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延安文学》，搜狐博客网络首发
【人物志】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因家道中落，十四岁时辍学，开始长达六年的学徒生涯，工作之余自学无休，最后取得的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此后屡有文章及译作问世。1986年1月起，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1996年1月1日奉命退休，此后仍会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个人主要著作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译作《控诉法西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书荣沈昌文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见了四回面。第一回聊完后，一起吃午饭，他点的菜里面有一种烤鱼味道很特别，带有烟熏香气，他喜欢这道菜，极力向大家推荐，自己还喝了几杯冰啤酒，我说你一向喝冰的吗？他笑答，要压一压欲火；第二回聊完后，摄影师董鑫给他拍照，他很配合，脱了外套倚墙而立，眼睛看镜头，说过几年你们再想找我拍照，我可能都不在啦；第三回正好《新青年》第一辑的文稿排完，我们请他过目提些意见，他看后点点头，说已经非常好，建议封面朴素些；第四回见面，我问他对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他大多绕过去了，他端起黑咖啡，眉目间透着与人为善，笑呵呵地说，我老了，不想发表太多的意见。
到底是沈昌文，我们知道，他和文化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些话，可能不太好说。
这个在出版界摸爬滚打五十余年的爱书人，尽管年岁已高，有着诸多光环，却无任何炫耀。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我们看到他的温润、谦卑、自省和坦诚。
他喜欢佛教，也读《圣经》，同时身上有道家的特质，比如尊重女性。他踽踽独行，不知疲倦，说话慢条斯理，少见刀光剑影和杀气腾腾。因听力不佳，交流时他会侧耳倾听。他自嘲为知道分子，但细看会发现，他的观点其实隐藏在“知道”背后。
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文化殿堂的守护神，沈昌文在捍卫阅读的趣味，点燃的是万丈书香。他因书而荣，经他之手的图书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所以，本期访谈的主标题如上。
学徒生涯
从念小学开始，沈昌文就处于人性扭曲的环境之中。“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吴怀尧：在见你之前，我们素未谋面，但是说到三联书店，说到《读书》杂志，说到沈昌文，还是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不会觉得坐在面前的是一个陌路人，所以，我不想把这次访谈弄得很严肃很深沉，更希望是轻松有趣的谈话。
沈昌文：你已经界定了是聊天性的，我们聊天可以很亲切，可是一谈到业务啊，我就没有办法谈，因为现在已经很隔膜了，我每天谈的没有一件事是正经的，没有一件事是要订合同的。说不正经，那倒也不是唱歌跳舞，都是谈跟文化有关的。这个在饭桌上就比较合适，我本人也喜欢做饭，我很少自己下厨招待别人，我会到饭馆点菜，有些饭馆我非常熟，这样我就经常跟朋友聊天，有时也在饭馆里聊。吃饭可以有一种高兴，有一种喜悦，谈事情就容易，感情也容易交流。
吴怀尧：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常用“吃喝玩乐”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想知道，面对当下各种触目惊心的食品问题，你是吃心不改呢还是心有余悸？
沈昌文：我很大胆，我喜欢去小饭馆，用恶心的话说就是脏兮兮的小饭馆，都在这(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附近。我每天要做的事，跟朋友聊天、交往过半都是在饭桌上，如果大家很熟，就在附近找个小饭馆，不是太熟悉的，就去像样些的地方。
吴怀尧：呵呵，见你得提前预约。平时你和朋友们主要聊些什么？
沈昌文：是。找我的朋友非常多，大部分来自海外，要谈的无非是内地的各种新情况，或者是思想界、文化界的各种倾向。这种闲谈，在饭桌上显然比较合适。我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没有谁委托我组织写稿，出版作品。如果有的话，我就牵线搭桥，我绝对不管所谓的业务，我已经七十八岁了，我不能再管这些事情。
吴怀尧：你生在宁波，长在上海，现在还会经常回去看看吗？又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
沈昌文：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所以和宁波有缘，是因为我妈妈是宁波人，我又在宁波人开的商店里打了六年工。现在年纪大了，哪里都不怎么去，家里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我家人都不住上海，我太太是北京人，而且是蒙古族的旗人。
吴怀尧：你是1962年1月结婚的，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金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沈昌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是支部书记介绍的。我们的支部书记生病，去医院里看病，病好后就把女医生介绍给我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因为这以前我在单位里追求女孩子都失败了，我们的支部书记说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我那时候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我是1961年10月份入党的）——居然找不到对象——我遭到单位里面女同志的白眼。
