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粮食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调查之一

　　陶湾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玉雷

　　

　　从城里到乡下，做了半年农民的王清坡现在已经习惯有记者来访。

　　围在农村的，想冲出来进城工作；围在城里的，想跑出来下乡创业。在王清坡看来，他那家躲在陶湾狭窄村巷中的农业企业，或许能够同时承载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梦想。而他的合伙人赵俊昂在喝完半斤酒后，则大着胆子说：“我们是项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王赵两人说的企业，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新花样，虽然挂着清水泉农机和汾河湾农业两块牌子，但落脚都是一个俗称——合作社。而在当地，合作社一点不稀罕。来自项城的数据表明，截止目前，该市已成立各类农业合作社138个，成员3600余户，社员股金达1.2亿元。那么，区区一个汾河湾农业合作社，到底凭什么让赵俊昂将自己视作一个开拓者呢？

　　

　　下一轮：4500亩

　　这是合作社的第一个秋收。

　　再有十天，地里的玉米就该收了。尽管连续不断的大雨让玉米的长势受到影响，但赵俊昂认为，一季的庄稼，每亩地收入800元，还是很有把握的事情。800元/亩，这比当地农民每亩土地的收入要高出200多元。

　　汾河湾合作社现有自耕土地3800亩，分布在豫东平原项城市域内的汾河岸边。从今年4月与当地农民签下第一单土地流转合同，到5月份土地的承包人冬小麦收割完毕、继而合作社开始接手播种玉米，一个多月的时间，陆续有3800多亩土地从当地农民手中流转到合作社。

　　“秋收即将开始，现在每天都有人到合作社交地。”王清坡把当地农户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行为称为“交地”。今年的秋播，合作社的自耕土地总量将上升到4500亩。王清坡估计，明年5月这茬冬小麦收割后，已经一年两熟的3800亩土地，每亩净利润可以达到500元。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局面。从2008年王清坡开始将生意的棋局由郑州城区移至项城农村，两年的劳顿奔波，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工作一直没有大的进展。今年4月，合作社的土地流转说明会在项城市陶湾村召开，会后，有1000多亩土地签订了协议书，流转到合作社的手中。“那是我投身农业两年来最激动的一天，”拥有城市户口的王老板说，“比马上要开始的秋收都让我激动。”

　　在王清坡看来，4月的陶湾村群众大会，就是合作社的“遵义会议”。尽管还有两成的村民至今不愿签订协议，但正是那次会议上的演讲，打开了陶湾八成村民一直封闭、戒备的心。

　　

　　陶湾模式

　　王清坡4月演讲的内容，就是今天一直沿用的《汾河湾农村合作社服务协议书》中的主要内容。这份包含着合作社服务章程和两式四份格式化合同的文本，其核心的思想就一个：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将目前的“家庭经营”转变为“企业化经营”，通过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创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确保农户增产增收。

　　不过，农民如果只听了这句话，显然不会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但下面这些核心条款，情况就大不同了：农民可选择两种方式参加合作社，既可以委托合作社代耕、代种、代收，又可以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社代耕的土地按低于市场10%的服务价格取酬，流转的土地合作社按每年每亩450元左右的价格支付现金，交地即付；入社农民，合作社可提供创业贷款担保，可在信用卡上临时透支5千元到1万元额度的现金；入社农民每年享受免费体检一次；有专业技能的社员，还可以成为合作社的农场工人；合作社统一收购社员的零散农副产品，销往城市。

　　豫东平原，是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蜗、神农建都的地方，这一片沃野千里、水系纵横、一年两熟的大平原，没有人不眷恋。然而，这里的人口显然太多了。以项城为例，118多万人口分享110多万亩耕地，人均一亩的承包土地，让当地农户在土地经营中既放不开手脚，又脱不了干系。

　　在农资和涉农服务普遍涨价的背景下，汾河湾合作社创造的“陶湾模式”，大力发展农业委托代理经营服务公司，提供统一良种、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除病虫害、统一深耕细作（下称“五个统一”）等农业生产服务。

　　豫东是我国重要的小麦核心主产区，来自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以小麦为例，目前该地区小麦种子、化肥、农药三项投入约达260元/亩，耕作、播种、浇水、收割、除害等管理费用约为150元，一家一户种地，总投入约达410元/亩。如果采用企业化经营模式，种子、肥料、农药等由农业经营服务公司统一提供，大量采购的成本降低可以为农户每亩投入减少50元，降低19%；按照公司承诺，耕种、收割和日常管理等费用按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10%，那么，农户每亩减少15元开支。综合算来，农户将耕地交由合作社代管后，每亩生产投入可节约65元，成本降低16%。这还只是“节支”部分，再看“增收”部分。

　　本报实地调查，目前豫东地区小麦平均产量为450公斤/亩，按当前市场平均收购价格1.9元/公斤计算，农户每亩小麦的实际收入总额为855元，扣除投入成本410元，净利润约为445元。实施小麦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后，小麦亩产可达550公斤/亩，单产增加100公斤，农户每亩小麦的总收入为1000元，扣除合作社服务成本355元，农户每亩净利润为645元左右，增幅超过40%。

　　从表面数字看，农民只要接受“五个统一”的服务，即可增收56%左右，土地流转似无必要。然而，上述数字中，却没有计算农业产出中的投入大头——人力资本。在项城，一个农民最多照顾5亩耕地，农忙时还要让在城里工作的亲人回乡帮忙。

