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凸显中国模式

——世界金融危机两周年的思考[1]

（2010国庆假日）

   当我夜间统稿审读完《中国发展和改革蓝皮书(2010)：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打开手机日历，定格在北京时间2010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这个黑色名字立即映入我的眼帘。两年前的这个“黑色日子”，具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被自己无限贪婪的榨油机“次级房贷”击垮而宣布破产。9月15日，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周年纪念日。

   雷曼兄弟公司并未静静地安乐死去，而是通过世界货币美元系统和日益向纵深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将危机瘟疫立即扩散到全球，纽约华尔街金融蝴蝶翅膀的煽动，霎那间就不可遏制地在五洲四洋掀起狂飙，一个个国家、一个个金融机构立即生成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纷纷倒下，一场比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大萧条规模大得多的超级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一个“单边主义”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把全世界人民拖下了灾难的深渊。当时我无限感慨地写道：

大西洋西海岸汹涌起污风浊浪，

把金融危机瘟疫传遍四面八方。

华尔街大鳄垂死也把全球捆绑，

世界各国都被迫买单为它陪葬。

一

   20世纪末曾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那场危机中，中国基本上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大多认为是由于中国金融没有开放，形成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危机之火烧不进来。如果说中国“金融尚未开放”是祸，“没有感染危机”是福，则是“因祸得福”了。本文限于篇幅对这个说法姑且不做评论。但有一点世界共识是，中国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是稳定亚洲经济的重要基石，中国为亚洲各国走出危机泥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而备受赞扬——中国模式，风景这边独好。

   这次源发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则不一样了，中国被动地陷入其中，也被动地蒙受了较大损失。其一，中国是对美国、也是全球的出口大国，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国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接着为保护国内市场，这个历来倡导自由贸易、反对别国贸易保护的经济强国居然也不齿地干起了贸易保护；其他国家发生连锁金融危机同样会使需求下降。这些，都大大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造成外贸颓势，使一大批出口制造业产量锐减甚至关闭，进而造成大量失业。而大量企业关闭和大量失业又进一步强化国内需求不振。其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大部分是美元，美元在金融危机中贬值使中国所持外汇实际价值大幅度缩水。其三，中国的金融机构和有关经济部门也持有大量外国特别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有的大幅度贬值，有的则血本无归。

   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身有着较大的市场，而且历史传统从来都强调独立自主，不被他人他国左右。在全球化浪潮中并不像日本、韩国、欧洲等与美国金融和经济陷入的那么深，自然危机袭来对中国虽有影响但也没形成汹涌之浪，“多米诺骨牌”倒遍全球，而在中国却没有倒下，这是中国能够主动淡定自如有条不紊应对的基本条件。许多国家联想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予以瞩目和期盼：这次中国能够英雄救“美”吗？中国模式还能再显神威而拯救世界吗？

   有着五千年文明和智慧的中国，自金融危机伊始就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战略思维：既要“力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有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今世界，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国不仅仅是连接而是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由谁酿造的祸端，哪个都脱不开身。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不可能在桃花源中“独善其身”，但可以“力善其身”，既首先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独善其身”到“力善其身”一字之改，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又具创造和创新活力的中国，把自己的文化传统继承的极致，也完善和发展的极致。

   为此，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中国不去究谁之过，首先制定清醒而有条理的战略抉择：第一，中国不能当、也当不了救世主，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努力把占世界五分之一多“地球人”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就是对世界重要的贡献；第二，中国尽管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壁上观”，必须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克时艰。

   预则立，不预则废。还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中国已经敏感地从美国次贷危机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当危机突然席卷全球时，中国就胸有成竹、及时、果断推出了“以四万亿为核心”的巨大反危机、保增长决策，同时，一揽子配套措施呼啦啦跟兵而上：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另外，还跟上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一揽子惠民举措。

   这么短时间，一揽子推出四万亿救市，环球惊诧，惊诧之后是赞扬，赞扬之后是怀疑：能成吗？权且听其言、观其行，拭目以待！

   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中国宣布的救市战略计划很快落到实处。更让老外们想不到的是，在“四万亿”中，中央政府只出一万多亿，其余由地方政府配套，结果一下子配套出了十多万亿，这就是中国的“倍加效应”，或者说“乘数效应”。

   这么大的力度，中国反危机能不成吗？这么整齐划一的举国行动，全球恐怕唯有中国能够做到，任何其他国家不敢想像，更无法效仿。结果怎么样呢？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1%，而全球GDP平均增长率为仅为1%；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1%，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历了南方大面积雪冰冻灾、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南北大水灾、甘肃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平息了西藏“3·14”骚乱和新疆“7·5”骚乱，中国经济在防止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争论中成功实现“V”形反转。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考验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也赢得了考验，更赢得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赞扬。

二

    中国模式之说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国外则兴起于90年代之初，但国内外讲中国模式，其内涵大相径庭。

