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我不相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与美国打了30多年交道的中国知识界和分析家，至今还没有学会准确判断美国政府、国会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
把对美国的战略分析都基于“阴谋论”或“无害论”两种思维方式上，均属错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策划没有阴谋，都是阳谋；只是当我们对其战略企图的认识为时稍晚并显出我方思维在某一方面有点被动时，常常才会产生一种“被阴谋”的感觉，这种愤懑，其实兼有不乐意坦然承认自己先前曾经有过对他人的误判。当然，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绝非是有利无害。
可以说，美国战略均可纳入“阳谋”范围，只是它的战略企图是隐蔽的，特别是在战略实施初期和中期。国家之间的战略，先让不定目标的言行公开，让确定目的保密，实属国际通行准则。这就像一盘围棋，各自所走每一步都在对方照看之下，而双方目的都是追求出其不意。所以，用“阴谋论”分析美国显出自己“失策”；用“无害论”解释美国显得无比“轻浮”。
我相信在13亿人中不下数千人能够一眼看准美国政府和国会所有公开言行的潜在目的。辩证逻辑对事物真相的判断方法与形式逻辑不同，它首先考虑本质与现象的对应关系。如果两者可实现简单同一，自然可用公开言行作为大前提设定；如果两者不能实现同一，就必须对现象进行梳理。
国格如同“人格”。美国的国格，就是永远“老大”自居。这是它不可能自我放弃的企图，也是美国最本质的一面。近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对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还是不相同的“对手”，凡是“老二”，它都没有“客气”过。在英国最需要它的帮助时，它却看准时机无情遏制了这个忠实“盟友”，从此拉开了美英之间的差距；它与苏联斗了20多年，最后以苏联崩溃告终；它在日本刚刚出现“老大”气象时，用货币战争给了日本经济致命摧毁；如今它正在面对的是中国的崛起。它的行为方式可以不断改变，但基于国格的战略不会改变。
当然，美国也绝不是一个对竞争国有害无益的国家，关键是中国如何把握它的“行为度”和如何清醒认识自己的发展漏洞，尽可能做到提前应对。
这个国家在不断完善法制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高度发达的“国家理性”。历史上，它是发达国家中只为一己利益尽可能避免战火燃烧自己国土的投机典范。在西方制度岌岌可危的最动荡时期，它选择了充当世界大战的“最大后方”和“最大军火提供商”，迟迟不愿全面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因此给予本国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是被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强行拉入参战序列的，也是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才选择了诺曼底登陆并用战争收尾行动斩获了欧洲胜利果实――这个国家的“二战”收获，超过了任何一个惨遭战火洗礼的参战国。它今天的发达程度，之所以还能与中国保持至少50年差距，主要不是它所吹嘘的“西方民主”，而是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起了作用：一则因为中国现代化起步进程因封建制拖累晚了两百年。二则因为美国本土南北战争以后再没有过常年战火。
美国是一个在世界矛盾冲突中，极善于趋利避害的国家，它的以“美国利益”为最高行为准则的高度理性的外交思维和执政理念，也使与之发生交往的所有国家与之相处，并非有害无利。每到关键时刻，对美国国家行为最起作用的促动因素，无一例外都不会脱离权衡“赢利”与“受损”两个关键词。
面对这样一个拥有高度“国家理性”的执政机器，你能否梳理出它的基本行为方式？抑或说，你是否可以毫不犹豫地判断这个国家不可能行为和可能的行为？
我们首先清理一下美国的“不可能行为”。
第一，美国最不可能的是针对可以持续还手的国家直接发动战争。面对可能的战争，美国尽量避免，这是它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它宁可看着别人打，打到最后由它来收获胜利果实，也绝不会主动陷入战争泥潭。它是用战争收获来计算战争投入比量关系的。历史上，美国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凡有收获的均为面对弱小悬殊对手和短战速胜战局，且对方并无还手之力。
它敢对日本用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无法还手；它敢出兵诺曼底登陆，是因为已经从可靠情报中获悉斯大林的反攻计划，它需要抢夺欧洲胜利果实。当然，美国也有过误判。与中国有关的战争均存在误判，都没想到穷弱的中国，还手强而有力，且可长期持续还手，由于误判，所以失败。美国尤其不敢打超过一年以上的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近几年教训最深的“一场胜利”；投入巨大，收场艰难。对这场战争持续时间的误判，已成为与小布什共事的每个同僚们深藏于内心的隐痛，都不堪回首。
