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九 风 波 再 析
——必须重新全面正确地评定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性质
总序言 无法规避的政治包袱
第一章 一大本旧帐——对自由化思潮逐本溯源
第二章 改革开放中的自由化狂潮
——循序渐进的复辟总策略
第三章 八九风波大行走
第四章 如何放下包袱？
总序言 无法规避的政治包袱
现届中共中央有三大政治包袱，一是腐败问题，二是法轮功问题，三是六四事件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邓小平路线和江泽民政策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而后两个包袱则使中共中央很被动。现届中共中央对腐败问题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而对后两个问题采取规避的政策，希图用搁置不议的冷处理方式缓和矛盾让时间磨平人们的记忆。但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前苏联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后遗症的教训提醒人们，解铃还须系玲人。如果不能自己主动卸下政治包袱，政治包袱是不会自然消失的，反而越积累越沉重，最终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帝国主义者、法轮功中别有用心者和自由化分子已经看透现届中央政策的软弱性，他们抓住这两个问题手舞足蹈大做文章，使中央很被动。
本文作者对法轮功问题已于二00四年十二月初发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谈法轮功问题——九评大纪元的〈九评〉》，这里不于赘述。本文主要讨论八九年社会运动问题，而对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定性是问题的关键。
本文的主要观点，最初产生于
我的主要观点是，对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应该给以两分法的定性，即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时，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以“要民主”、“要自由”为主要口号，掩盖其“打倒共产党”、“全面西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真实目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以“反封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为主要口号、以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为主要内容、以工人群众为主体、并且是当时社会运动主流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当时，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对社会运动的性质的判断发生偏差，没有严格区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无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将整个社会运动笼统地一概定性为“动乱”，错误地实行了戒严激化了矛盾，最终引发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的激烈反抗。必须重新、全面、正确地评价1989年的社会运动，在坚决否定当时确实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明确肯定当时确实存在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做好善后处理事宜，才能掌握主动权，获得人民的谅解，稳定社会。
错误难于避免，关键是能否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检验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处置政治难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重要标志。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所以主动权关系到胜败存亡。
对于自由化问题必须纵观历史，才能提纲挈领地全面透视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真实性质。
第 一 章
一大本旧帐
——对自由化思潮逐本溯源
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商品的自由交换，远在资产阶级产生之前很久，小商品交换中就已产生出自由主义思想，这就是小生产的自发性，其核心思想就是个人自由至上，因此称为自由主义。所以，即使资产阶级被改造了，但只要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只要商品交换经济还没有彻底消亡，自发的自由主义思想就不会彻底消失，就存在着滋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社会基础，而外部的资本主义势力影响更为自由化思潮推波助澜。
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曾具有积极进步的作用，是轰击封建专制的猛烈炮弹。但它的实质只是尊崇个人自由——实际上是资本人格化的个人自由，而不顾及被剥削者的自由。在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剥削压迫后才有真正的人类自由的无产阶级自由观面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显现出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只要存在着自由市场商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就必然表现出来，而只要自由主义思想还存在影响，它就要指导人们去恢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一 始作俑者——老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时起就猛烈批判自由主义，指出它的虚伪性，同时明确宣布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
第一个举起叛旗的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并没有直接呼吁自由主义，但他抹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消灭私有制，推崇唯生产力论，鼓吹“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散布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使资本主义长久存在。实际上最初的修正主义就是在合法斗争中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产物。
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指出，由于英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掠夺的超高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资产阶级化”。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异族，靠大国优越地位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的‘特权’。”（《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还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二国际的主要领袖是参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国会议员，在这些待遇优厚的位置上，他们被腐蚀，已经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推崇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为资产阶级服务。
二 社会主义机体上的自由化肿瘤——布哈林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摧毁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不能同时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它仍然在散发臭气发挥着影响。同时社会中还存在许多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苏联第一个打起自由化旗帜的正是布哈林，列宁逝世后不久，在农业是否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上，布哈林借主张长久实行新经济政策为由，高喊出“发财吧！”的口号。这无疑是在鼓动自由商品经济，鼓动自由主义思想，即鼓吹自由化。布哈林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