   从国内来说，中国模式之说产生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一些地方的改革开放率先取得了巨大成就，被学术界冠名以“模式”之称，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中期以后，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长治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横店模式、南街村模式等。[2]另一些则是国家某项改革在地方试点或者涌现的成功典型，如海城模式、诸城模式、嘉兴模式等。上述模式一般被统称为“中国模式”或“模式中国”。[3]

   其次是经济学界就世界经济模式的比较而提出的。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学术界开始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试图能够找到可供中国参阅和借鉴的内容以资学习。[4]

   国外所称的中国模式，则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评头评足炒作出来的一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外某些人对中国一开始带着贬义和亵渎的解读。

尽管中国与苏联、东欧有过分道扬镳的对立历史，但西方舆论把中国、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看做“同类”，这个同类模式的的基本内涵无非是：共产党、极权、独裁、公有制、计划经济、贫穷。这为西方“自由世界”所不容。当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舆论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老天的惩罚。

   苏联、东欧先于中国改革，因此，苏、东欧的剧变被西方舆论解读为改革的过程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自掘坟墓的过程。中国也在改革，改革也必定会自掘坟墓——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解体。这个时期，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把中国模式的解读为“中国崩溃论”。

   然而，他们等呀！盼呀！中国共产党没有解散，中国没有解体和崩溃，而且越来越强大，坚强地自立于地球的东方，坚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摇身一变，中国模式又成了“中国威胁论”。

   为什么产生这些奇谈怪论，笔者分析，170多年来，西方列强习惯于侵略欺负中国这个东亚病夫。中国突然变得强大了，某些媒体和人士心理觉得酸溜溜的，挖空心思去杜撰什么“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成为这类媒体和人士的一种心理需求、心理满足和心理自恋。

   中国对西方某些媒体和人士所有中国模式及其变种之说，不回应，不评价，管尔东南西北风，埋头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不动摇。中国的改革没有为自己掘墓，反而改革越来越深入，经济越来越发展，国力越来越增长，对外越来越开放，人民越来越富裕，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崛起之路。一些心理上与中国不容的人，从瞧不起和贬损中国跳到另一个极端：恐惧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恐怖气氛。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模式”。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模式正面认识和评价的重要转折点，许多外国人开始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思考和探索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不断走向强大的中国，力图从客观上了解和解读中国模式。2004年，在中国学习和研究了七年的美国学者雷默，从自己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北京共识”之说，对西方媒体从客观上理解和阐述中国模式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历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惊呼，金融危机下破产的何止华尔街，这次金融危机，是市场万能论或者市场是硬道理的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危机。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英美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既融入国际社会又自主发展的“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大的发动机。

三

   经过近几年国内外事件水与火的洗礼和喜与悲的交织，中国模式赢得了考验，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赞扬。但中国模式到底应该叫什么还存在争议，如中国道路、中国案例、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或者中华体系等。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心里一直不踏实，主张慎言甚至不提“中国模式”，其主要依据：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人自己讲“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故步自封之嫌。

   为此，我们认为客观上需要对中国模式论恒，论恒的基本任务首先回答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之一：中国模式存在吗？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曲折探索，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发祥地和实践者的中国人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讳谈中国模式，而应该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承认它，踏踏实实地研究、观察、分析它的优缺点，然后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如果国人以“局外人”心态，对中国模式或者躲躲闪闪，或者不予承认，或者评头评足横挑鼻子竖挑眼，那至少是不明智的态度。

   基本问题之二：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模式是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汲取国外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文化，反复地试验、修正和完善，逐步形成能够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人民普遍幸福的一整套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制度构架和治理模式。

   基本问题之三：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论恒”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民本社会主义”，即“民本”基础上的“社会”，“社会”保护和服务下的“民本”。“民本”包含着三个主要内容：民生、民权和民主。民生是民本的基础，“民生是纲，纲举目张”。民权、民主则深深构筑在民生的基础上。“民生、民权、民主”是民本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民本社会主义是人民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民本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灵魂和纲领，中国模式必然在民本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和完善。

   基本问题之四：中国模式的合理内核是什么？

   在民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模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模式，坚持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奠基于中国，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吸纳全世界的思想文化精华，广泛借鉴着各国各地区积累的丰富成功经验。中国不向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输出中国模式，主张各国都创造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中国甘与各国朋友共襄和共享和谐世界。中国模式要实现可持续性，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模式的合理内核。

   基本问题之五：中国模式能够走多远？

   这决不能由智者的先验定位，而必须由人民的选择来定位，人民能够接受和支持它多久，它就能走多远。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约翰·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现的并存期，诸如收入分配急剧拉大、社会阶层剧烈分化、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还比较严重，社会治理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必然会使使一些人对中国模式产生怀疑或者缺乏信心。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有一句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世界上永远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对于中国模式，也有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其实践还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眼光来对待它。中国模式来源于中国实践，实践丰富、发展和提升了中国模式，同时中国模式又反过来来指导中国实践。中国实践→中国模式→中国实践→中国模式……，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中国实践之树常青，中国道路坚定不移，中国模式不断完善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