第二，美国最不可能的是把中国逼到了与美国断交的抉择中，尤其是近10年，尤其是看着中国与别的大国保持交往的前提下。与中国大陆保持正常关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先进产品多一份市场份额，而且有利于它针对中国的长远战略有充分时间保障来完成。自援助国民党内战到发动朝鲜战争，美国已经认识到武力战胜中国大陆胜算几率很小。想“不战而胜”，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相互渗透，相互来往，一旦断绝外交关系，所有过去的盘算都会因中共基本立场的改变而改变内外联通格局。在没有相互为敌的条件下，中国所有亲美或仇美势力均可以共处于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一旦断交，这种环境就不再存在。而在中国，凡是紧急状态下卖国投靠者均为民族气节所不容。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与中国曲折交往的30多年中，最谨慎处理的相互关系就是不公开把中共视为敌人，宁可暗战也不公然敌视，只是对台军售这种敌对挑战暂时属于例外。预计今后10年，美国还会更费周折地确保中国对美基本立场不变。中国有自力更生传统和足够自我开拓20年的广阔市场空间，它的发展，可以至少10年不依赖美国。而美国的经济前途主要寄托于斩获新兴市场，它不会轻易把中国市场让给西方盟友发展壮大，因为“老大”位置其所需要防范的不光是中国强盛起来。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可能行为”。
永远以“老大”自居，决不放弃“老大”地位是美国始终不渝的战略追求，也是它永远需要外露于形的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基于此分析，美国必然就有一系列改不掉的“脾气”和行为方式。
第一，在军事方面，喜欢打力量悬殊的战争。倚强凌弱、以势压人，实力至上，是美国的国格。它尤其不容忍弱小国家不听“老大”招呼，不过，当弱小国家可以获得另一国家援助时，它同样不会选择武力应对，而是先设法孤立这个国家。美国对萨达姆先孤立后武力的行动策划，是其近几年最成功的一次作为。它用反恐虚假情报欺骗了世界舆论，首先被蒙骗的是西方国家。当然，这一回，它的成功同时又是“失算”，它把自己也骗进了数年拔不出来的战争泥潭，未所预料的巨大投入，期望短期收获回报绝无可能。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基础原因，国内资金短缺，中国买美国债的热情又日渐冷却，花钱缺口太多，那就只剩下多印“定向流动性美钞”一条路。对弱小国家如此，而对大国的军事斗争――它的首选行为方式是积极挑逗他国与其争斗。
这里因涉及紧跟美国的日本，不妨多说一句：目前日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已经失去了民族方向感。岛内有部分政治力量主张日本向高福利国家发展，即转型为北欧式的温柔国家，但这部分力量还很弱小。日本当前及今后一段的外交作为，或继续服从“首相能否坐稳”的短浅目光。美国干预日本政治的力量强而有效，能依靠美国解决坐稳首相位子的人解决不了国内经济困局；能独立自主解决经济困局的人解决不了首相坐稳问题。如果前一个悖论存在时，日本的对外行为即属于美国的一部分。
第二，在政治方面，美国不会放弃的行为是积极引导中国向西式民主国家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政治考虑首先来自“老大”忧患，其次来自对“二战”原因与结果的“深思熟虑”。在美国的一份秘密情报分析中，对“二战”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是这样：西方民主政治适合和平发展，不适合应对大规模战争，这是一。“二战”最初战胜者是希特勒式的集权国家，二战最终战胜者是苏联式的集权国家，这是二。美国公开宣传的“二战”胜利大军是它自己，但秘密文件中它并不这样认为。它清楚知道，是斯大林的红军首先在苏联战胜德国先期扭转了整个战局，也是斯大林的红军首先攻克了中国东北要塞先期打垮了日本军。
从发动战争到夺取战争胜利，西方分权国家都处在被动状态中。美国就把这一切归于“集权优势”和未来“战争威胁”，并且把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希特勒式的“独裁”，这一观念经过美国长达60年的传播，已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美国至今不愿意直接面对“二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争夺市场资源的结果。如今它最忌讳谈论的真相是：自己正在扮演着抢夺资源挑动战争的祸首且必须把中国视为最可能不输给美国的“假想敌”。美国引导中国向西式民主国家转变的行为方式从最初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已经逐步转变为：耐心期待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最终崩溃。
在这种期待中，美国能所作为的行为包括：通过教育途径、网络传播、精英培植和资本输入改变中国现有社会团体结构，再通过各类资本精英的影响力逐步淡化知识界的爱国信仰、政治信仰，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后来的做法很温柔，它的有利一面，是提醒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快中国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探索试验。如果权力体制和中下层官员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国际国内发展环境而转变，如果ＧＤＰ的增长方式导致基层上访群体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人民监督的权力日益腐败，那就难免是美国期待的结果，即中国权力结构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突然崩溃。美国主张民主政治并没有错，它的误判很可能是推断中国永远找不到比西方更好的民主制度。
