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些网络上到处讨论关于城市病，像一些话题如“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类似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前些日子是在中秋、国庆时候，看到央视和一些地方电台中所播出的城市拥堵现象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也有一些网友在网上谈论其遭遇，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我相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困扰着城市的问题就是城市病，这些都是由于现在城镇化的加快，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地结果，是一个相当棘手，亟待解决的城市发展问题。一般来说，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导致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组关于北京城市的一些最新数据：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而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据网上资料所知：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关专家提到：“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的问题。

　　笔者中国城市病的产生根本性原因还在于农村与城市的根本性区别，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的，关键还是我们国家城市的保障制度好，一句话经济发达，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农村各项社会保障依旧落后。还有现在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不考虑环境的恶化，比如现在农村很多地方都很难找到一块真正的净土，我记得小时候抓鱼，游泳的地方，现在都是臭水沟，臭水河了。农村的农民在自己的家园无法生存，只有往大城市里跑，而官员明知道工厂排污水是不对的，依旧是置若罔闻。这也是广大农民的纠结。同时我也认为这也是农民王大城市跑的一些主要原因。同时大城市在面临以上问题时，现在还要面对高房价，高菜价，高油价等等，总之一切物价都在上涨，通货膨胀加剧了城市生活的幸福感的降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是一个只追求GDP的国度了，城市的建造主要还有两外一个主要，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居民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改变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多从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取人之长处补己之短，把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跟城市一样，真正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百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病的重点，而且时期届五中全会也强调“十二五”期间应淡化对GDP的过分追求，应把建宜居城市与经济发展结合一起，让生活质量主导城市的发展。

　　另外笔者认为解决好对官员的政绩审核制度也是解决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不管讲到什么，只要政绩审核制度不变，不管如何强调淡化对GDP的追求，最后的结果依然还是那样没有任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