吴怀尧：你恋爱受挫的原因是什么？
沈昌文：我原来是工人，尽管上过大学，也是业余时间念的，所以我到了单位非常急切的要上进，要做好多事，像搞翻译。我原来是做校对，校对上升需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出版社能够自己做翻译或者写作。当时我看上了一个翻译的女同志。我们那里的优秀女士都跟我讲，你要追求，不是说直接说我们俩好吧，这不行，得追求，可我没时间追求，我要翻译，我就是靠这个——说得难听点就是靠这个爬上去的，我能翻译不同的东西，所以人家说我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去当领导的秘书，然后当编辑，当编辑主任，总编辑等等。我的邪门歪道是，今天在座的有俄国人，我讲俄国话，有德国人我讲德国话，有法国人我讲法国话，都能够多少讲几句。俄文我最厉害了，我是上海淮海路学的俄语，都是夜校，我在上海、在北京也上夜校，夜校非常辛苦，多的时候一天要上五个补习学校，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十点钟。
吴怀尧：自我教育和上进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沈昌文：我自学的缺点是不注意文化积累，只注意谋生，学什么我就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我在上海观察家庭教育，发现关键就是靠实力做事。我没有资产，也没有背景，我父亲是很有钱的家庭，行为端正，用我祖母的说话，连玩女人的心情都没有，可是他抽大烟，把家产全抽光，他死了以后，房子卖掉抵债。
后来我才知道，鸦片并没有那么值钱，以至于把家产都抽光，问题是抽了鸦片人就没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事业就给人坑蒙拐骗了。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所以我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我冒充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我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念到初二，交不起学费，学校老师来催欠款，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决定让我离开学校，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十三岁时我又冒充宁波人，开始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这一类的商店，为了知根知底用的都是同乡。
吴怀尧：你父亲去世时你多大？
沈昌文：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实际年龄只有三岁，我连他的容貌都不记得了，很多都是听我的家人，特别我的祖母说的。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就住在上海人所谓的城户临时建筑。
吴怀尧：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实际上是缺少父亲这个角色的。
沈昌文：不但缺少父亲，而且我妈妈从小给我的教育就是上海人是不行的，她这辈子的错误就是嫁了一个上海人。按籍贯来说，我是上海人，可是我始终看不起上海人，看得起宁波人，我妈妈是宁波人，我从小就学宁波话，我在宁波人的圈子里长大，我讲宁波话比上海话还地道，尤其是我学徒六年，我这个店是宁波人的商店，这个店是不许非宁波人进去的，宁波人的乡土观念非常厉害。宁波人有一点是好的，做商业讲究诚信，我从1945年以后完全讲宁波话了，完全宁波化了，在以前我还讲一点上海话，以后完全是变成宁波人了。所以宁波人的特点，在我身上非常的明显，而宁波人有一套商业办法以外，还有本事，因为宁波的开埠早，航海出去比较早，我的很多亲戚都是做航海的，做船长，所以因此能够接受外来文化。
吴怀尧：能否说一件在学徒生涯期间，让你难以忘怀的事情？
沈昌文：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兵带妓女到处闲逛，我是卖首饰的，我要招呼他们，就喊美国兵“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他们听很欢喜，带着女伴就进来看。我在店里本来是工人，后来变成账房（会计）了，为什么做账房，我告诉你我的一大创造：那些卖给女孩的首饰，通常上面会镌刻赞美女性的词语，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之类。后来我改革了，我从来喜欢改革，我改写成“妹妹我爱你”，这样一来，我所在的店里首饰卖得好着呢。
编辑时间
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沈昌文喜出望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毛遂自荐。“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这一次我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吴怀尧：从1945年到1951年，你一共当了六年学徒，白天伺候八方来客，晚上去夜校进修，后来考取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招考。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你应该是当记者，最后怎么阴差阳错上了出版这条船？
