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无论美国右翼势力如何膨胀，民主党在麻省的席位一直都稳如泰山。然而最近在民主党大本营麻省的参议院席位补选中，民主党人遭到闷头一棍，由爱德华·肯尼迪为民主党守了近47年的这一席位，被共和党的保守势力布朗夺去。这也意味着泛民主党阵营60席建制联盟被打破，这一结果波及到的远不仅仅只是奥巴马，正在谋求第二个任期的伯南克的去留，也就突然变得浑沌不明起来。

其实对于这一结果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值得好惊奇的，只是华盛顿突然惊觉到，民众对于其当前的经济政策是如此的愤慨。但不幸的是伯南克恰好是这种政策的优秀代表，我们可以就此预见到，他的留任能给我们的只会是，我们将继续做着过去对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系统所做的那么旧事情。

正是基于此，虽然中国正以8.7%的年增长速度，带领世界经济超预期复苏。受此鼓舞有人觉得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但老实说我没有那么乐观，同样不容我们乐观的还有对这次经济危机原因的调查会得出一个什么令人满意的结论。

最近美国国会就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展开调查，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叫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机构，试图搞清楚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就连这个也很没有创新，事实上这个调查委员会是在仿效于1930年代成立的佩科拉委员会。但正如同我后来所见的，1930年代成立了那个委员会，并不代表了后来的人们对于危机的本质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联储印的钱不够多不够快，救市法案的规模还不够大，他们把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的减少。但显然他们在撒谎，事实上在1929年股灾爆发以后的近两年中，美联储实行了当时历史上最激进的降息计划，（现在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Christina Romer证实了这一点，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的终结重要应该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1]）。另外被他们过滤掉的事实还有，与1929年大幅降息形成对照的是，在1920—1921年经济下挫期间的升息政策，这一政策很快让危机结束了；与此相对应的还有，1839—1843年间美国所出现的货币紧缩程度与和1929—1933年相仿，但到1843年，真正的消费和GNP就出现了强劲的恢复这样的事实[2]。

综合上面的信息我们可见，萧条的延长，事实上并不是胡佛与美联储做的过少而是罗斯福和美联储做的过多。

如今这个新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也只不过是他们在玩弄老瓶新酒的把戏。不应忘记的一些事实是，跻身于这个委员会里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有谁发觉危机来临？他们有谁能够对它予以解释？他们又有谁预见到它呢？而且那些来到委员会面前的人，他们更多的只是对危机的到来，对经济的泡沫表现出莫大的惊诧。所以对于这样的委员会我们能够指望些什么呢？

虽然我一直坚信的是，对于这轮危机，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布什政府抑或华尔街的大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我要说的是这种认识，这种理由成立但远不充分。早在1662年那个时代，英国大地主威廉·配第这位最早使用“周期”概念的爆发户兼大学者，就在他的伟大的《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一书里特别提出，纵或没有任何外因，周期也会发生。

而他的观点在以后，又得到了法国大学者兼医生克莱蒙特·朱格拉（Clèment Juglar）的继承和发扬。19世纪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误”：譬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但正如同朱格拉医生所认为的那样，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他认为周期波动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正如同重农主义者所认为的：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也正是我与罗斯巴德和荣格等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的地方，他们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某个政府和机构，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虽然我也坚信里根总统在他那次就职演说中的名句：“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但正如同我在我一系列的文章中所论及到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先生早已清楚的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3]”

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明也还不够。休谟说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观点是：就目前的危机而言，政府本身的确是问题所在，但政府在经济危机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仅仅只是配角。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左派或者干预派把危机的责任全部的推给了自由主义，推给了市场固然是不对的。而自由派在批判干预派时亦将当前的危机的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了政府显然也有失偏颇。

容许我再一次引用罗伯特.希勒教授的观点：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1929年引发的大萧条一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罗马，它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的。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罗马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告别恐慌——经济兴衰的秘密与复苏之路》一书做过专门的阐述了，在这里我不预备再详谈下去了。

但从我们遭遇的几次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也确实有理由相信：宽松的货币体系、宽松的信贷体系以及过低的固定银行利率，这些人为要素确实加重加速了经济恶化的趋势。

也正是因此，如果我们对当前的货币体系、信贷体系以及固定银行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没有一个根本的、深刻的认识，那么纵或就是将伯南克刷掉亦无补于事。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那就是新的继任者与伯南克的差异，就如同他与格林斯潘或者当前的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与1930年代成立的佩科拉委员会一样，不会有本质的区别的。更重要的是基于民主的局限，任何替代人选（是否有合适的，我是经常为之质疑的），都要面对参议院严苛的政治考验，一旦最后是不良的人选出线，那么对经济将只会更糟。

所以我认为伯南克应该续任。这就是吊诡的民主，它必须让我们在一堆烂苹果里挑选。虽然我可以预知，伯南克这个烂苹果也只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将我们再次带回到繁荣和萧条的周期里去。预期让参议院吵吵闹闹，还不如耳根清净的好，看来我们再次落入了纳什的困境[5]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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