长成一个读书好写字好的科举童生。他待人谦虚和蔼，彬彬有礼，不幸的是他染上了肺病。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冀东发生大地震，乐亭一带灾情严重，人畜大有伤亡。李任荣带病救人，劳累过度，肺病大作，吐血不止，未能到府里去考秀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去世，年仅23岁（虚岁）。他抛下了身怀有孕的妻子周氏，6个月后，周氏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东方伟人—李大钊。李大钊的生母周氏，是乐亭县西走马浮村老周家的姑娘。她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八年（1882年）与李任荣结婚。他们夫赓恩爱，相敬如宾，当时人们称李大钊的父母是一对良缘巧遇的美满夫妇。李大钊的母亲是个贤惠的妇女，她孝敬公婆，知情达理。李如珍老人常在人前夸奖他的儿媳，心灵手巧，勤俭持家。她不满24岁就失去了丈夫，这一沉重打击，使她优虑成疾，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二十七也因病去世。”（《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6页）。
李葆华：“我的家乡大黑坨在乐亭县的东边，当时离昌黎县境仅五里地，两县以老滦河道为界。整个大黑坨村主要是东西一条长街。大黑坨的住户主要有李、赵、杨、谷、罗五姓，罗姓人家在村西头的罗庄子，李、赵、杨、谷在大庄。”“大黑坨的居民相传是明朝永乐年间自山西移民而来。大黑坨村姓李的一族，当时（1925年前后）在村中约有三四十户，祖坟在村东北的大沙地上，很大。这可能是太祖父李如珍开辟的一个新坟场。”“太祖父李如珍在东北经商多年，攒了一些钱，盖了故居现在这个宅院。他在盖房上很舍得花钱，房子盖得比邻居高，既结实又整齐，门口还立了一个拴马石桩。他有些文化，平时喜欢看《三国演义》啥的。他为人正直，待人处事很严厉。他还爱管孩子，常常坐在门洞里，见哪个孩子调皮，就说几句，这使一些小孩总绕着他走。”“他给家宅立了一个堂号，叫‘怀德堂’。当时，能立堂号的得有点钱。大黑坨另两家立堂号的，一个是赵家的‘福臻堂’，一个是杨家的‘白玉堂’。”“太祖父无子，就一个女儿。为了不使自己绝后，就把住在庄东头的二弟李如珠的生儿子过继为子，这就是我的祖父李任荣。”“李任荣的书读得好，身体却不行，在我父亲李大钊没出生时就病故了。”（《我的回忆》，《李大钊在河北》第1—2页）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原名耆年，字寿昌，号龟年，后改名钊，入北京大学工作后，才改名大钊，改字守常。先生故乡，是河北省乐亭县小黑坨村人。生于公元1888年，10月6日。父母去世很早，先生在童年时就没有受到温暖的抚爱，因此也就没有家庭和私有的观念。”（《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1页）
10月底或11月初
出生之后，得乳名“憨头”。
据传，祖父李如珍在李大钊诞生之际，恰巧在自家附近的棉花地里捉到一只百灵鸟。百灵鸟有“百灵”、“百龄”寓义，算是吉兆，但他唯恐独苗难养，并未因此给李大钊起一个带“灵”字的乳名，而是按照乡俗，将其反叫成“憨头”。
李星华：在李大钊出生时，“老爷爷”李如珍“刚一走进大门，院子里的人就向他道喜：‘大喜呀！你添了个孙子！’”“老爷爷一听这话，喜得泪珠子直流，他说：‘我从棉花地里捡了一只小百灵，给我孙子拾了一个乳名来啦！‘百灵，百龄’，活得又长，长得又机灵，就给他起名叫个‘灵头’吧！”“后来，一些老太太们说：‘灵呀灵的，会叫傻了呢！要是叫“憨头”，倒会越叫越灵。不如叫个“憨头”吧！’这样，孩子的乳名就叫‘憨头’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页）
本年4月（三月），父亲李任荣病逝；8月（七月），三祖父李如璧去世。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二岁
在母亲周氏精心哺育下，学会站立、行走，牙牙学语。
李星华：“孩子落生以后，年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把孩子拉扯成人，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页）
是年，唐山至天津的唐津铁路继续向东展修，开始修筑由古冶通往临榆（山海关），乃至关外的铁路。4年后，津榆铁路修通，继续修筑关内外铁路，到1907年展修成北京到沈阳的京奉铁路。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三岁
3月
7 日（正月廿七日），母亲周氏病逝，终年25周岁。
母亲周氏在其出生以后，更加思念在儿子出生前6个多月就被病魔夺去生命的丈夫，心神始终难宁，常在暗地以泪洗面，由于长期过度悲伤，亦被病魔缠身，于这一天猝然辞世。
母亲周氏病逝后，由遗腹子变成在北方乡村被视为命苦至极的“孤儿”，在混沌不知时开始接受人世间最悲辛的命运洗礼。为此，在长大成年后到日本东京留学，在补习英语用英文写作文《我的自传》时，自云：“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2页。】并在牺牲前写《狱中自述》时，云自己“在襁褓之中，即丧父母”，“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韩湘亭：“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县东区大黑坨庄人。幼失怙恃，父母继亡，乃祖如珍教养成立。”（民国《乐亭县志》稿，补录《李大钊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2页）
是月，在母亲周氏撒手人间之后，生存出现危机。
薛范氏：李大钊“落生七月母亡，祖父抚养成人”；“祖母尚有久症。自母亡后找哺乳者数人，皆不食他人之乳，无奈六十五岁之祖父哺养，内中困难非外人所知。”（见《李大钊先烈略传》，其中说李大钊“落生七月母亡”为误记，当“落生十五个月母亡”；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李葆华：“听说父亲李大钊小时很苦。他出生一年多，祖母李周氏也去世了。这下可苦了太祖父和父亲。父亲是太祖父教养长大的。”（《我的回忆》，《李大钊在河北》第2页）
刘荆山：“李大钊在襁褓中父母双亡。他的处境，苦不堪言。有时他哭喊着叫妈妈，婶母伯娘亲属邻居无不痛心流泪。老爷爷李如珍听着，更似摘心割肉，刮骨断肠，疼痛难忍！李如珍的老伴崔氏瘫痪，她不喜欢这个过继孙子，想让自己的亲生闺女（大钊姑姑）继承财产。为了这事，家庭纠纷闹个没完没了。有时，李大钊的这个姑姑甚至拿刀动杖，扬言要杀死过继侄子。亲友们只好把李大钊东藏西躲，待‘战火’平息再让他回家。李大钊幼年全靠爷爷抚养照料。爷爷一口水、一口饭地喂他；爷爷很胖，常让孙孙亲着自己的乳头哄他睡觉，村中至今还流传着李大钊吃他爷爷奶头长大的说法。爷爷把孙子抱在怀里，一边走，一边哼着小调：‘为人不要当和尚，和尚是个活孽障……’这样，李大钊在爷爷的怀里，在催眠声中慢慢地睡着了，长大了。祖孙二人相依为命，饱尝了人世间的凄苦。” （《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6—7页）。
董宝瑞：“‘寡母’周氏在李大钊虚岁3岁，实际不到一周岁半时就去世了，使李大钊成了一个人人可怜的孤儿。当时，李家仅剩下李如珍老两口，如何养活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成了这个老龄家庭最大的难事。在李大钊幼小的生命遇到生存危机时，家里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年愈花甲、已经64岁高龄的祖父李如珍，拼出老命也要把李大钊养活成人，以为自家留下一棵传宗接代的根苗；而年近古稀的祖母崔氏，‘久症’在身，精神业已不大正常，不仅‘憨傻’，‘心地也狭窄’，到此时‘除了她的亲闺女老捡姑子以外，心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她不仅‘对她的过继孙子’，‘连眼皮也没有撩过一下’，而且采取据传是‘死了算了’的态度，一心想的是死后让自己的‘女婿’给打‘灵幡’；而婚嫁在外的‘老捡姑子’居心叵测，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丈夫‘王大手厮’，似乎在盼她的这个过继侄儿早日饿死，以由她和丈夫来主要承继娘家的家产。一时，失去了勃勃生机的家庭险象环生。据乡里人相传，李大钊在母亲死后并未脱奶，待人续哺。奇怪的是，李如珍连请几个奶妈试乳，他均拒吮，唯有‘三姑’的奶水尚能吃上几口。李如珍决定为女儿的孩子另请奶妈，让女儿把李大钊奶大，可女儿说啥也不肯答应，气得他表示要和女儿断绝一切关系。被私心缠住、娇惯成性的女儿非但不体谅他的心情和处境，竟回到家里大哭大闹，甚至拿刀动杖，扬言要杀死年纪尚小的李大钊。万般无奈，生性刚强的李如珍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与孙子相依为命，一肩挑起抚养李大钊的全部重担。”“李如珍，既是李大钊的祖父，又完全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再生父母’。”（《颇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摇篮》，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4—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李星华：“我的父亲是老爷爷辛辛苦苦，用光头饽饽、高粱米饭，一口一口喂大的。老爷爷亲手喂他的孙子，绝不叫别人插手，嫌她们粗心，不知道孩子一天该吃多少次，一顿应吃多少分量。老奶奶就更不用提了，她连自己都照看不了，还能照看孩子吗？只有我父亲的亲祖母，是个老贫农，住在庄尽东头，她常来帮忙照看，老爷爷倒还放心，因为他知道二兄媳妇心地善良，手脚利索，照看自己的孙子是可靠的。”“虽然老爷爷是暴性子，抚养孙子却非常细心。谁都想不到，那样年迈的老爷爷居然能把不满周岁孩子抚养成了人，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页，文章云李大钊当时“不满周岁”系计算年龄有误。）
据乡里人相传，李大钊的家人当时在幼年李大钊细小的脖子上戴有一个手指粗的小红布套包，以起“套住不死”作用。据说，李如珍在李大钊的母亲周氏去世后，到处打听喂养李大钊的办法，买了一些栗子炒熟，还有一些糕干，嚼碎以后，嘴对嘴地喂已无乳汁可吃的李大钊【参阅张建国《伟大的播种者》第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当时，李大钊不顾有些癫癫憨憨的老伴崔氏说三道四，自己充当李大钊的“奶妈”，把尚人事不知的李大钊接到自己居住的东正房屋，每天守着李大钊，把饭食嚼烂后一口口喂他；夜里，让李大钊亲着自己的胖乳房入睡。就这样，李大钊在这一年脱了奶，走过了生存危机。为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云自己幼年“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四岁
接受祖父李如珍的严格管教，并在李如珍手把手主持下，开始学习识字，念简单的课本。
薛范氏：“祖父虽系商人，最喜爱读书。先烈三岁能言，四岁诸子百家皆能诵读，此皆乃祖所授。天赋聪敏，有过目不忘之才。”（《李大钊先烈略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李星华：“老爷爷家里人口少，除了他和过继的孙子以外，就是那个憨傻的老奶奶。在老捡姑子、老姑、表姑们不来住亲戚的时候，家中竟显得有些凄凉冷落呢。老爷爷不愿意让自己的孙子跑到外边去玩，怕孩子接触到社会的‘邪恶’，他把孙子关在家里读书写字，使他几乎与外界隔绝。为了不使孙子闷得慌，老爷爷又在后院里栽种了一些花草和果树。一到春天，后院的花就开了。他还喂了三只狸猫和一条大黄狗，几个小动物成了孙子的最好的伴侣。孙子一念完书，就去找他的小伴侣们，带着大黄狗到后园子去玩耍。”（《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1页）
李星华：“父亲四岁的时候，老爷爷就当了他的家庭教师。”“每天早上，梳洗完毕，爷爷把红漆小桌擦得锃亮锃亮的，小桌往炕上一放，他就知道该是学习的时候了，他连忙把书本、笔墨、砚台摆在炕桌上，坐在桌前翻开书本就开始学习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全家气氛跟着严肃起来。爷爷变成一个尊严的‘司令官’，孙子就百依百顺地听从爷爷的指挥。可是学习刚一结束，把书本刚刚闭合起来，他就要把爷爷刁得脚尖朝上，叫爷爷给他取这个，爷爷不敢拿那个。”“可是，小孩子没有一个不贪玩的，要是一天到晚叫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读书写字，总会有厌倦了的时候。无论爷爷怎样管得严厉，也挡不住孙子贪玩的天性呵！”“父亲学习得疲倦了的时候，他是有办法调剂自己的精神的。父亲从小就喜欢跟他的大狸猫在一块儿玩。这只大狸猫真叫乖觉、聪明，爷爷把桌子放到炕上不久，大狸猫就喵喵地钻到桌子下面来了。大狸猫变成了他消累解乏的好伴侣。读书读累了，他便偷偷把手伸到桌子下面，跟大狸猫玩起来。一会儿揪揪小猫的耳朵，一会儿摸摸小猫的爪子。小猫用爪子轻轻挠着他的手。爷爷要是发现孙子没有把心放在书本上，脸上流露出走神的样子就知道孙子已经念得厌倦了，看看太阳也该是孙子休息的时候了，就说：‘到外面玩玩去吧，不要到庙后头去看赌钱的，也不要去看扔坑的，在咱们院子里什么地方都可以玩。’孙子答应了一声‘是’，就跑掉了。”“他在后院的大榆树下面钩榆钱，有时在椿树下面捉小猴，有时他用爷爷网蝴蝶的那个小线网到花椒树下网鬼子蝴蝶，网蜻蜓，有时，他还要骑着那匹大黄狗满院里跑一阵，蹓一阵。一直玩到估摸着时间到了，这才转回房问来学习。他玩够了回到房间学习的时候，经常是不早不晚，恰是时候。可是，有时来得稍晚一些，爷爷把大拇指和食指仲了出来，作出要去用手指夹孙子脸颊的样子，半开玩笑地说：‘贪玩吗？要提防着这个呀！你看，这大剪子怕不怕呀？’‘怕！’‘怕，就不要贪玩，好好地念书吧！’于是孙子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书本上，又开始念起来了。”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8—29页，其中所说“在椿树下面捉小猴”，“小猴”是指寄生在椿树下面的一种昆虫）
