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让路小康上位


王中宇先生的《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让我读了几遍。转上一部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回顾1840年以来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中华大地的扩张,首先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交锋中的优劣势之差,首先引起国人对自己军事与经济能力的反省。其结果导致“新军”的建立和“洋务”运动。然而,这样的应对并不能扭转颓势,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体制,“民主”、“共和”、“科学”等理念迅速征服了整个知识界,“德先生”、“赛先生”被视为救国之道。文化领域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最振奋人心的旗帜。
然而,中华文明的三个基因: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非但没有被触及,反而成为各种流派的共同背景。连蒋介石在其《中国经济学说》中都这样评价西方经济学:
“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
正是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从内心驱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前仆后继地探索、奋斗,终于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险境拉了出来。
值得深思的是:从1847年容闳等第一代留洋学生开始,西方就孜孜不倦地试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取代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却一直成效不彰。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在中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剿。
在关于“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讨论中,整体主义成了传统、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而个体主义成了“现代化”的前提。记得当年笔者的一位年轻朋友就对《岳阳楼记》表示不以为然,另一位朋友则批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解放,何谈解放全人类?可见这思想工作的成效。民间对这一理论导向的反映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大同”思想被定位于虚幻、不切实际。一切为共同体奋斗的行为都被描写成愚昧、狂妄、可怜之举,而“理性经济人”理论堂而皇之地为自私、卑劣、甚至卖国行径辩护。于是人们看到了无可遏止的贪腐。当年,是为社会前途奋斗的人们筹组了共产党,而今呢?
在主流学界对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狂热推销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致命的自负》成了学界的时尚。历史的发展被视为是纯偶然的,根本无规律可言;而试图理性地认识人类社会,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唯一合理的“理性”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理性”。于是放弃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不理睬钱学森倡导的“总体设计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年,摸到了“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地步。
阉割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解放个人的逐利动机,成效昭彰——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财富主要是供应美国超市,其价格之低廉使沃尔玛能标榜“天天平价”。即使如此低廉的出口价格,也居然积累出巨额的外贸顺差,使外汇管理当局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以维持相当于中国11.8倍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看着这样的格局,胡佛、罗斯福、马歇尔等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其后继者的高明;而当年筹组中国共产党的诸君,他们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
主流学者一定会指着大都市辉煌的形象建筑愤然回应,这难道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财富?难道不值得自豪?其实,值得自豪的岂止在大都市,从北京到乡镇,那里没有豪华的政府大楼?哪里没有俊男靓女、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面对这盛世景象,耳边却想起了孔老夫子和梁鸿的声音:
“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