第三，在经济方面，美国战略针对中国最常规的行为方式，是科技安全管制和货币实力较量。贸易壁垒有点互伤，作用越来越小；市场门槛过去管用，现在用途有限。况且，中国在与美国企业界交往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朋友，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但是，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很少有人成为中国同行和政界的朋友。美国经济战略的决策权实际上操纵在金融财团和与之关联的国会决策咨询机构中，美国政府不过是金融财团和国会敲定战略方案后的执行者。
这个国家占有着目前全球最多的现实货币和潜在货币的支配权。过去，它依靠所谓“国际流动性”在全球范围炒房产、炒股价、炒汇率、炒油价、炒粮价、炒各种资源价，不断掠夺新兴市场的财富。这种用货币实力支撑的炒作能量用之于中国同样屡试不爽，可以继续厚着脸皮用。正因为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流动性能量”这颗悬于头顶的炸弹，汇率问题才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防的难题。问题是，美国还有与之相配套的行为方式，即美国政府可以针对流动性侵入目标国的汇率，采取政治施压。每一次政治施压，实际上都是美国政府发出的集结动员令：令国际流动性尽快向某国集结。伴随政治施压的一次次表态、听证、发布操纵汇率报告等，“流动性们”便信心十足地涌入该国，因为政治施压的预期告诉你：只要流入，再出来就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被流动性集结的中国就难免出现“怪现象”：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飙升（美钞定向流动，美国物价保持低廉，人民币则贬值），而面对国际政治压力或发达国家货币量锐减却又难以阻止人民币对外升值（即出口环境恶化），接着，流动性按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时间节点又纷纷撤出（中国资产被以合法炒作的连本带利大量卷走出国），多方面的损失可以估量，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紊乱甚至社会动乱难以估量。在自身存在发展漏洞的前提下，中国应对流动性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采取稳定币值和防御性禁止流动的被动措施。
第四，在资源方面，美国最充满信心的行为方式是围堵和限制。这个国家极为崇拜以“稀缺资源”为核心阐释经济学道理。早在20年前，他们已经“精算”出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水资源的竭尽使用年限，有的只剩下50年、有的100年，有的200年。并且告诉西方各国：如果按照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量加上各国能源需求的增长，未来中国15亿人口过上发达国家生活，人类就需要6个地球的矿产资源保障。美国挑拨西方各国选择：是遏制中国发展，还是任由中国需求高速扩张而发生资源争夺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先于各国开始实施“资源战略”基本国策：把自己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开采口用钢筋混凝土封死，先消耗和进口他国矿产资源（反正资源价格涨落操纵在自己手中）。美国储藏着丰富稀土资源，却假称正在使用最先进仪器寻找，另一方面使劲鼓动各国给中国施压：放开稀土出口管制。
在思考美国战略不公开的官方讲话中，常流露这样两句话：“时间会让中国好看”，“在资源战略上谁能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中国互联网上也曾经流传过一个针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它实际上与围堵中国资源进口有关，其作用主要是针对中国不久的将来。美国坚信，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在资源问题上出现大问题。为此，它也加快和加强了东海南海资源争端的炮制和筹划。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一是第一岛链关闭和封锁机制问题，二是主权和资源享有问题，两个问题是同一个战略问题，它已经成为美国行为方式的热衷。由于对资源认识深刻，也逐渐增强了美国与中国相处的耐心和决心。
我们最后分析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态度”。
在中美关系相处中，拥有较多主动权和占有较大优势的是美国一方。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只有“强硬”不会有“甜蜜”？不是。英国、苏联、日本这三个曾经“老大”或“老二”，又先后衰落、崩溃和倒退过的国家，在与美国交往中，都是自己先出现致命的政治经济治理漏洞，而后才看到了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强硬”态度。你没有致命漏洞时，美国是甜蜜的和忍耐的，除非它误判。美国针对中国战略策划的基本方法，首先是分析和寻找中国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然后针对弱环节寻找可行方案。这种方法，也同时可以成为中国高层智囊研究和应对美国战略的基本方法，这是我的建议。