刘荆山：“李如珍教子有方。为把李大钊培养成材，他弹心瘁力，不辞辛苦。他教育李大钊从小就懂得应怎样做人，懂得‘做人之道’。他对人们说：‘我孙孙在我眼里，是千亩土中一裸孤苗。’他常念叨，‘孤苗难育呀！’虽然他对这唯一的后代视如掌上明珠，但他坚持一条，即绝不偏爱，不溺爱。无论是生活、学习，都从严管教，从不姑息迁就。偶尔李大钊有了过失，就会受到体罚。可是当孙子受罚时，他又心痛不已。特别是李大钊一不舒服，老人家就急得团团转，那怕是深更半夜也得去请医生。为此大家就劝他说，孩子小，没爹妈，不可管教过严。但李如珍依然如故，他还常以圣贤明述开导大家，‘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他还经常说：‘小孩就是一棵小树，必须随时修理枝杈，由他自己去长，怎能成栋梁之材。’”“李大钊4岁时，李如珍就开始教他认字，念课本，并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画获教子’的方法，教孙孙认字号。爷爷怕他光会读不会写，不明字义，就把课本上的字，写在二寸方块的硬纸片上，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或写。”（《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8页）。
李星华：“父亲的幼年时代，是在老爷爷的严格管教下度过的。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老爷爷对父亲没有半点迁就和疏忽。老爷爷常对他的左邻右舍说：‘小孩就像一棵茂盛的小树，由他自己去长，一点也不管教，那哪儿行呢，孩子们是从小看大，三岁知老；这时候要是不好好注意管教，以后就来不及了。’”“爷爷对孙子管教的严格，只是在孙子学习的时候；只要孙子学习完了，他就马上变成了一个慈母似的，既有耐性，又很慈祥。”（《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7页）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五岁
继续跟祖父李如珍学习文化，开始接受蒙学教育，尝试读书、写仿，练习书法。
刘荆山：“读书时，他要求李大钊做到‘三到’：一要眼到，一笔一划不要看错；二要口到，读字不能含糊；三要心到，学了就要记牢。听讲要专心，理解就得照办，做到学以致用。”“除了读书认字之外，李如珍还耐心教李大钊写仿，练习书法。他要求极严，如：写字时端身正坐,执笔、运笔手碗五指灵活有力，手眼合一，精神集中。仔细观察宇的间架、结构等等。有时，他手把手地教，亲自示范。做到在家学、出外学，持之以恒。”（《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8页）。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六岁
2月
旧历年到来时，跟祖父李如珍挨门换户地读各家门上贴的对联。
刘荆山：“每年的大年初一，早晨吃了新年饺子，李如珍就领着李大钊沿着大黑坨村3里长的街道，挨门换户地读各家门上贴的对联，除评论书法的优劣外，还谈及对联的内容及修辞，如是否是对仗句，进而说明是‘言对’还是‘事对’，是‘正对’还是‘反对’等。有时李大钊出门探亲拜年，回家后还得向爷爷背诵亲友家贴的对联。当时李大钊还不足7岁，李大钊就抱着他在村中的老母庙前给大家读告示，使在场的人惊讶不已。”（《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9页）。
夏、秋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乐亭县境遭遇水灾，夏下大雨，秋发大水，滦河泛滥，淹没庄稼。
冬
甲午海战失利后，侵占朝鲜半岛的日军进犯辽东半岛。大连、旅顺失守后，渤海被封锁，乐亭沿海开始戒严，战争氛围波及到大黑坨村一带。
李大钊：“日帝国主义侵入朝鲜，中日开战，日英改正条约成功。”（《从印度航路发见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08页）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七岁
开始上学。被祖父李如珍送到大黑坨村西头谷宗海家私塾，从师秀才单子鳌读书。
入学时，得正式名字，名“耆年”，字“寿昌”，系启蒙塾师单子鳌所起。
古称六十岁曰“耆”（见《礼记·曲礼上》）；“年”为大黑坨李氏谱系所范之字，“耆年”当寿长之意。“寿”，年寿（引申指年、岁），长寿（活得岁数大）；“昌”，明（光明），兴盛（昌盛），又作佼好貌。“寿昌”与“寿长”谐音，语义和美，恰可作“耆年”之表字。单子鳌为其起名“耆年”，定字“寿昌”，主要是取健康长寿之意，希冀其能避开父母早逝的命运，永年高寿，并有一个比较美好的人生前程。
单子鳌，李大钊的启蒙塾师，生卒年不详，大黑坨的邻村黄瓜口人，前清秀才。一生执教有40多年，曾长期在大黑坨村谷家学馆担任塾师，以学识品德著称乡里。李大钊后来出外求学、工作，任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授，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位启蒙老师，在五四时期常给他寄些书报，每逢回家探亲都要拜访和看望他。1927年春天，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噩耗传到故乡，他老泪纵横，寝食不安。在大黑坨村父老乡亲举行望空仪式，遥祭李大钊的英灵时，其撰有悼念歌词，大致为：“……守常宁死决不降，满眼泪汪江，哭君丧无常。众青年痛师亡，忆万失主张……守常宁死节不伤，日久共天长，共和终不忘，恶称帝、恶称皇，专制不同行……”【参阅刘荆山《启蒙塾师——单子鳌》，《李大钊与故乡》第41—42页。】
李大钊：“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五经。”（《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3页）
薛范氏：“七岁在本村私塾读书。”（《李大钊先烈略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刘荆山：“在李如珍的培养教育下，李大钊的学识进步极快。刚满7岁就入本庄西头谷家私塾学习，并且跳过蒙学阶段，同大孩子们一起读‘四书’，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得先生赏识。”（《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9页）。
刘荆山：“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李大钊刚七岁，爷爷李如珍就送他到本村西头谷宗海家的学馆去读书。启蒙老师单子鳌是大黑坨村北黄瓜口村人。单老先生是前清秀才，由于学识品德著称乡里，被谷家延聘为家馆塾师。他在那里执教大半生，李大钊的学名李耆年，就是单先生给他起的。”“由于李大钊入学前从四五岁开始跟爷爷读书习字，早已学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等蒙学课本，有了初步的读写基础。所以入学伊始就跳过了启蒙教学阶段，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五经》。”“私塾教育学生的办法，就是死背硬记，学生达不到老师要求或犯了规矩，轻者罚站，重者打手板或罚跪。由于教学方式的呆板而又限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许多孩子对上私塾存有厌倦情绪。李大钊因为从小就有良好的学前教育，所以感到有了一个专心致学的好环境。从此，他刻苦求学，对同学友爱，对老师恭敬，学习有长足的进步。他还常常帮助其他同学背书、破讲，同学们和单老师都很喜欢他。”（《启蒙塾师——单子鳌》，《李大钊与故乡》第41页）
董宝瑞：“李大钊6周岁时，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李如珍把他送到了本村西头谷宗海家开设的私塾，从师单子鳌学习启蒙课程。”“那时，启蒙读物为《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而李大钊有祖父李如珍给打下的良好基础，学起来并不怎么费劲。后来，单子鳌开始让他和较大的孩子一起读《论语》、《孟子》等，及早熟悉和学习参加科考必读的‘四子书’。”（《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17页）
《李大钊传》编写组编写的《李大钊传》在第2页云李大钊在“七岁时”，“祖父送他附近黄瓜口村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并有李大钊“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句。实际上，李大钊所上的私塾就在大黑坨村，而塾师单子鳌为黄瓜口村人。
春、夏
日本强迫清朝政府订立《马关条约》。北京爆发“公车上书”。
春天，乐亭县境内各地都闹“大饥荒”，“草根、树皮皆食尽，饿殍相枕，惨不忍睹”；夏天又“瘟疫流行”【新版《乐亭县志》第9页。】。
李大钊：“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订马关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割辽东、台湾，开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台湾宣告自立，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东半岛。”（《从印度航路发见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08页）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八岁
继续在谷家私塾从师单子鳌读书。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九岁
继续在谷家私塾从师单子鳌读书。
本年2月（正月），亲祖父李如珠病故，葬于李家老茔之北另辟新的茔地；入夏，祖父李如珍在新的茔地主持李家新茔立碑仪式。当参加丧事活动和立碑仪式。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十岁
本年或下一年，离开谷家私塾，被家里设法转到小黑坨村富豪张攻璞家开设的专馆，从师曾经教过父亲李任荣的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继续攻读四书五经。
赵辉斗，字奎光，昌黎县大滩村（在大黑坨村东北14公里处）人，约出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殁于宣统年间，在世有80余年。其比李如珍略小一些，与李如珍一样，也是兄弟三人，排大。其自幼随以教书为业的父亲读书，在童试中列一等前列，考中紧次于廪生的增广生员，但屡次参加乡试而未得中举，不得不继承父业，以在昌黎、乐亭交界地带教书为生。其平生爱好文艺，长于吟咏，诗词歌赋之作均佳，曾经得到乐亭县进士孙国祯的特别赏识。其生前著有《自娱轩吟草》，生平事迹被载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修的《昌黎县志·艺术志·文苑传》。据《昌黎县志》记载，其除在艺术上颇有成就之外，还十分孝敬父母，爱抚两个弟弟，“怡怡然有姜家大被风”。
刘荆山：“李大钊念书很用功，有时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去吃饭了，往往剩他一个人还坐在位子上背书或默写。单老师经常催促他回家。他总是把当日讲的书按老师的要求，做到会背、会讲、会默写生字，才肯罢休。因此，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单老师找他爷爷李如珍说：‘耆年这孩子学业优良、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啦，另请高明吧！’之后，李大钊转了学馆。” （《启蒙塾师——单子鳌》，《李大钊与故乡》第41页）