沈昌文：在第一学期，我的采访学的成绩是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才五十分！班里属我最差，我真是丢人啊，这当然不能抱怨老师，我自己不会写嘛。我的摄影课、电影课成绩都很好，可是正经的新闻课都没有学好。我没有学好语文，只是念熟了《古文观止》，现在还能背很多。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报名的条件是要有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刚好够了。可是他们没有要我，我估计是我太诚恳了，写了真实心情，说我以前是个学徒，如何喜欢三联书店，想去为它工作。
吴怀尧：和现在很多大学生投简历的情况差不多。
沈昌文：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我和几个同学就去了。这次报考，我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伪造了证件和介绍信，说我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后来就考上了嘛。第二年3月24日，我就到了北京，开始做校对，同时继续学习俄文。做校对时，我曾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抗朝”。最惊险的是1953年的“洗澡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我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丑恶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包括如何隐瞒“学徒史”造假开证明，包括为了挣钱上学曾帮资本家做过假账等等。结果思想汇报交上去后，不久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认为我“历史太复杂”，准备将我辞退回上海。
吴怀尧：刚直起腰，头又碰到天花板，心里不太好受吧？
沈昌文：是啊，觉得非常悲哀，等于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好在这时，我翻译的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他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我走，还把我调到了身边当秘书。不久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现在奖状还在家里。
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我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在体制内，能当领导的秘书，一般都是比较信任的。从1954年以后，我就一帆风顺了，入党，当编辑室主任，尽管也有挫折，我都过来了。
吴怀尧：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你是潜心规划好，还是且走且看，顺其自然？
沈昌文：两个都不是，开头是有目标的，后来发觉目标都达不到。我学过很多东西，我学摄影，没人找我照相，我也进不了照相馆，我学过收发电报，后来也没成功，我学过会计，因为没有很好的学历，我也当不了会计师，我只能够做做假账，所谓做假账，就是我根本没见过，我给一家玻璃厂造假账，这个厂我根本没见过，就根据单据做出盈利多少，我做好了以后，老板去应付税务局，他还要贿赂，我这个账单就是一种障眼法。可是通过这些事情，我慢慢形成一个观念，一旦机会来了，你必须有所准备，抓住机会。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人脉，所以我在上海的学习很多都浪费了。一直等到五十年代初，我就获得了机会，要是没有出书，我可能就被解雇了。
吴怀尧：现在回忆那些陈年往事，你是记忆犹新，还是需要努力回想？
沈昌文：我觉得比较清晰。我喜欢讲半通不通的英语，很抱歉，我们上海人的坏习惯，必须要不断的strive，斗争，只要有一种本事，总是会有成果的。
我是暗暗的用功，人们都不知道，我要翻译东西，换句话说我要出人头地。所以到了1954年的时候我得了大病，看上去没有什么，咳嗽很厉害，肺结核，气管炎，关节炎等等，我生活最苦恼的是失眠了。当年我到北大医院看病也得头天晚上去排队，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号。那一年上海的英汉大字典要重印，我会英语，就被派到上海去出差，里面有一些地方要做校对工作。
吴怀尧：你接触气功就是这段时期吧？
沈昌文：对，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叫蒋维乔的老先生，他当过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我跟他学气功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功法非常简单，不讲什么外功内功，乱七八糟的更是没有，起首只有一条，就是“意守丹田”。怎么能“意守丹田”呢？这一点我很得意，他讲的一句话我能落实，就是“破除我执”。
他认为，越是“执”于一点，就越不能成功，所以要放松。放松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肚脐之下一寸三分，老是想着那儿，那儿就会发热，一旦发热了，就是所谓“得气”了。然后，你就按着书上讲的经络路线，把得的气引导到一定的穴位上。需要治哪个部位，就让气走到哪个地方，慢慢地病就会好了。
这个气功本身不主要，更主要的是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要把心安下来，比如说公共汽车没挤上，你可以恨得要死，这趟车看着就差一步，但是没赶上，可是你再解释一下就很简单，这一站过去了，还有下一站，下一站可能更宽敞。