美国在与中国交往的30多年中，出现过多次非同寻常的“强硬”，多数是因为美国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政治是否有致命漏洞，存在诸多误判。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并非是绝对坏事。漏洞也可以激发他国期待建立进一步战略伙伴关系的欲望和幻想，甜蜜外交必然涌现。至于漏洞能否发展到致命和崩溃，全靠自己的政治敏感和战略清醒。需要自己把握好。
目前，中国存在四个发展漏洞，都还不至于严重到立刻崩溃和致命，但必须克服。实际上，我们从美国多次显露的对中国外交的强硬态度中，也可以分析出它的情报网和智囊团其所分析研判的中国现状，究竟哪些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凡是美国表现过不妥协强硬的方向，均属于那个方向中国有漏洞。
第一，海峡两岸问题。两岸问题是中国最大政治软肋。不公开讨论。有关分析建议早于7月由XXXX社XXX社长呈交，内容我已经忘了。
第二，民主政治问题。关联到权力结构和权力腐败问题。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最高形式和内容比摘取诺贝尔奖更难。人脑容易遵循的思维路径是照搬现有的西方式民主政治框架，但是，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不仅难以在中国复制，而且其本身也正在西方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致命缺陷和治理漏洞。
第三，知识分子问题。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创新教育问题，二是精神信仰问题。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论语》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学生的两次不顺经历，一次是遭遇民众围攻和不敬。一次是神农斥责孔子与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革中，人们解释孔子两次挫折是因为“维护奴隶制被时代唾弃”。用心阅读吧，这里早就揭开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关键所在：其一，从孔子初创学校开始，中国就没有“分五谷”的自然科学教育和“勤动手”的应用技术教育，即使在自然科学以农为主的时代；其二，孔子培养学生的最大缺陷是不关注民众与实践。这种教育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也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教育长期落后。敬仰孔子的人们没有深刻理解《论语》记述这两次挫折经历的深刻含义，我读过于丹的《论语心得》，她也忽略了这两段。而改革开放30年的教育又出现摆动过大的现象，技术至上，拿来主义，忽略了人文精华和传统，导致创新教育不是缺少左腿便是失去右腿，且脱离实际的死记硬背比封建时代更严重。此外，知识分子拥有思想敏感，容易摇摆的特征，他们不善于处理敏感性服从方向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信仰迷失，崇洋媚外也令美国产生了诸多幻想。
第四，增长方式问题。中国增长方式转变难，主因是大批官员思想落伍。比如，国务院调控房地产泡沫，很难闯过的一关，恰恰是广大中下层官员这一关。连带和纠结在一起的难题，是各地政府、各地开发商、各地金融机构已经变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追求GDP指标和财政收入，最简单的办法是卖地搞房产；在此过程中，开发商和金融机构都成了政府的合作伙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各地政府是房产领头羊，主要享受政绩；开发商有必要为高房价“背黑锅”，但收入丰厚；金融机构只管收利息，最厌恶房产调控。如此，如何持久消除房产泡沫？一个发改委面对的是如此庞大的抵抗阶层，光唾沫就能淹死你！而且，简单追求GDP使地方官越来越好当，如果当年搞房地产的土地卖完了，GDP指标仍然不够，那就拆旧建新，只要有GDP增量，别的尽可忽略，甚至高唱“没有强拆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发展漏洞，如果容许长期存在，不仅经济要崩溃，政治也要崩溃。美国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屡屡针对中国吹响流动性“集结号”，既不怕厚脸纠缠也不怕过分强硬，原因是中国自己存在着体制、管理的严重漏洞。美国深深懂得：在汇率问题上“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所以，别人的战略执着，都是自己的发展漏洞招来的。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崩溃了，原因就在共产党内，既怨不着美国也怪不着苍天。
写这篇文章，提供给中国高层智囊和有出息的中国人参考。
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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