刘荆山：“李大钊把单老师能教的课本都学了，自然就得转学。李如珍到处奔走，为孙孙择选良师。爷爷听说南庄小黑坨村张老攻家给儿子设了专馆，聘请赵辉斗先生为教师。赵老师在人们心中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就打算把孙子送到张家专馆里去读书。”“到老张家去读书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小黑坨老张家是乐亭数一数二的财主，深宅大院，房子都是前出廊，后出厦，还有一幢楼房。庄户人家的子弟，怎能高攀到张家专馆里去读书呢？这主要靠赵辉斗老师的引荐。赵辉斗，原籍是昌黎县大滩村人，李大钊的岳父曾经资助他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学位是‘增广生员’。由于这种关系，赵辉斗不能不出力把李大钊引进到张家专馆去读书。一八九九年，李大钊十一岁那年跟着赵辉斗老师去读书。赵辉斗教了他二年多，他又成为赵辉斗最得意的门生。”（《李大钊与私塾老师》，原载乐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10月编印的《乐亭文史》第2辑第46页；《李大钊史事综录》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董宝瑞：“单子鳌教了李大钊大约有3年光景。到李大钊年满9岁时，即戊戌变法那一年，他觉得自己很难在谷家学馆更好地对李大钊因才施教了，便建议李如珍把李大钊转到条件较好的学馆读书。在这种情况下，李如珍几经奔波，设法把李大钊送到了大黑坨村南1.5公里许的小黑坨村张攻璞家开设的专馆续读。”“张攻璞在东北和北京、天津等地设有不少商号，为当时乐亭县的‘四大家’（崔、刘、张、史）之一，是乐亭县数一数二的富户。据传，张攻璞以在北京和慈禧太后手下的大太监安德海赛马，超过了安德海，而得名‘京东快马张’。张家专馆是为张攻璞的独苗儿子张春迥单独开设的，学习条件和环境都异常优越，一般是容不得任何外人插入其中的。李大钊能够进入张家专馆学习，主要得益于当时在张家专馆任教的是呕心沥血地教过他的父亲李任荣多年的赵辉斗先生。”“赵辉斗的父亲就是以教书为生的，他曾在大黑坨村赵良佐家开设的学馆任教多年，并与赵良佐认为同祖宗亲，交谊很深。赵辉斗继承父业，接替父亲到赵家学馆任教，成了李任荣的老师。他跟赵良佐的儿子赵文隆为同辈远亲，关系异常密切，与长一辈的李如珍也相交甚笃。李任荣死后，他很关心自己得意门生留下的儿子的成长，特别是在获悉赵文隆把最心爱的三女儿赵纫兰许配给李大钊之后，对李大钊的学习情况更加关注。他很想亲自把李大钊送上考场，以弥补未能使李任荣考中生员的缺憾。赵辉斗为使李大钊能到小黑坨张家专馆跟他就读，借口张春迥一人学习比较孤单，必须有个伴读才能学习有成，极力向张攻璞提议准许学习颇有天分的李大钊前来伴读。而张春迥为张攻璞的4个妻子守着的一个独生儿子，养得很娇，张家人也担心他一个人跟已经有些年迈的赵辉斗学习太寂寞，憋出病来。这样，略经周折，赵辉斗终使李大钊来到张家专馆，成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学生。”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17—18页）
按刘荆山《启蒙塾师——单子鳌》一文介绍单子鳌教有李大钊3年私塾的情况，李大钊转到张家学馆当在1898年，或是1899年；而李星华说他父亲李大钊是在“十三岁那一年”，即1901年，才转到张家学馆的。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的《上学》一节写道：“老爷爷不但在生活上对孙子是那样关心，对孙子的学习也非常关心。他想尽各种办法培养孙子，一心要把他教育成一个读书知理的人。”“父亲三四岁上，由爷爷亲自教他识字；到六七岁上，老爷爷把他送到庄西头老谷家跟着单子鳌老先生学习；到了十三岁那一年，爷爷听说小黑坨张老恭家里要给儿子设专馆，请赵魁斗老先生教学，他又到处奔走，想找机会把孙子送到老张家去学习。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黑坨老张家是乐亭数一数二的首户，家里住的是小楼和雪片大瓦房，就凭一个庄户人家的子弟，咋能高攀进老张家的专馆去学习呢？但事也凑巧，张家的儿子张春迥养得很娇，有四房老婆守着这一个独子，他们担心儿子一个人跟老师学习太寂寞，总想给儿子找一个学习的同伴，又加上赵魁斗老先生跟我的外祖父赵文隆是朋友，也很喜爱父亲的聪明伶俐，于是经赵老先生从中说合，父亲这才进了老张家的专馆。”“他在老张家又继续学习不到三年，张春迥因病死了。赵魁斗老先生感慨地对老爷爷说：‘春迥死了，他不能再到张家学习了，这当然对他的学习不利；可是，即使春迥不死，我也教不了他了。你应当为他另请高师，还是把他送到永平府中学去上学吧！’老爷爷听了赵老先生的话，就把孙子送到永平府中学堂上学。那时，父亲已经十六岁了。”其中“张老恭”为“张老攻”、“赵魁斗”为“赵辉斗”之误。从这段记述的情况分析，李星华在写《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时，对李大钊小时候的求学生活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晰，李大钊是在13周岁第一次参加童试之前在小黑坨张家专馆从师赵辉斗“又继续学习不到三年”的，而李大钊在考取永平府中学之前“三年”，就已转到井家坨的井侯庄宋家学馆续拜优贡黄宝琳为师了。为此，书中所写“到了十三岁那一年”，当为“到了十岁那一年”或“到了十一岁那一年”。
夏、秋
是年9月可能抄录“英人斯密特著”《富国策》。
据1987年第2期《文物天地》发表的胡景春《新发现的李大钊九岁墨迹》一文介绍，书法家林恒非家中藏有李大钊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书录《重译富国策》的一本墨迹，并介绍说：“李大钊九岁时，书录《重译富国策》的墨迹，共68页，计1.3万余字，是李大钊抄录《富国策》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内容。从该书序言内容来看，此书为亚当·斯密撰写。这本墨迹为正楷手书，时有勾划和重写。但总的来说抄写很工整。在抄写的序言后面，有抄写的时间及李大钊的签字落款，并盖有李大钊的印章。经有关专家及李大钊亲属的鉴定，这确为李大钊墨迹及印章。”刘荆山、宫振兴在为《李大钊与故乡》一书撰写的《九岁墨迹》一文中，亦认为以李大钊书录的《重译富国策》内文笔迹，与李大钊故居纪念馆收藏的童年墨迹对照，可“确认无疑”为李大钊童年时所书。
“英人斯密特著”的《富国策》，当系苏格兰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书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来源于劳动、奠定近代经济学基础的《国富论》，是在李大钊出生前7年被人翻译成《富国策》，于1882年在上海首次刊行的；大约到“戊戌变法”爆发以前，有人又根据世界上形势新的发展变化，重新编译了《富国策》。“英人斯密特著”的《富国策》抄本封面是麻花土布料包皮，布面上印有石榴、佛手、葫芦、方胜等图案花纹；封面左侧有18×2.5的白纸贴条，贴条上用隶书体写着“重译富国策”，右侧下用自由体写“李大钊书写并叙”。署有“李大钊”之名，并盖有“李大钊”篆印的手抄本《重译富国策》，明确签有“光绪戊戌八月一日抄”字样。这册手抄本的字迹不算特别成熟，与李大钊的童年墨迹对照，颇像李大钊的童年笔体。不过，这本标有“李大钊书写并叙”的手抄本《重译富国策》，究竟是不是李大钊所遗，并非没有可疑之处，一是“李大钊”之名系李大钊在24岁即将走出北洋法政学校之际所改，非童年时所用（在改名“大钊”前一直使用“耆年”之名）；二是书名处所签“李大钊手写并叙”，标明“李大钊”不仅是“手写”了《重译富国策》，并给“手写”的《重译富国策》加了叙言，而细读《〈富国策〉叙》，其中有“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策》”、“适有友人自南方来，熟精西国文字，下榻寓邸，退食之暇，晨夕剧谈”等语，则显然非李大钊9岁时的语气与口吻。这册手抄本《重译富国策》，若果真为李大钊9岁时于“光绪戊戌八月一日”，即1898年9月16日抄写，当为李大钊在走出北洋法政学校时重新装订；或是另有一个名“李大钊”者“手写并叙”。实际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甄别。倘若这册手抄本《重译富国策》，真的是李大钊在“光绪戊戌八月一日”抄写的话，则可表明李大钊在9岁左右就开始比较有意识地接触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了。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乙亥）十一岁
跟随赵辉斗在小黑坨张家专馆读书。年中，在祖父李如珍的张罗与主持下，与本村赵文隆的三女儿赵纫兰结婚。
赵纫兰，清光绪九年腊月廿四（1884年1月21日），出生于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其比李大钊早出生有5年零9个多月。“纫兰”一名，出自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离骚》中的名句：“纫秋兰以为佩。”其在家中姊妹中行三，上有一兄二姊。其父赵文隆多年在东北行商，在其问世前已同元配妻子生有一男二女，仍嫌子嗣单薄，又娶邻村小黑坨盛家姑娘养儿育女。其为盛氏的头生婴儿。当时，大黑坨村有3户人家立有堂号，其中赵家所立堂号为“福臻堂”。其出生后，为福臻堂与李大钊家的怀德堂联姻埋下种子。赵文隆决定把其许配到李家，当在李大钊年幼时。其与李大钊结为夫妻时，尚不足16周岁，正值17虚岁。
薛范氏：“十一岁结婚，聘本村赵文龙三女为妻，夫妇年龄相差六岁。”“早婚，家内无人之故。”（《李大钊先烈略传》，“赵文龙”为“赵文隆”之误；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李葆华：“我姥姥家也在大黑坨。母亲赵纫兰炕上炕下的活计都拿得起，人也很温顺，识些字，能看书，如《红楼梦》。因赵、李两家是世交，在村里也门当户对。太祖父依照当时早婚的习俗，在我父亲11岁时，让他与大六岁的母亲赵纫兰结了婚。”（《我和回忆》，《李大钊在河北》第2页）
杜全忠：“李大钊的岳父家就在乐亭县大黑坨村偏东头。距李大钊家向东100来米。”“赵家的宅院座北朝南，虽无像样的大门，但从二门向里有两层正房，并配有厢房。占地有1260多平方米。共计有正房、厢房、棚子等大小房屋20多间。赵家在本村有一百来亩地，虽然不算大户，但从李大钊的岳祖父赵良佐开始，就在东北黑龙江双城堡（现在的双城县）开有杂货铺、油房等买卖，并立号为‘福臻堂’。因此，赵家的经济条件在本村是比较富余的人家之一。”“据考证，李大钊岳父赵文隆，祖籍原在河北省昌黎县大滩村【“大滩村”当为“崖上村”。据昌黎县地名办公室1983年11月编印的《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介绍，位于昌黎县城南偏东25.3公里处的大滩村所在地，原为大片海滩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前后，赵姓从崖上迁来开荒定居，因地处海滩上而得名“大滩”；据此，赵文隆一家的祖籍当为在昌黎县城西南偏北24.5公里处的崖上村，为明朝时的先祖赵胡玉后裔。】。后搬迁到乐亭县小黑坨村，又从小黑坨村分支迁到大黑坨村。”“李大钊的岳父赵文隆，生于1847年5月，卒于1903年4月，终年56岁。就哥一个。”“赵文隆在青少年时期，在父亲赵良佐的教养下，自幼攻读诗书，练得一笔好字。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中年学业有成。根据他的后代人赵书成回忆说：‘我的太爷赵文隆得过功名，听父亲（赵希增）说，当年家中的柜中有“顶带花翎”和绣袍等物。但官居何品，已无法考证了。只知道太爷性情温和，不愿做官。’”“赵文隆一生喜欢读书，但他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理懂道。因而他的四个女儿都是许配给了本县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李大钊七岁能诗，被村里人誉为神童。10岁那年，单子鳌先生就提出教不了他了。11岁跟赵辉斗先生读书时，被赵先生誉为奇才。这些赵文隆都一一看到眼中，听在耳里。因而，他就过早地答应把比李大钊大六岁的三女儿赵纫兰许配给了李家。主要还是看上了李大钊的才气。”（《岳父赵文隆一家》，《李大钊与故乡》第28—30页）
刘荆山：“因为家中缺少人手，李大钊11岁（虚岁）就同他姑奶的三孙女赵纫兰结了婚，这赵纫兰17岁（虚岁），也是大黑坨村人。因他们是‘老亲’，赵家的人都称李大钊‘三姑爷’。”（《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10页）
董宝瑞：“李大钊进入小黑坨村张家专馆学习，大约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他与赵纫兰结婚前后。李大钊之所以在虚岁刚刚11岁时，与比他大六岁的赵纫兰结婚成家，除旧的早婚习俗在起作用外，主要是为当时的家境所迫。是年，李如珍虚岁已经73了，而他的老伴崔氏比他大4岁，年事更高，身体和精神亦越来越差。当时，有句令不少人都比较信服的老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李如珍的身体尽管还算比较硬朗，但他惟恐万一过不去这道坎儿，丢下正处在学业紧要关口的李大钊而去。为此，他张罗着把早就与赵文隆定下的这门亲事办了，以给李大钊及早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家庭，免得自己身后生变，这可能是李大钊早婚的主要原因。”“按属相赵纫兰（属羊）比李大钊（属牛）大6岁；但她出生在清朝光绪九年腊月廿四（1884年1月21日），离又一个旧历新年只差6天，因而按实际年龄计算，她比李大钊仅大5年零9个月。她是赵文隆在与元配夫人生有一男二女之后，又娶的小黑坨村盛家姑娘的头生婴儿，在姐妹中排三，被称作‘福臻堂的三姑娘’。她长得很像她年轻貌美的母亲，乳名被称作‘小翠’，长大后取名‘纫兰’，语出屈原《离骚》中的名句‘纫秋兰以为佩’。年长李大钊有五六岁的赵纫兰，几乎是看着出生时命运就显得极苦的李大钊一天天长大的，她很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走进李家的大门，帮助爷公公李如珍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与李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协助李大钊刻苦读书，完成学业。”（《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18—19页）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十二岁
继续在小黑坨村张家专馆从师赵辉斗攻读四书五经。
夏
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和永平府一些地方爆发。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先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后接攻陷天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被迫逃往西安，史称“庚子事变”。
