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进展—新经济地理学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A.Young）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世界为基础，即标准化的静态均衡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对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历史积累作用为基础的聚集经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空间。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与厂商的区位选择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一文中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该模型中，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形式内生。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喜欢多样化的消费，而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产品生产的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为了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由此，该模型的逻辑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鲁格曼曾说“天赐神物或来自真实世界的神物很惊喜地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独特的领域中被发现。”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和格罗斯曼(G.M. 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和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Differentiated Product Approach），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复杂科学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的渐入人心以及相应模型处理手段的建立和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为经济学探索“经济空间”的含义提供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支持，“新经济地理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对D-S模型成功应用的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学向经济空间的扩展。在复杂科学的启发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推演出来的结论包含了多重均衡、路径依赖和“锁定”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实中各种地理集聚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贝尔托拉(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波斯玛（Boschma，1994) 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恩格尔曼与瓦尔兹(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尔兹(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鲍德温(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的垂直联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两种:需求联系与成本联系，据此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的集聚模型。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个虚拟群，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Lanaspa与Sanz(2001) 扩展了不变运输成本后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可以得到各种非对称地稳定均衡，用来解释大的工业带伴生小地工业带的现象，也把基础设施内生在分析当中。Goverman、Redding和Venables(2001)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流的方式、要素价格和生产的区位问题，分析了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和贸易成本影响贸易流，认为地理条件是要素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提出了基于地理的贸易流和要素价格影响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的机理。Leo,Braun与Winden(2001)通过对欧洲9城市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群对城市或更小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 Ottaviano ,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以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Marjolein与Henny(2003)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技术能力积累对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Matsushima与Matsumura(2003)在一个呈环形状的城市区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场的寡头厂商产品数量调整竞争与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表明，空间竞争均衡的最终结果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性质厂商位于城市的一极，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有性质的厂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极，并且，该模型还表明，如果私有性质的厂商的产出数量不受计划当局的控制，那么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便是一种次优均衡。Crozet (2004) 利用欧洲五个国家的双边劳动力迁移的数据验证了克鲁格曼(1991) 的预测：劳动力会受市场潜力吸引，向实际工资报酬较高的地方迁移。同时，他利用参数模拟的结果表明，由于迁移成本很高，欧洲国家也不可能立即形成“中心——外围”的模式，即这种集聚效应的范围并不强。Pons et al. (2004)用Crozet (2004) 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Mccann与Shefer(2004)从复杂、多变的地理—企业—产业的组织关系出发，提出了产业集聚的3种类型:纯集聚模型、产业联合体模型与社会网络模型，并对这3种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不少学者尝试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过程中,构建一个解释产业集群的内生演化框架。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2005年波斯玛和富林肯(Boschma & Frenken ，2005)共同分析了最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并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异同点，最后指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Greenhut(2006)认为异质性区域之间的产业价格和产出数量的差异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运输成本的差异为产品出售者向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了价格歧视的机会。Alonso(2007)系统地分析了冰山成本或准线性成本在两个或多个地区设定下对集聚的不同作用。两种运输成本对两地区经济的集聚作用是相同的，但一旦扩大到多地区经济时，将变得很复杂。Dupont(2007)假定本地化溢出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认为集聚将加大企业之间的学习外溢，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缩小了区际差异。Berliant et al.(2007)认为异质性工人之间的共同知识有助于合作交流，而他们之间的不同知识是他们进行配对研发的前提，二者共同决定了经济中研发的水平。Daozhi Zeng(2008)则利用异质性偏好解释种族隔离的形成原因，他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假定流动性工人具有偏好差异。由于偏好差异，工人的流动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类型企业的迁移，企业的迁移受到某地区相同偏好工人的比例的影响。因此，这将进一步引导该种偏好的工人向该地区集中。因此，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经济将内生地导致种族隔离，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将集聚于同一个地区。Krogstrup(2008)研究了集聚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建立了税收竞争的核心－外围模型。当集聚力处于中等适度水平时，税收竞争是核心－外围模型的发散力。当集聚力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由于巨大集聚租金的产生，税收竞争压力减少甚至消失，均衡内生地形成了出口税收激励，而出口税收激励决定了出口退税率的大小。Ioannides et al.(2008)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结构的影响。由于通信成本的降低，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可导致城市结构的改变，因此通信技术可能弱化地方化集聚力量，从而激励经济活动搬迁到较小的中心城市。他们利用不同国家城市规模分布和国家特征的国际数据检验了通信技术的影响，发现人均电话的增加鼓励人口的空间发散，这导致了城市规模的更加集中。由于互联网使用的特殊性，估计互联网络的普及将对城市结构产生更大的影响。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假定，提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新经济地理理论是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因为运输成本的减少会引发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问题，把这些要素融入到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中，就会得出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观点。所以，克鲁格曼提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最新的经济理论前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即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围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等。

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的桥梁。通过向经济地理学引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借助分工/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这一对矛盾的非线性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可以在继承经济地理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层次地解释外部经济的微观基础和驱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内在动力。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冲破了原经济地理学从经验认识问题的实证主义传统，对经济理论的系统引进，特别是它对个体消费者和厂商的相互作用的重视，为经济地理现象提供了一种解析基础，从而将微观过程与宏观过程结合，为经济地理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思想方法上，新经济地理学强调模型及其假设，使得理论可检验性、可改进性提高，研究者可以从观察结果反推模型与假设的问题，从而完成地理学模型从简化到精确模型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力量。

新经济地理学许多核心思想来源于区域经济学。但区域经济学有新古典、行为主义和结构学派三个理论流派，它们之间的假定、研究方法、结论都有较大的差异，这导致区域经济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极大地限制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学是一种应用性学科，进行区域经济研究必须考虑现实中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因此只有当新经济地理学发展到其理论假设能够容纳现实生活中影响集聚的各种因素，区域经济学才能够真正把新经济地理学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