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军
“十一五”终结，“十二五”将至，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都会总结过去五年的辉煌成绩，展望未来五年的美好前景。而过去五年，最值得炫耀和自豪的关键词非“中国模式”莫属了。
一个经历了几百年失败和苦难的国家，在重新拾回自信心的短暂历程中，还没能做到真正惠及全民，就急着为自己粉饰面容，虽然有些急功近利，但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整个国家都高呼“伟大”“万岁”感激涕零，而没有一点客观、理性的判断，那就令人费解了，也着实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因为，所谓的主流观点和舆论，并不能真正有利于民族的进步，甚至可能只是幻想的意淫。这个国家的宣传口径和口吻从来都是这么无比正确辉煌伟大的，包括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包括十年浩劫时期。
幸好，我们还有一批独立于官方喂养之外的观点和立场可供参考，虽然，他们很可能被强大“主流”掩盖甚至封杀掉。譬如，秦晖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的不同，而是与西方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的不同。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而不管怎么争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平台，那就是民主平台，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指出对方的不足和失误。
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的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玩。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是为“皇上”考虑，而不是老百姓考虑。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并不比西方差，可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无论左右扮演的角色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拼命向老百姓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即“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麻烦。他们想要指使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其他的国家更左或更右。只是，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他的权力却很难。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很多，但经济学界却一片赞扬。可说实话，他们学不了中国，除非废了民主平台。
——这才是纷繁现象下的问题核心所在，才是表面类似下的真实区别，才是各方眉飞色舞背后的价值底牌。如果看不透这些，我们会说什么？会说：你看西方发达国家不也是那样吗；他们焦头烂额的样子显得多么笨拙，他们也不过如此而已；发达国家都这么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
美国媒体也会为伊拉克战争鼓而呼，找出一千个战争正义的理由，但同时，一个街头草民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全社会同样会对政府群起而攻之。为什么？他们也讲国家利益，但这个国家利益是在为国家内每个个体服务而不是为统治阶级甚或某个“皇上”服务的。你是在为党还是为人民说话？这话问得多好。
不解决平台问题，所有的模仿不过是东施效颦，所有的所谓超越只是多数人的意*和少数人的快乐。我们不得不警惕，行政干预的效用一再被夸大和放大，对一个民间力量极为弱小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了一个怪现象：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两极分化，要么胸怀天下，服务正统，以天下（皇的天下）为己任；要么隐居山林，梅妻鹤子，不问世事以自清。而缺少既有责任感又具平常心的自由阶层存在。更多的普通百姓，是有着被统治阶级的身份，却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事事为皇帝、为政府着想，个体的价值和自由根本无法等到伸张和保证。这在封闭单调的农业时代尚可苟且偷生，但在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今天还是如此，则令人难免心生悲凉。不禁让人想起，二战后德国神父马丁的那段著名悔恨之语：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二战历史，在德国是得到充分反思的。我们只夸赞他们的对外反思表现，而没有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于民族内部的真正忏悔和歉意。我们批评日本对那段历史反思不够，充满危险，而没有体会到对于民族内部，日本是凝聚起了共同认识的力量的。可实质上，中国对自己的反思更不够。对外，我们总表现出谦谦君子的姿态，可是对于民族内部人民个体却缺乏起码的尊重和歉意。那段几千万人因政策失误而死亡的历史，那段一代人断送青春的时代，从来都是轻描淡写，甚至歪曲表达。这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我们对日本担忧，那股草菅人命的力量从来没得到过遏制，随时可能再度重现。
最近，温家宝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达了对民主改革的坚持和向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国内媒体万马齐喑——这是因为百姓愚昧不配知道，还是政府愚蠢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