是时，乐亭县境正逢“大疫流行”，并有“‘黄老’（海盗）乘船抢劫沿海村民财物”（名曰“闹海洋”），沿海各村不得不“举办团练防卫”【新版《乐亭县志》第9页。】。
秋
“庚子事变”发生后，沙俄侵略军借机派出重兵，大举入侵东北；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继而四处出兵，以清剿义和团的名义疯狂侵略京、津周围的军事要地。9月下旬，沙俄侵略军顺着铁路线相继占领乐亭邻近的唐山、滦州、昌黎等城镇，直扑山海关；与此同时，英、法等国的侵略军从海上乘坐军舰抢占山海关、秦皇岛等军事要塞和港口。是时，永平府境内的铁路沿线，几乎完全成为侵略军横行的世界，英国侵略军在昌黎县境安山车站附近的一个集市，一下就枪杀了70多名中国无辜的平民百姓。
李大钊：“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入京，大屠杀，清帝后出奔西安。”（《从印度航路发见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09页）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十三岁
继续在小黑坨村张家专馆从师赵辉斗攻读四书五经。
秋
《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被允许英、法、俄、美、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长期驻防，其中包括永平府地区的唐山、滦州、昌黎、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当时，祖父李如珍到乐亭县城参加传达《辛丑条约》签订情况的会议回来，跟李大钊和村里人说：“坏了，外国人让中国人赔款四百五十兆两白银。这些银子堆在一块，得像昌黎山一样高呀！”
李大钊：“列强迫我订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拆毁天津城垣、大沽炮台，允许外人在京津一带驻兵。”（《从印度航路发见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09页）
本年，清朝政府于年初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决定自固维新。年中，清朝政府决定在乡、会试中废八股程式，改试笔论，并正式下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并令多设养蒙学堂。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十四岁
本年
首次到乐亭县城和永平府城卢龙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童试，以染卷等原因，功亏一篑，未考中。
薛范氏：“十四岁去永平府考试，因污卷未仲。”（《李大钊先烈略传》，“仲”当为“中”；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0页）
李星华：“父亲在十四岁那年，正赶上科举考试，他到考场上去应试，据说因为不小心把墨迹涂在卷子上，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没有考取。他心里很难受。爷爷看出孙子的心思，安慰他说：‘那有什么不痛快，再念，再考!’”（《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6页）
董宝瑞：“李大钊与赵纫兰结婚后，赵辉斗与李大钊有了亲戚关系，尽管这种亲戚关系并不算很近，但他觉得自己的心情离李大钊贴得更近了。为了不辜负李、赵两家的重托，他在教李大钊学习四书五经时几乎竭尽了全力，恨不得把终生所学悉数传授给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甘露的李大钊。李大钊在这样贴心而德高望重的老师悉心教诲下，学业进步很快，完全具备了参加童试科考的能力。”“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八年。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考场初试身手就出师不利，品尝的是落榜的苦果。”“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因袭明朝，以‘四书’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一级高于一级，欲走完科举道路的学子只有分别通过这几级考试，才有可能成为生员、举人、进士，在仕途上有所造就。李大钊于‘十四岁那一年’参加的无疑是科举考试最初阶段的考试——童试。童试，系‘童生试’的简称，亦称小考、小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分县试（在本县举行）和府试、院试（均在府所在地举行）三个阶段，考生须在这三个阶段的考试中都及格，方可考中生员（亦称“进学”），得到赴省城参加乡试资格。童试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举行岁考，由各省学政巡回各府厅、直隶州对生员、增生、廪生进行例行考试，以定赏罚或黝革；寅、申、巳、亥年举行科考，由各省学政在每届乡试前巡回各府厅、直隶州，亦考生员，但主要的考试对象是童生，选择考试合格者以应本省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科考一般在乡试前一年举行，岁考在科考前一年举行。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为科考，李星华所说的‘那一年’——1902年，农历为壬寅年，恰为举行童试的科考之年。按当时的称呼，凡参加童试科考的学子统叫‘童生’。考生年龄没有限制，但称16岁以下者为‘幼童’，70岁以上者为‘寿童’（均指虚岁）。李大钊当年刚13周岁，自然属于‘幼童’之列。乐亭县举行科考的地点，与其他县一样设在县城。大黑坨村在乐亭县城东偏南15公里处，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县城并非正处于少年时期的李大钊常往之地。那一年他进乐亭城应童试科考，极可能是首次涉足县城。县试也并非一试即可，分正场和初复、二复、三复，只有场场过关，方可获得到卢龙县城参加永平府举办的府试资格；府试不被淘汰，还得参加由学政司主持的院试，院试录进才算正式考取生员。参加童试科考，真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而一场接一场、一地连一地的考试，是对每一个应试童生掌握四书五经的程度及作八股文的能力无的情考察，也是几乎无休止的精神折磨。李大钊初上考场，就通过繁复而紧张的县试，把‘朱冠题’（当时县试为幼童另出的题目之称）作得异常漂亮，应当说是相当不简单的，这表明他当时的学习程度和写作水平都已经相当出色。接踵而至的是更加严格而紧张的府试、院试，考场设在卢龙。可惜，他在参加府试或院试（以府试的可能性较大）时功亏一篑，由于心情过度紧张，不小心把卷子涂染了墨迹。染卷是当时考场的大忌，倘若果真是因为‘不小心把墨迹涂到卷子上’，是极易被淘汰出场的。不是因为文章没有作好，而是因为‘污卷’而‘末考仲’，这对李大钊来说在精神上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这是他在求学路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挫折。面临府试或院试的落榜结局，他心里自然非常懊悔。好在李如珍是一个饱经沧桑又通情达理的老人，不仅没责怪他，反而安慰他，让他忘掉这个‘不痛快’，让他‘再念，再考’。是年迈的祖父驱散了压在他心头的一片乌云，激励他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奋发苦读，以待3年后再上考场。”（《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19—21页，文字略有改动，其中“朱冠题”当为“未冠题”。）
冬
参加童试落榜后，转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井侯庄（在大黑坨村西北偏南16.5公里处）举人宋森荫为自家子弟开办的学馆，转拜曾到北京国子监参加朝考的优贡黄宝琳为师，继续攻读四书五经。
黄宝琳（1870—1938），字玉堂，系乐亭县城西南3.5公里处的太平庄人。其读书刻苦，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在科举考试中成绩异常优秀，赴北京国子监参考得学老师后，成为“名师”，先后受聘于乐亭县境多家名门望族开设的学馆。时在井侯庄举人宋森荫为自家子弟开办的宋家学馆任教。
董宝瑞：“送李大钊第一次进考扬试试身手的，主要是两位老人，一位是李如珍，一位是李大钊的老师赵辉斗。李如珍是一个心性很强的老人，自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其二弟李如珠的二儿子）过继到他的膝下之后，他一心想让李任荣学有所成，不料李任荣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年方22岁就不幸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更不幸的是，李任荣虽然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字，但在考场上并没脱颖而出，到辞世时也未考中生员，仅落下一个‘童生’的名份。这自然是老人心中最大的遗憾。在李大钊问世后，他把科举中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李任荣留下的遗腹子身上，希望李大钊苦苦求读，以圆李任荣未能实现的梦想。李大钊首次应试，他肯定会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陪伴孙子到乐亭和卢龙参加童试。李大钊自幼跟李如珍识字，到学龄后进本村私塾读书，由于学习刻苦，很快就跳过了‘蒙学’阶段，开始涉猎《四书》、《五经》。到1899年，李大钊10周岁那年，李如珍为了让他更好地学习《四书》、《五经》，以准备参加1902年举行的童试科考，费尽心思，几经周旋，把他送到邻村小黑坨张攻璞家开设的专馆，拜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为师。小黑坨的张家是乐亭县四大富户之一，其专馆主要是为张攻璞的独生儿子张春迥开设的，李大钊前住，具有陪读性质。赵辉斗是昌黎县大滩村人，是一个饱学之士，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与李大钊的岳父赵文隆交谊很深，认为本家，与李如珍也相交甚笃。他曾在大黑坨一带任教多年，当过李任荣的老师，一直关心李大钊的成长。李大钊之所以能到小黑坨张家专馆就读，是他在起关键作用。 他—心要把李大钊教出去，使李大钊尽早考中生员。他为不辜负李、赵两家（其时李大钊已与赵纫兰结婚）的重托，在教李大钊学习《四书》、《五经》时几乎竭尽全力，恨不得把终生所学悉数传授给李大钊。李大钊在这样贴心的老师教诲下，学业进步很快。李大钊跟随赵辉斗学习了‘不到三年’（李星华语）时间，也就是说学习到了1902年。就在这一年，张春迥不幸病故，张家专馆被迫关闭。童试在即，李大钊失去了比较优越的学习场所，对其应试自然不利，好在赵辉斗离开张家专馆之后，对李大钊绝对不会撒手不管，他极可能到李家单独辅导李大钊一些时日，并把他送进了考扬。目前有一些介绍李大钊这段经历的文章，把李大钊离开张家专馆说成了‘1901年’，并说李大钊离开张家专馆就转到了井家坨宋家学馆，这显然是不确切的推算。李大钊是赵辉斗晚年的得意门生，且又有种种密切关系在起作用，赵辉斗不送李大钊进考场一试是不会甘心罢手的。再说，临考易师，乃应试之大忌。‘另请高师’的举动当在李大钊初试落榜之后。也就是说，在李大钊于1902年童试未中之后，赵辉斗自觉年老体弱，不能再充任李大钊的老师，遂就此挂鞭，并协助李、赵两家把李大钊送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宋举人家的学馆，才告老还乡。这当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李大钊参加童试始末》，《李大钊研究》第5辑第133—134页）
董宝瑞：“大约在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前后，娇生惯养的张春迥染病而亡，张家专馆无以再办。赵辉斗在送李大钊参加第一次童试科考后，觉得自己已经力所能及，倾尽全力，不好再充任李大钊的老师了，便协助李、赵两家把李大钊送到井家坨的井侯庄（在大黑坨村西北偏南16.5公里处）举人宋森荫为自家子弟开办的学馆继续学习；而他自己则就此挂鞭，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去了。”“大约在1902年秋后，李大钊离家转赴宋家学馆读书，续拜曾到北京国子监参加朝考的优贡黄宝琳为师。”（《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1—22页）
刘荆山：“一九○一年，李大钊十三岁那年，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那里去读书。”“宋举人系宋家的老三，名宋森荫。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壬戌年）举人。他在山东任过候补知县，又做过山东乡试同考官。宋家专设了学馆，请黄宝林【当为“黄宝琳”。】（字玉堂）为教师。黄老师是乐亭城北小圣庙村人，他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是个‘优贡’。从学位、知识和对学生严格教管方面，在众人的心目中颇有些威望，经李大钊岳祖父赵良佐的干女儿把李大钊介绍到宋举人家读书。”（《李大钊与私塾老师》，原载《乐亭文史》第2辑第48页，《李大钊史事综录》第19—20页）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十五岁
