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先生的《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让我读了几遍。转上一部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回顾1840年以来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中华大地的扩张，首先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交锋中的优劣势之差，首先引起国人对自己军事与经济能力的反省。其结果导致“新军”的建立和“洋务”运动。然而，这样的应对并不能扭转颓势，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体制，“民主”、“共和”、“科学”等理念迅速征服了整个知识界，“德先生”、“赛先生”被视为救国之道。文化领域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最振奋人心的旗帜。
然而，中华文明的三个基因：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非但没有被触及，反而成为各种流派的共同背景。连蒋介石在其《中国经济学说》中都这样评价西方经济学：
“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
正是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从内心驱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前仆后继地探索、奋斗，终于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险境拉了出来。
值得深思的是：从1847年容闳等第一代留洋学生开始，西方就孜孜不倦地试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取代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却一直成效不彰。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在中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剿。
在关于“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讨论中，整体主义成了传统、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而个体主义成了“现代化”的前提。记得当年笔者的一位年轻朋友就对《岳阳楼记》表示不以为然，另一位朋友则批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解放，何谈解放全人类？可见这思想工作的成效。民间对这一理论导向的反映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大同”思想被定位于虚幻、不切实际。一切为共同体奋斗的行为都被描写成愚昧、狂妄、可怜之举，而“理性经济人”理论堂而皇之地为自私、卑劣、甚至卖国行径辩护。于是人们看到了无可遏止的贪腐。当年，是为社会前途奋斗的人们筹组了共产党，而今呢？
在主流学界对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狂热推销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致命的自负》成了学界的时尚。历史的发展被视为是纯偶然的,根本无规律可言；而试图理性地认识人类社会，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唯一合理的“理性”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理性”。于是放弃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不理睬钱学森倡导的“总体设计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年，摸到了“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地步。
阉割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解放个人的逐利动机，成效昭彰——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财富主要是供应美国超市，其价格之低廉使沃尔玛能标榜“天天平价”。即使如此低廉的出口价格，也居然积累出巨额的外贸顺差，使外汇管理当局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以维持相当于中国11.8倍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看着这样的格局，胡佛、罗斯福、马歇尔等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其后继者的高明；而当年筹组中国共产党的诸君，他们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
主流学者一定会指着大都市辉煌的形象建筑愤然回应，这难道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财富？难道不值得自豪？其实，值得自豪的岂止在大都市，从北京到乡镇，那里没有豪华的政府大楼？哪里没有俊男靓女、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面对这盛世景象，耳边却想起了孔老夫子和梁鸿的声音：
“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