三 现代修正主义带头羊——铁托
二战以后，帝国主义改变策略，使用和平演变的政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铁托，用上百亿美元豢养了这只修正主义带头羊。铁托停止社会主义改造，鼓励、培植私有制，终于在南斯拉夫第一个复辟了资本主义。
四 妖魔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恶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使自由化思潮泛滥。他又推行“三和”、“两全”政策，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
五 当代自由化思潮的弄朝儿
——瓦文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这三个家伙终于把自由化浊浪翻上了天，毁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
六 中国修正主义的魁首——刘少奇
此人在青年时期就宣扬“胡不及时以行乐”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在抗战胜利后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向国民党交抢。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就宣扬“剥削有功”、“中国资本主义还很年轻”，“社会主义是以后很远的事情”。建国初期，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反对合作化。苏共二十大后他和邓小平积极追随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在中国煽动起右派思潮。三年困难时期，明目张胆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单干风，在
七 文革的反自由化与复旧之争
文革就是反击在三年困难时期泛滥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但在林彪爆炸后，在批极左时又出现了右倾翻案风。在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中，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利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绪制造为邓翻案的风潮。
第 二 章
改革开放中的自由化狂潮
——循序渐进的复辟总策略
“76．10．
同时，社会上出现所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思潮，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党内和社会上出现历史大翻案风，摘帽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全部被妖魔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中，邓写着“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这后半句话至今没有公布）。紧接着，开始改革开放，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单干，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使“不管白猫黑猫”，“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价值观，这就为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经济基础。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义，砍倒了旗帜，从此自由化思潮一浪高过一浪。
八四年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包字进成”，不久就出现经济秩序混乱。
八三年出现精神污染，八六年底自由化学潮，八七年初对自由化进行“软处理”，胡耀邦辞职，最终酿成八九风波。
历史明鉴，中国的自由化思潮就是以刘邓为首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极力追求和鼓动起来的。但是，邓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能一步到位，那样会翻车，必须分几步走，“摸着石头过河摸到淹死”。所以他在搞自由化时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一面开了门缝放出几绺自由化，一面又大喊“反对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喊着“反对自由化”，一面又把自由化的门缝开得更大一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强调对搞雇工剥削的“傻子瓜子”不能动，放出更多的自由化；最后将大门全部打开。可以形象地说是一面放火，一面又喊“灭火”，一面喊“灭火”，一面又大放火。比如，在1986年底，邓提出反对自由化，但在1987年的十三大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资本主义复辟，也为自由化提供了理论设计。有的人只看到他喊几句“反对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看不到他“现在主要是防‘左’”，“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换思想就换人”，这些才是他的真实心理的东西。
修正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产物，而它又为社会上的自由化大开绿灯，鼓动出更疯狂的自由化，而自由化又推动修正主义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滑得更远，它们就是这样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第三章 八九风波大行走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层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弊病是无政府主义混乱，中国的改革在农村是从分田单干开始的，在城市是从破除计划经济机制开始的。邓小平在
此期间，出现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大批“公司”，借老子的权柄搞“官倒”、“私倒”，大发横财，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邓大公子的康华公司，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1987年十三大上高干子弟接班，进入“接班人第三梯队”，裙带风风靡中国，这种新封建官僚腐败更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1988年初全国人大上81岁的人代替79岁的人出任国家主席。
到1988年，改革到了要突破瓶径的阶段，私有化改革与原来体制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必须彻底抛弃原来的体制才能加快改革（复辟）的步伐，同时经济基础的私有化要求上层建筑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的民主化，即更加自由化。这时中央高层出现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两步到位”的争论。邓小平和总书记赵紫阳最初都主张“长痛不如短痛”，主张“一步到位”，但全国大抢购风使邓小平产生犹豫。在198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总书记与国务院总理形成严重对立，实际上是在改革的速度（即复辟的速度）上激进派与保守派之争、“一百步与五十步”之争而已。会议没有做出结论，移师北京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继续争论，最后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百步派”的激进政策受到挫折。1988年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
但是以赵紫阳为首的激烈复辟派并没有认输，而是要将中央上层的斗争转移到社会中去决战。赵紫阳通过智囊团与“自由化精英”密切联系，制造自由化的舆论，社会动乱的上层干柴垒起来了——上层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
二 最初学潮中的自由化思潮和人民民主革命思潮