师从黄宝琳在井侯庄宋家学馆潜心攻读四书五经。
刘荆山：“李大钊又投了黄玉堂这位名师。由于他刻苦求学的精神，谦虚、朴实的品德，深受黄老师的赞赏。”“黄玉堂老师经常夸奖李大钊说：‘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品学兼优。’”（《李大钊与私塾老师》，原载《乐亭文史》第2辑第48页，《李大钊史事综录》第20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十六岁
1月
2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初五），祖母崔氏病逝，终年81岁。由井侯庄宋家学馆回家奔丧，参加丧葬活动。
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云小时候他“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祖母崔氏去世时，按旧历计算，其恰为“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但他的祖父李如珍尽管年事已高，当时依然健在。对此，他在《狱中自述》初稿中写得比较清楚，云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之际，“其时祖母去世，祖父年愈八旬”【《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继续师从黄宝琳在井侯庄宋家学馆潜心攻读四书五经，准备来年再次参加童试。
2月
旧历年终考试结束后，在与同学谈论“新政”时，听黄宝琳介绍太平天国的有关情况，认为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和
刘荆山：“在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傍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的“腊月傍年”，为1904年2月上半月。】，宋家的专馆年终考试已经结束，同学们没事等待放寒假。大家谈论起清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引起了黄玉堂老师讲‘太平天国’洪秀全造反的故事。”“黄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主张：妇女和男子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废除了束缚妇女的旧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由于李大钊从小爱思考，有见解，善于发现问题，他立即向黄老师发问：‘老师！洪秀全的很多主张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黄老师猛然一听，就愣住了。摇摇头说：‘这个么……你可把我考住了。’略停一会儿说：‘以我之见，好行新法者，违俗而招祸。’李大钊又问：‘太平天国已备百万大军，占领十七省，为何失败了呢？’黄老师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因内讧而失败。不过……一切尽气数哉！’李大钊很激动地说：‘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黄老师对李大钊要学洪秀全的事，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他以后经常向人们谈及此事。” （《李大钊与私塾老师》，原载《乐亭文史》第2辑第48页，《李大钊史事综录》第20页）
据刘荆山近年介绍，黄宝琳于清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傍年”（即1904年2月上半月）给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介绍太平天国的有关情况，是在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建立之初，他访问黄宝琳的妹妹（时已80多岁）闻知。据说，李大钊当时认为洪秀全的一些主张很好，十分赞同。不过，多年来，对李大钊当时的反应，出现种种说法，一说是李大钊当即仅仅表示“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一说是李大钊当场就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第5页】还有的说当时李大钊表示：“我要学习洪秀全，决心推翻卖国求荣的满清政府。中华要富强，不受外国欺！”【张建国：《伟大的播种者》，第44页。】黄宝琳是在1938年去世的，生前讲过当李大钊的老师的情况，当确定无疑；从他生前也曾经给自己的子女讲过洪秀全、李自成等人的事迹看，他在宋家学馆介绍过太平天国的有关情况，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李大钊在自己十五六岁时，是否就已经萌发了“长大就效法洪秀全”，甚至“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我要学习洪秀全，决心推翻卖国求荣的满清政府”的思想。显然，这些话都有“升华”和“神化”当时的李大钊思想的痕迹；特别是“推翻清朝皇帝！”、“推翻卖国求荣的满清政府”的思想，李大钊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真实的情况当是，李大钊在那时从见多识广的黄宝琳口中，知道了一直被长期污称为“长毛”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一些主张，并且对太平天国的一些真实情况发生了浓郁的兴趣，为自己当时尚比较幼稚的思想植入了“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结尾部分云：“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9页。】的根芽；而这种“思想”的根芽，是与他当时就已经产生的“国势之危迫”、“国势之陵夷不振”的认识基本合拍的。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十七岁
第二次参加童试。在乐亭县城和永平府城卢龙顺利通过县试、府试；秋天，在准备参加童试最后一关——院试时，清朝政府加快对科举制度改革的进程，于9月2日批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的奏折，下诏废除科举自丙年科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一律停止；对在是年童试中成绩佼佼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就此，以在府试考取的成绩，被录取为设在卢龙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学员。
李大钊：“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读书二载。”（《狱中自述》，其中“试未竟”，初稿为“甫经府试”，二稿为“府试中”；《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3页）
李大钊：“……第二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我的自传》，《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2页）
韩湘亭：李大钊“生性简易，聪爽绝伦”，“年十七考入永平中学肄业”。（民国《乐亭县志》稿，补录《李大钊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2页）
董宝瑞：“由于李大钊在第一次参加童试时就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学习水准，黄宝琳对其非常器重，从多方面对他进行教育，指导他熟读四书五经，磨练自己的文思和文笔，提高他的学习水平和领悟能力。又苦读三载，李大钊在自己的第三个老师黄宝琳的教育下，手不释卷，博闻强记，成了学习空气分外浓郁的宋家学馆最优秀的学生。”（《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2页）
董宝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大钊再度应试，在县试中又顺利过关，府试也考得比较顺利。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府试’之后，‘试未竟’，也就是说童试没有举行完毕，就在他准备参加院试，进行最后一搏之际，清朝政府加快了科举制度改革的进程，批准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的奏折，下诏废除科举，自丙午年科始，即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一律停止；对在当年童试中成绩佼佼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就这样，李大钊以在府试取得的成绩，于当年秋天被录取为由永平府敬胜书院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尽管这次李大钊考中的是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李、赵两家和大黑坨的乡亲们，还是像他考中生员一样着实庆贺了一番。”“经过两次童试，李大钊考取的不是生员，而是永平府中学堂的学员，这对李大钊的人生道路的改变，有着重大的转折意义。倘若按照清朝政府于1903年批准的方案，童试的岁、科考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同时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作学堂取中之额，李大钊很可能还会在科举道路上再走上几年。即便他在1905年的科考中最终通过院试，考取生员，也不一定会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而是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准备迎接1906年的乡试、会试，以成为清朝最后一批举人、进士。那样的话，他的思想还会被禁锢两三年，甚至更多的年头，难以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所幸的是，他在走向青年时代时就挣脱了旧的科举轨道，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永平府中学堂，他不再只限钻研《四书》、《五经》，学起了一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的基础知识，并开始学习英语，使自己的眼界大大阔，把目光更多地关注外面的世界和社会的改造。”（《李大钊参加童试始末》，《李大钊研究》第5辑第134—135页）
秋
到永平府中学堂读书。
永平府中学堂的前身是创建于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永平府敬胜书院。据新版《卢龙县志》记载，永平府敬胜书院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即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那一年，奉诏改设为永平府校士馆，开始增添课程，招收学员，朝改办成一所新式学堂迈开第一步的。永平府校士馆是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后才改建成永平府中学堂，即到李大钊入学时才真正变成一所进行中学教育的新式学校的【新版《卢龙县志》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原敬胜书院改为‘校士馆’”，“三十一年（1905），改为永平府中学堂”；新版《卢龙县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564页。】。李大钊入学后，永平府中学堂依照清政府颁布的《中学堂章程》，在办校士馆的基础上，开设了除经学以外的一些新的课程，如英语、体操和一些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等。为了集中力量办好停办科举后的新式学堂，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这一年秋天通令直隶各地，各中学堂的所需经费皆由各县房税契项下拨充。这样，不仅使得永平府中学堂的经费来源较之以前充足多了(原以督学院行署的地产、息金和学费维持)，也使得学员需交的学杂费用也比以前大大减少（较之私立中学少交有三分之一）。应该说，李大钊上新式的官办学堂，正赶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据调查了解，李大钊为永平府中学堂的第二班学员。永平府校士馆在改设伊始，仅从当年的科考中招收了第一班学员，后循科考而未招收新的学员；直至停办科举后，把李大钊这一班学员招进，永平府中学堂才开始年年招生一班学员。
董宝瑞：“1905年秋，李大钊怀着颇为喜悦的心情，到当时被称作‘永平府’的卢龙县城，开始‘学习启蒙科学’和英语，开始了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卢龙，是挣脱科举制度桎梏的李大钊离开家门，走上新的人生旅程的第一站。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二载’，仅‘度过两载光阴’，时间并不长，却对他最终走上寻求革命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3页）