我过去有那么一股进取之心，可我不知道退。他告诉我，要进还要退，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若是没有他告诉我这一点，我可能以后就毁了。我当然还是要进，但是不再刻意去追求效果了。所以慢慢我就学了很多东西。他去世后，很多人说是正常死亡。厦门大学的谢泳写了文章，经过调查才知道，1957年底，蒋维乔知道儿子划了右派，九十岁的老头想不开，老头一辈子教我各种想开的办法，结果他到气功室上吊死了。
吴怀尧：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李洪林写的《读书无禁区》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1980年3月，你被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后来你又如何做了主编？
沈昌文：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去陈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的顶头上司范用把我留下了，他说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你就去《读书》吧，就这样，我到《读书》当了编辑室主任。
80年代初期，我们刊登了一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老是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1983年，胡乔木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有一次讲话，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一个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给我们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我就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他又给我一封回信，同意修改，语气客气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对他这样的人来稿，像对一般作者那样就好了，用语不必客气。后来，我到新闻出版署开会，“无意”之中，向署里的领导讲了乔木同志给《读书》投稿的事。不管怎样，《读书》最后还是过关了。
吴怀尧：你主政的十年，堪称《读书》杂志的黄金时代，它成为文化界的标杆性读物，许多知识分子以在《读书》刊登文章为荣。知名博主和菜头说，“三联书店在你手下时，是那种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读书》当年为什么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沈昌文：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要有启蒙，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钱钟书也有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张中行也是如此。当时还有一个痛快是，我们从来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我接手的时候是两万册，我移交工作的时候是十三万册。
吴怀尧：现在的很多刊物都会发些软文广告，《读书》有没有类似的情形？
沈昌文：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编《读书》的时候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有的时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长的夫人、老爷子这这那那，想在我们这里风雅一下，我们抵挡不住，这样的任务文章也是要发的，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
书商旧梦
回首过去的时光，沈昌文如此总结：“我这一辈子都是做牛式的出版：听话、恭顺，不敢越雷池一步。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几十年前，说某人搞出版长于‘独立思考’，那可能是对其他人最大的打击。这样一来，他也许会遭难多年。现在世道不同，新型的出版家们，可能做鸵鸟，做骆驼，做鲸鱼了。”
吴怀尧：1996年1月1日上午，你接到三联书店人事方面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退休。退休之后你也没有闲着，一直在文化圈奔走，相比之前有什么区别？
沈昌文：退出后做事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玩的态度，不是真正的做事。过去做事是要求一个目标，讲穿了就是功名，对不对，我用一句很露骨的话讲，就是向上爬，爬到一定的功名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好玩了，这以后我还做了好多事，都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功名，我已经不需要功名了。
吴怀尧：也不做翻译了？
沈昌文：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翻译水平并不高，我能翻译斯大林时候的东西，我不能翻译这以后的。现在中文的东西活泛，过去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多好翻译，我翻译那个当时《真理报》的社论，因为有一套规矩，很容易翻译。这套规矩现在没有了，我何必呢，我花的成本太高，所以我现在就是玩了，完全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我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我想得挺透。