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毛泽东主义，极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使马列毛主义在教育系统边缘化，使青年一代的思想受到自由化的严重侵蚀，使大学成为自由化思潮最强烈的地方，导致86年底——87年初的自由化风潮。但是由于整个路线是修正主义，高层领导人之间砸断骨头连着筋，所以对自由化的积极支持者胡耀邦只是采取“软处理”，仅仅辞职，而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同样是支持自由化的。1986年底的自由化风潮完全是为了促进向资本主义复辟更深入的发展，没有任何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分。但是受到“软处理”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服，伺机酝酿在1989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掀起更大的自由化风潮。
历史安排了一个契机，
但是，多数学生们还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反封建主义”的口号，这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一致的，这无疑是爱国的人民民主革命思潮，所以学生的这些口号从一开始就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胡耀邦葬礼结束后，学潮有趋缓的形势，不少学生对持续十天的学潮出现厌烦情绪，如果加强学校的思想工作，很可能会使学潮平息。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邓小平的定性拟订了人民日报社论，
在社论发表一个月并实施戒严后的
三 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勃起，下层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
应该说，搞自由化的“精英”们是有政治头脑的，他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群众反腐败的情绪。口号的调整，使社会运动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芒巧妙地隐蔽起来，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分大大提高。爱国主义口号的鼓动性明显地感染着人民，也正是如此，学潮得到更多的工人、市民和各界的同情，认为学生们是关心国家命运，是爱国的。
有时政治口号本身的性质与提出者的立场和动机是不完全一致的，还有时某些人为了策略的需要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于是运动本身的发展逻辑就可能与提出口号者的目的动机会发生分歧，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989年的口号调整就是这种情况，自由化分子调整后的口号正好反映了群众的反腐败的情绪，于是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这种策略口号上的调整使中央内占主流地位的复辟保守派很被动，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既不敢放弃学潮是动乱的定性，又不敢否认学生要求民主反腐败的合理性，反而不得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又拿不出果断的处理意见，在与“高自联”的对话中，政府明显处于被动地位。
为什么处于这种被动地位呢？一方面自由化分子本身不反对改革，无法抓他们的把柄，另一方面腐败又是确实存在的群众极为不满而中央又无力解决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就要挖根子，就要挖到改革开放政策上去，这就使中央很尴尬，显出极为无力的窘相。而赵紫阳又在
就在这种僵持不下的胶着状态持续中，“自由化天使”——戈尔巴乔夫要访问中国了。这个家伙到处支持自由化运动，将波兰和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推入自由化复辟泥潭。中国的改革使他极感兴趣，同时邓小平要将与修正主义的论战“一风吹”，正好中国出现了学潮，这就为苍蝇下蛆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他要到中国为自由化推波助澜。中国的自由化精英抓住这个机会煽动学生搞绝食斗争，从
为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自由化思潮呢？因为工人和市民是高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高举“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周总理”大标语，这就说明人民群众是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哪有高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高举“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周总理”标语，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呢？其实，如果仔细地观察游行队伍是完全可以区分开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和自由化的所谓“民主运动”的界限的，自由化分子提出的口号是“倒邓倒李保赵”，而工人提出的是“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搞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这是多么明显的区别呀？ 1989年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与1986年自由化风潮是很不一样的，经过1987年十三大高干子弟接班的政治腐败，1988年初国家主席换班的政治腐败，1988年的大抢购风及“官倒私倒”腐败大暴露之后，人民群众反新封建官僚腐败的情绪大大增强了。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却没有正确认识，仍然沿用1986年的思维定势将整个社会运动一概定性为自由化“动乱”。
那么，为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呢？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只局限于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没有明确提出反对私有化的改革政策、反对新式剥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因此是较低水平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未能与自由化思潮严格划清界线，反而受到自由化思潮的裹挟，至今为自由化背着黑锅。
当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白玉栏杆上挂着成百成千的漫画和大小字报，但绝大多数是讽刺封建官僚腐败的，只有一张小字报提出“改革开放是复辟倒退”，“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必须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
当时只能产生这种较低水平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在1989年时，由于毛泽东思想被严重边缘化，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政策的腐蚀性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两极分化还不很明显，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还不很严重，群众对改革的资本主义复辟倒退性质还看得不很清楚（所以在游行队伍中没有反对改革的口号），而最能引起人们反感的正是新封建官僚腐败的沉渣，所以群众（包括学生）都将矛头首先对准了新封建官僚腐败。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人民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还没有深刻看清改革开放弊端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而是看清了最腐败的新封建主义毒瘤。也就是说，那时还仅仅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容易明显看见的弊端作战，还不是对改革开放的更根本的弊端作战，更不是对产生弊端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本身作战，所以斗争只是低级水平的反新封建官僚腐败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本身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它就必然被有明确纲领有组织的并且得到中央总书记支持的自由化精英所蒙蔽和裹夹，也就只能失败。但是这种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已经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民主革命运动不完全一样了，它是在社会主义建立后多年又被篡夺后的人民的初步觉醒，它在阶级本质上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不同的。可惜当时缺少有明确革命纲领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引导，没有能迅速提升到反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高度。中国是封建主义极深厚的国家，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封建主义扫荡得很不彻底，所以复辟首先就从最容易滋生的封建主义开始了。那么很自然，反复辟也就首先从反新封建主义官僚腐败开始了，看来历史很难超越它主要的发展阶段。文革被否定后，在思想领域阵地是修正主义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和群众在艰难地思索，还没有来得及锻造出反击极右思想的武器，所以当时游行队伍中没有出现为文革翻案的大标语。但是就在那样的思想局限性下人民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反新封建官僚腐败的旗帜，可以无愧地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四 绝食牵动民族心