董宝瑞：“在民国初年废府设道以前，卢龙城为永平府治所在地。那时，人们按照习惯，直称卢龙城为‘永平府’。永平府在没有废置时，辖1州（滦州）、6县（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临榆）。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所在的乐亭县，在晋朝时为‘乐安镇’，北魏时名‘乐安亭’，自金朝大定末年置为‘乐亭县’后，长期为滦州的领县（元初曾单置为‘溟州’），直至清朝雍正末年才脱离滦州的辖管，直隶永平府。”“永平府治所在地卢龙，是中国北方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古城。李大钊在这样一座府城开始自己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首先让他感受的无疑是一种亘古气息极浓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在建立伊始，就在北方的沿海地区设立了一个同姓诸侯国——孤竹国。孤竹国的国都在今河北省与辽宁省靠近渤海的一个较大的地域几经迁徙，大约在商、周交替时，或在周朝建立之后，迁到了卢龙城一带。为此，当地的人们一直传说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兄弟竞相让国，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等著名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永平府的辖境内。李大钊到卢龙上学以后，首先发现的是，比乐亭城大有不少的古城内外，几乎到处都有古孤竹国的遗迹与传说。卢龙城里，有一个小胡同叫‘夷齐里’，有一眼古井叫‘夷齐井’，城东北隅的一个地方还曾建有‘清节庙’；卢龙城外，远远近近的一些地方，不仅有又称‘清节庙’的‘夷齐庙’，相传的‘孤竹故城’，还有传说伯夷、叔齐躲在其中的‘首阳山’，以及传有孤竹长君墓的‘长君山’、传有孤竹少君墓的‘少君山’，并有‘迷谷山’、‘夷齐读书处’，等等。据传，历史上有名的成语‘老马识途’的故事，就发生在卢龙城西的迷谷山一带。公元前663年（周惠王十三年），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路经孤竹城时，被孤竹国的人欺骗，在迷谷山那里迷了路，险些有去无回；幸得‘老马识途’，才走出了迷谷。为此，齐桓公在一怒之下，把存世有一千多年的孤竹国，在凯旋回师时顺便消灭了。这些传说，真真假假，明显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李大钊自然信疑参半，却也觉得在陡然间增添了不少游趣。不管怎样，他和同学们一到卢龙城，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被司马迁的《史记·列传》第一个记载的伯夷、叔齐的故事的感染，感受到了一种义烈味极足的‘清风’（在卢龙城西南5公里处滦河边上的夷齐庙专建有‘清风台’）之气。”“其实，孤竹国早有，卢龙城并非早就有之。春秋时期，孤竹国灭亡后这一带成了燕国的领地。到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肥（白荻之一部）被晋国打败，肥子率余众逃到燕国，被安置到今卢龙城北偏东约20公里的青龙河畔定居，立为‘肥子国’；到秦朝建立时，那里成了这一地区最早设置的肥如县。到东晋末期，背依燕山群峰、形势比较险要的肥如城，被割据一方的后燕慕容熙和北燕高云先后看中，相继设冀州刺史和幽、冀二州牧于此；北魏时，肥如城成了辖管北平、辽西二郡的平州治所，并为辽西郡治。到此时，同样为形胜之地，且在古碣石道上的今卢龙城，方开始修筑；当时，主要为侨置原在辽东郡的新昌县。北齐建立后，辽西郡省入北平郡，平州治所和北平郡治均南移至新昌，从而使在青龙河下游新建的新昌城取代了肥如城的历史地位，变成了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隋朝建立，郡、州并一，平州治所‘新昌’于开皇十八年（598年），以城池紧靠当时名‘漆水’的青龙河，易名‘卢龙’⑤。自此，‘卢龙’之名才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注册生辉。隋、唐时，卢龙一直为平州或北平郡的首城，并在唐朝中期变成了北方的一个军事要镇。辽末金初，坚守平州城的汉民举行的抗金斗争艰苦卓绝，异常激烈，平州曾被宋朝政府命名为‘南京’。元朝时，平州被改设为兴平府，成为大都（今北京）的畿辅重地；中统元年（1260年）兴平府升为平滦路，大德四年（1300年）又以水患严重更名‘永平路’。明朝建立之初，永平路先被改设为平滦府，后又改称永平府。永平府自永乐年间明朝政府迁都北京后，复成为畿辅重地，并成为长城密布、雄关峙立之地；特别是到了明朝的后期，拥有‘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长城防线的永平府地区，成了抗击后金、庇护京师的重要的军事防地。清朝建立后，这一带险要的军事地位风光不再，却依然为畿辅重地之一，地处关内外交通要道上的卢龙城，为清朝皇帝去东北祭奠祖陵的必经之地，位置仍旧像以往一样颇为显要。”“被称作‘永平府’的卢龙城，可以说是少年时苦心读书的李大钊在求学道路上的必经之地。当时，永平府辖境的童生，若要在童试科考中一举成名，谁也无法绕过这里。这里，既是一些荣登考榜的童生的欣喜之地，也是不少名落孙山的童生的伤心之地。李大钊在13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就是在卢龙城品尝的追悔莫及的苦涩滋味的。当时，是他在小小年纪第一次来到颇有些神秘色彩的卢龙，本应好好领略古城的山光水色；而‘因污卷未仲’的懊恼，却令他无心暇及永平府第一城的奇景妙境，就匆匆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所幸的是，3年后复来这里应试，他不仅极其顺利地闯过了府试这一关，且赶上了停办科举令的突然下达，使他不用再参加院试，就被由永平府校士馆新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为首批学员。这意味着，他不必再为能不能考上生员、举人、进士而去钻古书堆，完全可以在新式的学堂里学习一些自己想学的新的知识和文化了。”“中途结束科考，李大钊由卢龙回到家乡向祖父与妻子报喜后，在家里休息了一些时日，又来到了在家乡大黑坨村北偏西59公里处的卢龙城。此番再来，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负担，充满的是寻求新的知识、探视新的世界的渴望。”“到永平府中学堂报到后，李大钊颇觉见山山亲，见水水亲，永平府城的一切都显得异常美好。在乐亭县北边上百里的卢龙县，与乐亭县的地势完全不同。这里地处山区，距海较远，辖境多为丘陵地带。颇有意趣的是，紧靠汇入滦河的青龙河的卢龙城，本身就建在3座毗连的土丘上，却因山势都不那么明显，让人感觉不到城中有山。再有，由于卢龙城的城池是顺着平缓的山势而建的，高低不平，宽窄不一，城墙难以四四方方，4座城门无法像地处海边平原的乐亭县城那样呼应相对，南门和西门距离很近，几乎贴在了一起。大概因此，卢龙城才有‘三山不显，四门不对’之说。永平府知府的大堂跃居于城中最高的平山顶端，站在那里可俯瞰卢龙全城；而永平府中学堂就坐落在古城西南隅的平山南坡上，在永平府大堂对面的一个深宅大院里。学堂的大门面西，对着由南门通向府衙的一条大街。永平府中学堂占据了原敬胜书院和义学（靠南）两个相通的院落，显得很宽敞。校园里分有教学区和住宿区，教室不算多，但古朴、静雅；宿舍较多，学生多两人居一室，也有一人居一室的。校园南边紧贴着的‘龙厅’大院。‘龙厅’是永平府举行迎接圣旨仪式之地，雄伟高大的殿宇面南而建，殿内阴森、肃穆，高高的龛阁上存放着皇帝颁发的圣旨，一般人根本不能接近。出校门向南行上百步远，即是正对相距较近的南门和西门的十字街口，街口正中，耸立着一座刻有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撰写的《平州石幢记》的尊胜陀罗尼经石幢。据传，这座经幢始立于唐朝，自辽、金以来历经多次重修，勘称是卢龙历史的象征。整个经幢，挺拔、古朴，八棱六节，雕饰异常精美，在古城的街口显得分外别致。稍有闲暇，李大钊很喜欢到经幢那里散心，发点思古之幽情。”（《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3—26页）
董宝瑞：“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以后，李大钊深为自己能到这里来学习而高兴。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各门课程，特别是英语、数学，以及外国地理和历史等课程。当时，永平府中学堂像大多数新改办的学堂一样，还没有完全脱离旧有的教育轨道，在课程安排上采取新旧结合的办法，主要教授两类课程：一类是中学，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通考’之类的‘政治学’；一类是西学，包括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近代政治学和体操等。李大钊‘生性简易，聪爽绝伦’【民国《乐亭县志》稿，补录《李大钊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2页。】，进入中学堂后，更加勤奋，遇到疑难问题必须弄懂才罢休，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因而成了学堂里出名的好学生。”（《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7—28页）
冬
与入学后新结识的蒋卫平同学话别。
韩湘亭：“时清末党禁方严，独与同学蒋凤鸣(字邕喈，卢龙人)等主张国民革命。”【民国《乐亭县志》稿，补录《李大钊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2页。】
董宝瑞：“和李大钊同到新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读书的学员，从当时留下的一张《永平府中学堂官师学生合影》看，不到50人。这些同学来自永平府的7个州、县，年龄多大的都有，大多为在府试中过关的童生，也有从当时永平府办的师范学堂转过来的考生。在新结识的同学中，李大钊觉得与自己最情投意合的，是来自比较靠近滦州的卢龙县蒋家庄（今属滦县）的蒋卫平。蒋卫平，名文庆，又名凤鸣，号慕谭，生于清朝光绪八年腊月十二（1883年1月20日），比李大钊长6岁（按旧历纪年为7岁）。蒋卫平的思想比李大钊的思想成熟得早，也成熟得多，在“‘甲午之战’后，较早接受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影响，极羡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的谭嗣同，暗号‘慕谭’。‘庚子事变’之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开始准备为救国救民献身，急欲多学一些新的文化知识。到1905年春天，多年一边任教、一边自学的蒋卫平，考入了新成立的永平府师范学堂。入学不久，他就感到学堂的风气比较迂阔腐败，便于同年秋天转进新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得以和年纪尚小一些的李大钊成为同学，两人很快就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挚交。刚刚远离家门、年仅16岁的李大钊，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他在家乡苦读时没能了解到的情况，得获了不少对国家形势和民族命运的真知灼见；同时，他也深深地受到了蒋卫平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思想情绪的感染。他深为自己一迈进永平府中学堂的校门，就能结识蒋卫平这样的大龄同学庆幸，觉得自己也应像蒋卫平那样，开阔视野，努力为变革社会、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多学一些新的文化知识，多练一些投身社会改造斗争的本事。遗憾的是，他与蒋卫平同窗共学的时间并不很长，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一年冬天，比李大钊更强烈地感受到‘国势之危迫’、‘国势之陵夷不振’的蒋卫平，得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招生的消息，毅然决定中止在永平府中学堂刚刚开始的学业，投笔从戎，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在古城与李大钊惜惜而别，去了保定。”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35—36页）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十八岁
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开始有目的地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研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文章与思想。
韩湘亭：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民国《乐亭县志》稿，补录《李大钊传》；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2页）
