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官员车延高的获奖争议弄得沸沸扬扬，很多关心文学、关心文学奖、甚至关心官员的人，都卷入了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讨论也逐渐呈现出一种难以预料的“溢出”效应，即不再斤斤于鲁迅文学奖评奖本身的讨论，不再纠缠于诗歌艺术本体的讨论，而是开始审视时下的文学生态、官场雅好，乃至文学奖与官员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微妙的利益关联。

     官员就不应该寻求专业奖项吗？在很多论者那里，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一个成功的地方大员，一项全国性的文学最高奖，这二者之间产生联系，确实能引发诸多遐思。也因此，网友的嘲讽也就愈发尖刻、辛辣。“羊羔体”也好，“回车键写作”也罢，潮水一般涌来的不过都是跟评而已，很难讲有多少人是在认真读过车延高那些诗歌之后才运思表达的。

      网上疯传的不过是歌颂影星徐帆的几句：“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后来她红了/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我注意到，很多愤怒的意见所依据的，也就是这样几行。批评官员诗人，有这样几句诗就够了。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然而，却又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很简单，中国文学奖的失范由来已久。

      还是以鲁迅文学奖为例，这些年来，几乎伴随着每一次揭晓都会引发争议。其间固然有见仁见智的因素，文学上的评价、赏析原本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件事情，很难指望一个奖项完全调和众口。然而，见仁见智的前提是有“仁”和“智”存焉，也即存在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基本范式。遗憾的是，这些争议之间的意见分歧判若云泥，差距之大，根本不可能有共识。

      按说，像鲁迅文学奖这样国家最高的文学荣誉，至少应该有很严格的程序设置，有相对固定的评委会，有普遍认可的价值底线，有引以为自豪的一以贯之的理念规范；同样，则不应该有评委会主任、副主任这样不伦不类的设置，既云评委，人人一票，主任何为？也不应该有外来的意图干预，更不应该有“跑奖”、“买奖”这样的非文学因素作用于评奖过程。

      现实的情形却是，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一样不落下。论者每每讥议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个老评委，其实，相对比较固定的评委会至少还能多  一些软约束，珍惜自家羽毛，计较奖项的荣誉，不至做得太过分。而轮流坐庄的评委甚至都不用有任何思想负担。如此这般无关评委品质，程序使然。鲁迅文学奖如此，其他如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大同小异。

      失范了的文学奖很难建立社会公信力，在此情形之下，社会公众不只很难认同其选择，甚至会放大其任何一点可能的瑕疵。一部小说，一部诗集等等，都可能成为一个倾泻炮弹的靶子，奖项设置越来越多的鲁迅文学奖也就成了众矢之的。胜出者未必容光焕发，失意者不免指指点点，围观者则唯恐不够热闹。于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大溃败。

      客观地说，官员车延高的诗歌似乎并没有网友批评那么不堪，如果不是从官员诗人变身桂冠诗人，车延高本人的高官身份和诗人标签，也不该是公众指责的借口。正是时下文学评奖严重失范而导致的认同稀缺，使得车延高成了争议焦点。某种意义上讲，官员车延高既是评奖失范的受益者，却也是受害者。而一旦诗人被污名化了，很难翻身。赵丽华殷鉴不远。

      文学评奖的失范，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的堕落。吊诡的是，在我们这里，文学的危机往往表现为欣欣向荣的设奖、评奖、颁奖盛况。奖项动辄颁了一大串，一个哪怕是不入流的作家、诗人，都能够在简历上排列出个人琳琅满目的获奖名目，而文学却往往引而不发。文学奖的廉价必然导致文学的廉价，即便有关方面、有些人强撑门面，但铺子有何货色很难作假。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中国的文学如何才能建立自信？我想，总是惦记着诺贝尔文学奖未免有些遥远，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文学奖办好。如果连号称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鲁奖都争议连连、恶评不断，被讥为既无“文学”，也无“鲁迅”，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奖”，就像公众眼中的官员诗人一样，里边没有“诗人”，只有“官员”……真是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