不管青年学生的思想可能多么幼稚简单，但他们忧国忧时的爱国热情总是占主流的，因此总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学生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所求，但他们热血方刚对社会问题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关键是引导他们的人要将他们引向哪里，所以对学生运动处理不当往往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政府在与学生对话中的冷漠态度和软弱无能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自由化分子阴险地启用了在和平示威斗争中最有震撼性的武器——绝食，于是从
到
五 假如按赵紫阳的方案结果会如何？
其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怎样结束这场令他们难堪的社会风波。
李鹏说：四二六社论基本上是根据小平同志二十五日的讲话精神起草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等都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
从当时的传闻和后来的资料都能证实赵紫阳认为学潮的主流是爱国的。当时传闻说赵紫阳提出三点建议：一、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定性不准；二、由他总书记承担责任；三、反腐败反官倒从他的儿子查起。所以他得到学生的好评。
事过多年之后，许多人仍认为如果当时中央接受了赵紫阳的提议，动乱完全可以停止，不用实行戒严，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更大的动乱以至于暴乱。历史地分析起来，如果当时真的实施赵紫阳的方案确实可以平息社会风波，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样会使学生们得到满意，学生们不上街自然社会就稳定了。也会使自由化“精英”们得到初步满意——因为这些动议是他们拥护的总书记提出来的呀。至于群众在当时（戒严以前）还没有发动的意识，只要学生们的要求达到合理的答复，群众也就不会有什么要求了。但是，社会运动平息后，问题到此并不会终止，学生和自由化“精英”会追究拟订错误社论的人的责任，党中央内部也会分清责任，那样，保守复辟派就得下台，邓小平、杨尚昆就得退休，这就是他们坚决不能同意承认社论是错误的根本原因。他们口口声声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其实只是要保住他们的宝座和利益。而赵紫阳为首的激进复辟派就会总揽大权，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他就会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这也就是他在访问朝鲜时同意社论而回国后反悔的原因。所以，如果实施赵紫阳的方案，社会风波平息了，资本主义复辟却加快了，国家和人民还会陷入灾难。我们当然不希望学生和群众因为搞运动而受损失，但我们也不希望实施赵紫阳方案的后果，可以说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无论如何都没有人民的好果子。
六 在错误的道路上加剧更大的危险性——戒严
事物的发展逻辑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要启动了它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阻止它，它就必然按照自己本身固有的逻辑规律一步一步地演进下去。魔鬼从魔瓶中跑出来，它就不再听从开瓶人的指挥了。学生绝食的坚决意志和政府的不退让态度形成僵局，在赵紫阳的方案被否决后，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只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戒严了。
但是在
晚九时十五分左右，天安门“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高自联”的紧急通知：“结束绝食，改为静坐。”
十九日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西郊的国防大学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实施戒严情况。赵紫阳终于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主席台上摆着的七把椅子只有六个人坐。人们从电视播放的录像中看到主席台上没有总书记，都清楚地看出中央分裂了。
二十日上午十时，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事过多年之后，人们也仍还在探索，戒严到底是否有必要？
当时对整个社会牵动最大的是学生的绝食，而自由化之所以能形成风潮是由于有中央总书记的支持。戒严的理由是针对自由化动乱的，在赵紫阳实际上已解职靠边，学生决定停止绝食的情况下，自由化实际上已经被成功地遏制了。那么，如果仅仅从反对自由化的角度说，就没有必要再实行戒严了。只要中央向全党通报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动乱，分裂中央，决定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就可以进一步遏制自由化风潮。但是在学生停止绝食十几个小时后仍然签署了戒严令实行了戒严（而且是提前实行戒严，原定是在二十一日零时开始戒严，因为泄密了就决定提前戒严）。那么戒严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谁呢？毫无疑问就是针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了。
我们前面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无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严格上说是不准确的，其实他们的政治嗅觉是很敏感的。而某人的禀性更是执著于报复的，这从他必欲将毛主席的晚年定成错误，必欲将毛主
七 关于对戒严合法性的质疑
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 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来看看这个戒严令产生的过程吧，看看它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
会议决定：一、晚上继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实施戒严。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十八日早晨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三、李鹏于十八日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要求绝食学生全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四、十八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报告部署戒严情况。会后，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陈云、李先念、彭真，并由秘书通知邓颖超、王震和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于第二天上午开会，通报戒严部署。
（评：这就是说，最先提出实行戒严的人是邓小平，并不是国务院总理。是在邓小平家中作出的决定，并不是在国务院开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只有李鹏是国务院人员，而且会议并不是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而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名义召开的。）