吴怀尧：不翻译但是写了不少东西，我发现你的著作《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包括最近正在热卖的口述自传《知道》，没有一本是三联书店出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沈昌文：我离开三联以后，海外报纸不断的有文章出来，说《读书》犯忌，沈昌文被迫退休。有的人认为是我挑动起来的，这当然是个误会，我也不想去做解释。既然有了这么大的误会，为了保全三联书店，我只好划清界限，不再有业务往来。我到三联来就喝咖啡，业务我一点不管，我自己的事情更不能够求三联。
吴怀尧：你现在和三联是什么关系？
沈昌文：我是三联的下岗职工，我不担任任何职务。
吴怀尧：在三联的时候，你引进《宽容》《情爱论》；近些年又引进《欧洲风化史》，编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还将台湾的《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推荐到内地出版。这些书销量都非常好，相比之下，你对非大陆的作品似乎很看重？
沈昌文：大陆出版的发展比西方落后，也比台湾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
吴怀尧：你的大半生都在跟书打交道，对当下的出版界怎么看？你会读什么样的书？
沈昌文：我个人的经验不足取，我喜欢浏览，因为我是书商，我要了解整个书业的全貌，我的缺点和优点都在这儿，我看得比较多，但是缺少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开卷有益，不管你是什么态度，你都会得到好处。刚才我说了，我的毛病很大，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本书刚看了三页，发现一个问题，我又去查另外一本书，我家里书也多，这样一天到晚就在浏览。所以我做不了专家，当不成学者，我自己是知道分子，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有一点特别觉得要告诉年轻朋友，你们身在现在很幸福，现在的书实在多，够你看的了。要是前三十年，简直是不可想象。我个人特别爱看的书，我说不出来了，我只能学学某些老前辈的说法，我还是怀旧的时候多，我现在经常要怀旧的一本书是，就是《古文观止》。
吴怀尧：从数量上讲，书是多了，但是有数据显示，因为网络和视觉影像的影响，加之各种原因，看书的人数在下降，对此你怎么看？
沈昌文：阅读率下降出版商要负责，应该用各种生动的手段来吸引读者。像蔡志忠用漫画的形式诠释包括《道德经》、《论语》、《菜根谭》等中国传统文化，就很流行。
吴怀尧：我印象中你在接受采访时好像说过“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类的话？
沈昌文：我不会说那么高级的话，那种带真理性的语言都不是我说的，我没有哲学观念，我不会发表这种哲理性的语言，我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
知道分子
沈昌文算是文化出版界的“老土地”，他表示自己有责任把知道的种种说出来，提供一些素材。“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我是残留的老人中苟活较长久的，后人会把改革开放时期不是我的功劳归到我名下。”
吴怀尧：前两天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写王元化的文章，说晚年的王元化在主编《学术集林》文丛时，不能把所有的思考都只集中在学术问题上。他在卷二的编后记中就体会到：“最头痛的是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排除本不应有的无谓干扰。编者已不年轻，以现在的年纪和身体来说，就成为超重的负荷了。”后来又在日记中写道：“凌晨醒来想到《集林》事。我名为主编，实为初审。经我定稿后，还至少要再过三次堂，且同一问题也需回答三次。编辑技术处理极差。只有妥协……”此类情形，你可曾遭遇过？
沈昌文：我的情况跟王元化完全不一样，我编的《读书》杂志是愿意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希望大家都写出好的文章，能够说服别人，我做编辑我站在旁边看，王元化做编辑是主角，他有自己的观点，我本身没有观点，我是看你们在那里，大家在那说话。
吴怀尧：在王小波的杂文集里，收录了发表在《读书》上的《摆脱童稚状态》《智慧与国学》《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文章。私底下，你和他交往多吗？
沈昌文：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他就是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读书》产生风波的时候，提倡思想解放，可是一定还要有可读性，王小波的稿子就有这两个特点，写得好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写得风趣。表达得好是非常难的艺术，王小波的表达是曲里拐弯的好，有一篇文章我现在背不出来了，讲的就是知识渊博，一个杂文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三句话讲完了，他可以写三千字，而且写得很有趣。
吴怀尧：他在世时是曲高和寡，小说发表更是费尽周折。
沈昌文：我同意你说的曲高和寡，所谓要好，往往是拐弯，拐了几个弯，有的人就不耐烦了，小波知识渊博，他讲道理的时候，表达方式简直出人意外。
吴怀尧：最近关于“告密者”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讨论，黄苗子、冯亦代等文化老人的名字也频频重现报端。还有学者从郑振铎的日记中读出，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对于那段特殊时期的人和事，你在自传中也提到过，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沈昌文：过去是采取群众性斗争，不是简单的告密问题，我不大赞成现在用“告密者”这个词。文革时很多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如果非要上纲上线，改革开放以前过来的人，那就都没法做人了。