董宝瑞：“在诸多新的课程中，李大钊最感兴趣的是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些课程。他对学习英语也很感兴趣，觉得这是全面学习和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个新的‘开端’。”“学堂内设有藏书室，李大钊和一些同学经常在课余时间去那里阅览一些图书、报刊。当时，永平府中学堂的藏书室藏有多少书刊，藏有那些书刊，已很难弄清了。从当时学堂开设的课程看，应该有一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情况的书刊，即使为数不多，也可以满足李大钊的一些阅读需要了。和李大钊一起考入永平府中学堂的同乡同学韩湘亭，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李大钊拟传时，曾云李大钊在‘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韩湘亭的回忆，说明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读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可能详细研究了‘维新’派的思想，但他当时‘日无暇息’阅读的，绝非仅此‘一编’，极力想学的当主要是他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启蒙科学’，即他原来没有接触多少的从西方传来的‘新学’及英语等新课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不再为参加科举考试而疲于奔命的李大钊，极想在‘新式学堂’补充自己的知识缺欠，找到一把认识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根源的新的钥匙，从而不虚度在永平府中学堂所得获的珍贵的学习光阴。”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27—28页）
秋
祖父李如珍去世，享年79周岁。参加治丧活动，亲自写悼文祭读。
李大钊：“……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去世。“（《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薛范氏：“十八岁去天津读书（即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于本年八月祖父病重招回，持祖父之病。于本月祖父病故，享寿八十有三。祖父临危嘱其勿荒学业。”（《李大钊先烈略传》，其中“十八岁去天津读书（即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记忆有误，当为“十八岁在永平府读书”，“享寿八十有三”亦不确切；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第289页）
李葆华：“太祖父为培养父亲熬尽了心血，在父亲到永平府中学读书后，他老死了，虚岁81。”（《我的回忆》，《李大钊在河北》第2页）
李星华：“父亲上永平府中学的第二年，老爷爷就去世了。”“在老爷爷病重的时候，父亲收到家信，急忙赶回家来。他一走进庄头就哭，一直哭到家里。那时，正是八九月间，天下着连阴雨，到家以后，他几夜守着老爷爷不睡。”“有一天黑夜里，雨还是不停地下着。老爷爷忽然睁开眼睛往四处寻找，看见孙子正守在自己身边，他动了动嘴唇，呜啦呜啦地说：‘还没有睡？来，靠近我一点，我有话要跟你说！’父亲连忙上前凑了凑，老爷爷接着又喃喃地说：‘我死了，千万不要大发送。人死了没有什么，气是清风肉是泥，埋了拉倒，把省下来的钱留着给你念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把书扔掉！’等了一会儿，老爷爷断断续续地说：‘今年是伏吊，明年不收麦子。咱们有一块托盆地，秋上你在那里种上麦子，明年靠住能丰收！’说罢，老爷爷又动了几下嘴，不知要叮吟孙子一些什么。可是话还没说出就咽气了。”“老祖父死去以后，老捡姑子串通她的一个本家哥哥，在家里大闹一场，说老爷爷是‘绝户’，就得大发送，把家里剩的那点财产全部‘踢荡’干净了，他们才算罢休。从此，父亲求学遇到了很大困难，都是由我母亲到处典当挪借，来供他继续上学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5—26页）
董宝瑞：“李如珍是在1906年初秋时节病逝的。当时，学堂刚刚开学，李大钊收到告知祖父病危的家信，急急从卢龙赶回到家里。据说，他情知这个世界留给自幼就与他相依为命，对他恩重如山的祖父的时间不多了，‘一进庄头就哭，一直哭到家里’，紧接又一连‘几夜守着老爷爷不睡’；李如珍在临死时，唯一惦念的就是李大钊的学业，一再叮嘱李大钊在他死后‘千万不要大发送’，要把省下的钱留着给他‘念书’，并叮嘱李大钊：‘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把书扔掉！’”“李如珍去世时，虚岁正好80，丧事算作‘喜丧’。祖父溘然辞世，在祖父怀里长大的李大钊哭得死去活来。在为祖父送葬时，他饱蘸热泪，亲笔写了一篇悲痛欲绝的长长祭文。他把祖父安葬在了他的亲生祖父李如珠去世那年，由祖父亲自辟立的李家新坟⑩，整个葬礼异常隆重。只是，李如珍留下了不搞‘大发送’的遗嘱，而李大钊的‘三姑’——‘老捡姑子’说什么也不干。据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介绍，她当时串通了一个本家哥哥，在家里大闹了一场，说自己的父亲是‘绝户’，就得‘大发送’，一时恨不得把娘家剩余的财产全部‘踢荡’干净才算罢休。”“把祖父李如珍安葬以后，家中的财产几乎耗去过半，幸得贤惠的妻子赵纫兰知情达理，同他患难与共，与娘家人一起帮助李大钊重整家业，勤俭度日，才使他又能返回永平府安心读书。”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37—38页）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十九岁
7月
约在中旬，与同乡同学李秀峰、张永德、刘际青结伴离开永平府中学堂，由卢龙县城去天津投考新的学堂。
本月下旬或8月，参加长芦银行实习所、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等学校的招生考试，相继被长芦银行实习所、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等学校录取，最终选定北洋法政专门学堂。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6年12月在天津创办，面向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招生。属大专性质，设有正科与速成的简易科。学堂章程总纲规定，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谨遵奏定分科大学章程，设于北洋地方， 为教授高等法律、政治、理财专门学术之地”；“学堂以造就完全政法通材为宗旨”，仿“京师大学堂办法”，“定预科三年，为正科之阶梯”，“正科分政治、法律两门，其年限较京师大学堂减缩一年，亦各定为三年，而增加其课程钟点，计先后六年 毕业”，“毕业后拟论酌照分科大学奖励给予出身”。当时，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定于1907年夏天招生，于7月1日开始，连续两周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广告云：“本学堂蒙北洋大臣袁立案创办，分专门简易两种，简易科又分绅职两班。现在学堂业经落成，除绅班须藩台按属考定，现正咨请报考取各绅赴津报到外，所有专门学额二百名，简易科职班一百多名，亟应如期招考。为此将本堂章程摄要广告，凡有志入学者于六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先行遵章报名，听候定期招考。过期不收，切勿观望是幸！”【《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章程》，《北洋公牍类纂》；转引自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第20—2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广告中还说明了学堂的宗旨、分科、修业年限、毕业后的出路，奖励、人学考试的科目、以及入学后的有关事项等，明确宣布其宗旨是：“本学堂专门科以造就政法通才为主，简易科以养成审判人员及律师与地方自治人员为主。”“入专门科首先习预科三年，卒业后入正科。正科分政治、法律两门，由学生随意选学。简易科分司法、行政两门，职班习司法，绅班习行政。”【《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广告》，天津《大公报》，1907年7月2日，转引自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第21—22页。】是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和“十五日”的公历为7月10日和7月24日，由此可推测李大钊等人赴天津考学当在这一年的7月中旬。
李大钊：“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乃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 （《狱中自述》初稿，二稿“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改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乃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改为“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3—714页）
李大钊：“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狱中自述》终稿；《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3—714页）
朱成甲：“正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的一纸广告，给处于穷乡僻壤的李大钊带来一片希望，为他的未来展现出新的道路。他下决心向这条道路进发。”“从得到招考的消息到正式参加考试的时间是很短的，他仍然准确无误地参加了考试。10年前兴起的从‘夷人’那里学来的近代传递信息的方法和交通工具，都保证了这位有志青年理想计划的实现。他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口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而人政法’。”“李大钊毅然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说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已开始觉醒。他已经下决心以爱国救国为己任，他已经认识到爱国救国离不开新的先进的‘政理’，他已经认识到爱国救国需要选择‘良策’（爱国救国自来就有不同的‘策”’如果不为选良，那顽固派、保守派提供的那些药方就已够多的了，何用他来费心了），而这种‘良策’又是和‘振奋国群’相联系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李大钊这时已是有理想，有抱负，有科学理性，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第22—23页）
李星华：“父亲到天津考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他刚到天津投考学校时，长芦银行实习所也录取了他。父亲想继续上学，不愿意到银行去工作，他讨厌和钞票打交道，往资本家方面发展，但家中经济困难，上学要由我的母亲典当维持，他也感到为难。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给大伯父李任元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志愿和不愿到银行工作的想法。”“伯父李任元，见信后马上回信鼓励他上学，信中说：‘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当继续求学深造。’”“他伯父的话，恰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摆脱了家庭的困难，克服了矛盾的心理，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6页）