晚上八时，在中南海继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人员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有权列席常委会议的杨尚昆、薄一波两名元老。会上对是否戒严发上意见分歧。最后，在薄一波的提议下，五名政治局常委就戒严问题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
（评：决定戒严，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的，不是由国务院决定的。对戒严进行表决是由中共中央五名政治局常委进行的，不是由国务院人员表决的。）
十八日上午，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
（评：这哪里是国务院会议？）
二十日，李鹏签署了戒严令。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首都北京实施的唯一一次戒严令，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怎么符合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呢？在决定戒严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召开过一次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此外，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中有“依照法律规定”的规定，那么应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和批准，但整个过程中没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更没有经过批准，整个社会风波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所以，这个戒严令是违宪的，不具有合宪性，以后的一切戒严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手段制止这种严重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反宪法的戒严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不能由国家来承担，更不能由人民来承担，而只能由违反宪法越权决定戒严的人来承担一切责任。）
然而，使他们料想不到的是戒严引起的反对比发表社论时更为强烈，数十万工人、学生、市民将18万戒严部队阻截在城外长到十五天，创造了世界奇迹。事态几乎刻板式地按照逻辑步骤演进着：由学生的和平请愿，到社论定性，到学生大游行，到静坐示威，到绝食斗争，到对话僵持，到工人、市民各阶层游行示威，到对话失败，到实行戒严，到阻截戒严部队，矛盾在水涨船高地逐步激化，那么逻辑的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八 终于引发了人民大起义
群众阻截戒严部队，已经是一种军事性的对抗，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已经是街垒战了，这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中是常见的情形。国际上还有个惯例，如果戒严部队在十五日之内不能到达预定位置，就说明这个政府是无能的。
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群众的激烈反抗是反革命暴乱，还是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造成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弊端，我们也指出在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中，尤其是在四二六社论后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主流。而戒严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压迫人民民主革命的违法行为，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手段制止这种严重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所以人民群众阻截戒严部队是完全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而戒严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则是资产阶级专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实质上是一种人民大起义——反抗资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大起义。
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
炮 打 司 令 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不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 泽 东
毛泽东称赞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这就是说文革是继承巴黎公社精神的。所以，参照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可以将八九年人民大起义称之为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这是一场伟大的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大起义，必须将它的真实的历史面目还给它。
我们这里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但在戒严中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被人篡改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我军的悲剧，应该总结这个悲剧，吸取教训。但这个悲剧责任应该由决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人来承担，决不应由人民解放军来承担。人民与自己的子弟兵之间发生激烈严重对抗互伤也是悲剧，戒严部队和群众人员死伤的责任也应该由决定戒严的人来承担。
第 四 章 如何放下包袱？
毛泽东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六四向人民群众开枪，是中共永远的痛，是军队永远的痛，而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被镇压则是人民永远的痛，这个痛只有中共中央采取主动的自觉的行动才能消除。其实并不难解决，只要勇敢正视历史客观事实，痛下决心，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毫无疑问，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者是必须承担责任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很公平的。
对八九年社会运动必须按这种两分法定性来处理，才能掌握主动权，争得人民的谅解，稳定社会。既不能否认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决不能为自由化平反；也不能因为有自由化思潮就抹杀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不敢为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平反。如果为自由化平反，必然导致新的自由化狂潮；但如果不敢公正的为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平反，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就总是被动，总是让自由化分子抓住辫子不放，甚至为新的自由化再次俘虏群众提供借口。现在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气魄。
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八九年社会运动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全面调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干涉。调查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向全国人民公布，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
M.L.M.毛继东
2006．7．20．
篇后致党中央的信
党中央、胡总书记：
寄上我关于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定性的建议，请指教。我向中央请示，此文可否在报刊和互联网上发表？此文在用挂号信寄出十五日后如未见回复，我将视为默许。
住址：石家庄市 X X 小区 X X 栋 X 门 X X X 室
电话：13472169036 邮编：……..
中共党员（被市纪检委开除党籍）
王 士 吉（笔名 M .L .M .毛继东）
2006．7．20．
手机：18615767303或13472169036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