　　在县高中教书的刘民友以收麦举例：一家三口的地，总共利润不到2000元。农业服务公司收麦服务是地头交麦，两个劳动力光收麦晾晒这一项工作，就要占去10天左右。这里不算他在学校请假耽误课时、交通费等其他支出，光两个人工工资一项，即潜在支出1000元；加上田间管理的其他环节，林林总总算下来，一个农民在耕地中的收入，事实上根本不挣钱，灾害年景还要赔钱。

　　“把地流转给合作社就不一样了。”刘民友接着算账，合作社每年每亩地折合500斤小麦，三亩地价值1350元，加上每亩地国家农业补助87元，我一家人什么都不做，年初就净收入1611元；爱人可以住到城里，也有打工收入，每年两三万不成问题；一家人团聚，我也不用学校、家里两头折腾了。

　　在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未有显著改观的情况下，刘民友在项城很具代表性的“一头城里、一头村里”的家庭结构和工作现状，成了赵俊昂在村里每天都能签署土地流转协议书的核心动力，也成了“先付款，后耕地”的陶湾模式迅速扩展到项城市域3个乡镇、8个自然村的内在动因。

　　

　　产业化改变的“三农”

　　按一年两熟计算，合作社每亩地的净利润能达到500元左右。这个利润的取得，包括三部分：一，采用科技力量增产所得；二，集中采购生产资料降低成本；三，机械化农业效率的提升降低的成本。

　　尽管500元的单位利润远低于农民家庭经营所得的毛利润，但这毕竟是企业的净利润，“而且为了这些利润，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在王清坡看来，合作社的运营，为陶湾带来了三大变化：其一，在省农科院、西安杨凌农业高新区等地农业科技专家的指导下，陶湾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显著增强；其二，无论是对外采购，还是粮食外销，现在都有大化肥、中储粮等单位前来洽谈合作，农业投入成本降低，三农收入增加；其三，合作社投入350多万元购置的71台（套）大中型农业机械，适应大农业的开发需要，此前需要几百人才能耕种过来的1000亩土地，今年春耕时合作社只出了3个机械工人干了3天，就实现了从旋耕到播种完成的全部作业量。

　　“明年春播前，我们还要逐步修复地里的水利设施；三年内，我们希望将生态低碳循环农业引进合作社，比如发展养殖中心、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和村级沼气池。”赵俊昂认为，只有企业的力量，才能做成家庭经济单位没法做成、持续运营和维护的公共类事业。

　　主观上以企业增产、増质、增值为目标的陶湾模式，客观上成为推动解决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三农增收三大主要矛盾的强大力量。与传统的“公司+农户”和“传统农户自组的专业合作社”两种模式不同的是，陶湾模式以农业企业化的经营模式，来解构农业产业化面临的困局。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耿明斋教授在调研陶湾模式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为“最具标本意义的农民组织”。

　　改变的似乎还不止这些。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出现，也让陶湾村的众多农民告别了持续多年的城里、农村两栖生活，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77岁的陶湾村农民赵腾龙，家里有17口人都在城里生活，年迈的老人，根本无法照看子女们留在村里的耕地。“我一辈子都见不得荒了土地，现在交给合作社，总算安了心。”每年春天可以领到近万元土地租金的赵大爷说，“合作社的出现，让我们一家人都变成了领工资的人。”

　　在陶湾村废弃高中原址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大门左侧墙壁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收租金，领工资，农民变市民。”红字白底。

　　

　　未来

　　自从赵俊昂投资合作社，赵的妻子就彻底告别每晚在城市广场和丈夫跳舞的闲适生活。虽然不会参与丈夫与农民的土地流转谈判，但丈夫跑在田间地头进行生产管理，她还是少不了陪着。这位千万富翁的太太，现在脸色黝黑，与农妇无异。

　　王清坡也告别了在郑州城里做公司老板的生活，在陶湾，他的黑色本田车成了沾满泥巴的农用车。

　　“来到农村再创业，是我们共同的选择。”王清坡说，他认为毛主席当年的那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现在的经济格局来说，是恰当的，“农村的市场这么大，却鲜有对手。”

　　合作社的规划是：2011年春播，自有土地达到6000亩；力争3年内，达到1万亩的自耕量，3万亩的农田代理服务量。

　　“目标是定了，就是缺钱啊。”赵俊昂说。理论上，到2011年6月现有土地租种一年时，合作社可有近200万元的进项。与此同时，清水泉农机社的生猛运营，引起了项城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市领导对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充分肯定，并提出从财政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方面，予以强力支持。但对于不断接收新的流转土地的合作社来说，这点资金远远不够扩充所需。

　　在清华大学题为《增产，增质，增值：历史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成为课题组推进农业产业化新模式的政策建议之一。与此同时，鼓励开办农业经营服务公司，确保发挥其桥梁和纽带的市场功能；选择和扶植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实现“以农助工，以工哺农”的工农循环；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农业产业化可先行先试等建议，也在其中。

　　本报实地调查后认为，陶湾模式还有两个隐忧需要高度关注：其一，农户和合作社之间的土地流转协议，期限普遍为5年，该如何平衡农业企业投入与盈利之间的时间关系，避免合作社经营行为的短期化问题，亟待研究；其二，合作社投入资金大，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风险又高，如何有效防范合作社的资金投入风险，及时跟进相关的农业保险品种，需要尽早研究并制定因应之策。

　　就象当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登上历史舞台一样，陶湾模式，会不会成为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动力引擎，历史会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