吴怀尧：我很好奇，在揭发陈原和王子野时，你给他们加的是什么罪名？
沈昌文：揭发王子野最有名的一张大字报是证明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我写他居然每天要回家吃饭，不在食堂吃饭，无论怎么上纲上线，可是事实就一句话，就是他不在食堂这吃饭。这个整理材料时就没法上报。所以后来他能原谅我。
吴怀尧：在你的口述自传《知道》中，有一句话是：“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欲言又止？
沈昌文：主要牵扯到人事关系，张三看不起李四，李四看不起王五之类。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复杂的事情太多了。
吴怀尧：比较圆滑的手段……请问，您有宗教信仰吗？
沈昌文：没有，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喜欢佛教，但不是信徒。“放下”是中国宗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此外因为工作的关系，以前也研究过宗教观，仅此而已。
吴怀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上网，看各类新闻和博客，但是只潜水，从来不发言，是担心遭遇跨省追捕吗？
沈昌文：没有，我每天上网看各种东西，本来就不想发表评论，实在有的时候点名道姓让我发表意见，我也请朋友帮我代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手续，要注册等等，我一听到注册两个字就非常紧张。我谢绝这些活动，可以说一个简单的话，老年人怕麻烦，我不愿意有这些麻烦，注册了人家还跟你讨论，有不同意见等等。从我做编辑来说，我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网是很重要的窗口，我老了，我不发表意见，而且需要发表意见的地方太多了。
吴怀尧：就我所知，你和你的外孙关系不错，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沈昌文：在马路上不能卖弄聪明，比如说看见两个人在下棋，你认为你很高明，你告诉这个人该吃那个人的车了，这样一来你就糟糕了，他们会慢慢把你套上，然后跟你赌钱，你看对方本领不高，以为自己肯定可以下赢，可是快到你要赢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一句警察来了，这些人全走了，你的钱也不见了。所以我在上海生活过以后，我到了北京，我实在很奇怪，怎么有人把钱存在银行里，凭一张卡去取，我不敢相信这个卡。我最相信cash（现金），看得见摸得着的。
吴怀尧：你警惕性这么高，追根溯源，这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关？
沈昌文：我少年时生活的地方是上海最复杂的地带，挨着法租界，那个地方干坏事的最多，干好事也多，好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共产党听说要被抓了，就穿过法租界，国民党的警察就进不来了，那个地方叫老西门……我讲一个很低级的事情，上海到处都是妓院，那个地方的妓院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上海话叫“咸肉庄”，那些女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人肉，腌过的最便宜的肉了，就是人力车夫累了路过那里进去嫖一下出来。那条马路现在上海人年轻人不知道，就是上海南洋桥。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念书时候的好朋友是扒手，他不念书，整天去扒，晚上跟我聊他扒到了什么东西。
吴怀尧：哈哈，近墨者黑，很难得，你的扒手朋友没有带坏你。
沈昌文：我得靠自己的本事啊。在阶级斗争年代中间，我大量的时间是翻译书，翻译了差不多有近一百万字，我自学出身的，我靠什么让社会承认我呢，我要拿出东西来，我要翻译写东西。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重要的就是永远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这一技暂时被冷落了没关系，时代在发展，你这个行业总有一天它又会走到前面了，我就是靠这个东西起来的，外面的斗争再厉害，我应付过关，回过头来在家里做我的翻译，必须要有一种实力才能在社会立足。
吴怀尧：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全国用十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恢复繁体字教育的论争，作为一个关切文化的退休主编，你是否支持此举？
沈昌文：我不支持。中国的文字原先是为有产者服务的，简体字工农大众都可以接受。大家说的国学热，有的人有意见，我是拥护的，因为我觉得能够治疗烦燥。中国的哲学对个人修养有好处，对社会是不是有好处我不敢说。七十年代，我在批林批孔小组工作，当时完全否定孔夫子。现在看起来做得过分了，我非常欣赏西方所谓的慢生活，现在不提倡快了，提倡慢，我觉得那是人生需要有这样的态度，这才觉得人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进取。
吴怀尧：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前些天，你的老友漫画家丁聪去世，享年93岁，缅怀者众，让人徒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之感，当然，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墓志铭？
沈昌文：关于丁老，最可敬的是他的豁达。我要向他学习，悄然谢世，不为人知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