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去世以后，邓颖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她对秘书说：“今天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于是她给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又把这份遗嘱重抄了一遍，并增加以下两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1982年11月15日，邓颖超为了交办自己身后的具体事宜，又写了一份遗嘱，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表达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从一点一滴中，人们感受到她那大公无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