董宝瑞：“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暑假到来时，李大钊决定结束在永平府中学堂的求学生活，到天津去投考新的学堂。”“这一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坐火车去天津比以往更加便利。只是，卢龙与乐亭一样，不在铁路线上，要乘火车得先去在卢龙城南偏西18.5公里处的滦州车站。滦州车站在东临滦河的滦州城北2.5公里处，紧靠着如屏似障、并不算太高的横山；车站东边不远，就是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由美国留学归国后初试锋芒，大显身手，在李大钊4岁时主持修建的滦河铁路大桥。由卢龙城去滦州车站，有水、旱两路，均有‘四十里’；旱路主要是崎岖不易行的山路，水路则比较便捷，不过，这一段河流‘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好就好在沿途的‘景致绝美’。”“李大钊决定坐火车去天津，取道水路先行滦州车站。准备和李大钊一起到天津投考新的学堂的，还有3个与李大钊比较要好的同乡同学。在学堂放暑假的时候，4人一同告别了老师和同学，结伴在离校园不远的西门外的古漕运码头上，搭乘一条小船，顺青龙河而下，踏上了远行天津的路程。”“卢龙城离青龙河汇入滦河处不远。他们坐在小船上，在比较平缓的青龙河上漂行有八九里，就进入了直隶省东部地区的第一大河——滦河。两河相汇以后，水流显得异常湍急，而河的两侧，自夷齐庙那里开始，几乎山连着山，峰叠着峰，似都在争着抢着向滦河被挤得颇显狭窄的河道奔来。他们坐在船上，忘情地观赏着两岸的绝壁断崖和远山近水所展现的绝美的景致，而船公却在小心翼翼地把着舵，躲着一个又一个藏在水中的暗礁。经船公指点，才知这一段水路是滦河上最难行走的险道，稍不小心，就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在小船避开一个个暗崖时，有的同学身上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冷汗，而李大钊却几乎没有什么畏惧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极其险峻’，也‘很逼狭’的‘艰难险阻的境界’，正在领略着‘奇趣横生’的‘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而‘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他颇为自己在结束两载的中学生活时，能在家乡的‘母亲河’上，获得这样一种冒险的美趣而惬意，感受到这样一种雄健的精神而振奋。16年以后，他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在写作抒发一种激昂、壮烈的情怀的随笔《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时，最先忆起的就是他告别卢龙时在滦河的急流险滩上感受到的一种‘壮美的趣味’；当然，那时他已越海去过日本，并有了在长江上乘船的体味，但后来的行舟，尽管路程较长，终没有年轻时第一次在滦河上感受到的‘冒险的美趣’刻骨铭心。”“李大钊等在‘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在滦河铁路大桥北边不远的地方——横山东北麓为乾隆皇帝修建的行宫下面的一个码头上下了船。登岸后，他们到建在码头近前的滦州车站，乘上了一列开往天津的火车。这是李大钊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他第一次自己决定出远门。”“按照当时学堂的规定，李大钊他们这一班学员在这一年秋天就可以毕业，只要成绩合格，则可升入在省城保定办的高等学堂的预备班，进入直隶省高等学堂深造。用科举考试时的‘功名’来套的话，到省里的高等学堂去上学，就等于中了‘举人’。那么，学业一直比较优秀的李大钊为何不等中学毕业，与诸多同学一起升入高等学堂，就非要与几个同学结伴，到天津去投考新的学堂呢？时隔20年，李大钊在狱中追忆这段经历时，谈及自己当时的思想。在《狱中自述》初稿中，他这样写道：‘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在写第二稿时，将‘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改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最后在定稿时，又省略去了在天津投考学校的过程，将这一段话简略为：‘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表明，李大钊之所以提前结束在永平府中学堂的求学生活，到天津这个比较开放的都市去寻求新的学习天地，主要是因‘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之危迫）’，‘颇起（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应当说，这是李大钊‘在永读书二载’极其珍贵的思想结晶，是他‘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30—32页）
董宝瑞：李大钊于这一年夏天决定到天津去投考新的学校，也受到了蒋卫平那两年的思想与行动的影响。“……据李大钊后来得知的消息，蒋卫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也没有学习多长时间，入学不久，就以痛骂慈禧太后祸国殃民，组织同学抗议美国政府单方面续订华工条约、肆意欺辱赴美华人，险些被捕入狱。离开保定后，他化名蒋健，易字大同，只身流亡东北，到辽东半岛从事平民教育、启发民智等工作，和李大钊断了音信。”“李大钊在1907年夏天决定不再升入高等学堂，到天津去考新的学堂，很难说没有受到蒋卫平的思想和行为的感染与影响。到这时，他不想在旧书院改造的学堂里再按部就班地读书了，极想像蒋卫平那样，到像天津那样的大都市去闯新的世界，去‘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36页）
与李大钊同去天津考学的“二三同学”，据李大钊在《游碣石山杂记》记载，分名“子蘅”、“守恒”、“际青”。到1913年秋天，李大钊再次到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中旧地重游时，已与这几人“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
“子蘅”，当为家居大黑坨村西北4公里许的木瓜口村的李秀峰。李秀峰，字子蘅（有关文章写作“子衡”或“子恒”），比李大钊年长两岁，是与李大钊一同考入永平府中学读书的同窗好友；后来，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考学，考取北洋军医学堂。由北洋军医学堂毕业后，曾在刘镇华统领的镇嵩军做过军医，后又在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做过军医；退出军队后曾在南京清江浦一带行医，1930年因病去世【参阅李继华于2007年8月6日在《故乡人》网站发表的《李大钊的“总角之交”宋仲彬生平事迹探究》。】。《李大钊文集》重编本的编者在注释“子蘅”时，“疑为宋仲彬”【《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372页注释⑤，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宋仲彬（1884-1948），名毓璘，又名益民，相继与李大钊在其三祖父宋森荫办的宋家学馆和永平府中学堂同学，和李大钊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但他在1907年秋天考入的是保定武备学堂，很难确定他曾和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考学；宋仲彬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在天津侍卫孙洪伊，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下，曾任孙中山的大总统府后勤处长。其当时行踪与“从戎南下”相符，但“子蘅”当非其改名“益民”时所用表字，其非李大钊所说的“子蘅”，当无疑。
“守恒”，本名张永德（1882—？），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的同学韩湘亭主纂的《乐亭县志》稿中有其传，其当年与李大钊一同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云其毕业后历任热河高等法院院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检查官等职。另：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其小传：“张永德（1882-？），字守恒。河北乐亭人。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历任河北、陕西、湖北等地检察官。1921年任吉林长春地方审判厅厅长。1922年任吉林延吉地方审判厅厅长、奉天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1923年任奉天安东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926年任热河都统署审判处处长。1932年3月，署热河高等法院院长。”
“际青”，姓刘，生平不详。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结识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在1920年9月19日的日记中记有：“张适吾请晚饭，北洋法政同学到者有王辅堂、李采言、李凝修、李则民、李守常、何麟阁、赵苻卿、康凤来、刘际青诸人，尽欢而归。”在同年9月26日的日记记有：“中秋。早，偕孙汉忱、李守常、刘际青至万寿山，包汽车一辆，自西直门出发，历排云殿、龙王庙等迹。”【《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73、274页。】《白坚武日记》的记载表明，刘际青当年与李大钊一同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20年秋天曾在北京与李大钊、白坚武等同学相聚。
8月中旬
由天津考学归来，与李秀峰、张永德、刘际青在昌黎火车站下车后，一同结伴冒着小雨到昌黎县城北云雾缭绕的碣石山中游览，在碣石山主峰迤东的五峰山半山腰修筑的韩昌黎祠【韩昌黎祠，又名韩文公祠，为纪念在宋朝时被封为“昌黎伯”的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而建立的祠堂。韩愈为河南孟州人，取古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为治所的昌黎郡为郡望，自称“昌黎人”。今昌黎（得名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即1189年）在元朝后期在县城建有一座韩文公祠，至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年）驻守山海关的山石道范志完以西五峰山“天成文笔峰”，在半山腰坝台上又主持修建一座韩文公祠。与东五峰山相邻的西五峰山，为碣石古十景“西嶂排青”所在地，简称“五峰山”。李大钊第一次游览碣石山，登临的为西五峰山韩文公祠，又称五峰山韩文公祠。】找到一个“人间奇境”。
李大钊：“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对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尼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山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天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而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 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游碣石山杂记》，《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653—654页。）
董宝瑞：“李大钊自幼就非常神往朝夕可以遥望的碣石山群峰，总想一登古老而神奇的碣石山绝顶，回望家乡的一马平川，尽情地俯瞰曹操诗中所描绘的‘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大海的万千风光。他到卢龙上学后，家乡难得一登的山峰对他不再神秘无比，但卢龙城周围的山峦都比较低矮，怎么也无法取替碣石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从天津考学归来，他力主不再在滦州车站下车，而借机到昌黎去登攀登碣石山，以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可惜，他们在昌黎下火车后，天公并不作美，恰赶上阴雨天气。他们只好放弃了登上碣石山主峰仙台顶‘一览众山小’的打算，在当地人的指点下，冒雨去了一趟在仙台顶东边的五峰山。没想到的是，他们竟在那里的半山腰修筑的韩昌黎祠找到了一个‘人间奇境’。”“关于第一次游览碣石山的情景，李大钊在1913年秋天写的《游碣石山杂记》中，记述得清清晰晰……”“李大钊没有想到，他与碣石山结下的初度之缘，会是这么动人心弦、引人入胜。多年神往，一朝成行，竟然一下欣逢如此神美的意境，这使得碣石山的深山古祠所蕴藏的自然美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摄住了他的全部魂魄，给他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此后，尽管他一步步远离了家乡，却与这一离家乡不算很远的‘人间奇境’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天津上学，走上新的征程以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到这里游览、山居，并在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几度到这里度假、避难，吟诗著文，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播种等重要工作，以致使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是李大钊到天津去考学的意外收获。”（《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第3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