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游侠的心灵启悟与精神超越

                             ──推荐谭军波的《发行中国》

 

 

    关于“游侠”，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指出：“‘游侠’之‘游’，首先是随意游动背井离乡──即‘不安居’；引申为不安本分不修其业──即‘不乐业’；更推衍为轶出常规蔑视规矩──即‘不守法’。”^⑴

以之印证谭军波20多年来在中国传媒界摸爬滚打的传奇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确具备古代游侠这种特立独行的风骨。无怪乎他要自嘲为传媒界的“游侠”，他的《发行中国》一书也要以“一位传媒游侠的实战秘笈”为副题。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在此套用陈先生的观点，说谭军波“不安居”，无疑恰如其分，这些年他的确是四海为家，不像常人在某处有了安乐窝，就扎根一辈子；说他“不乐业”，只是指他勇于不断舍弃已有的令人歆羡的职位和功业，实际上，他是一位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言必信、行必果的热血汉子，绝不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说他“不守法”，也只是指他敢想、敢说也敢干，而且喜欢破旧立新，擅长出奇制胜，并非说他像古代游侠那样，其行“不轨于正义”（司马迁语），“不入于道德”（班固语），甚至不见容于国法。

    下面试分而述之：

   先说“不安居”。谭军波1964年出生于广东惠州，祖籍湖南湘西。 1986年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由《发行中国》一书可知：他先是“南定广州”，从事《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的采编工作，1996年10月起依次担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广东省方都报刊投递公司总经理、广东省南方报刊发行总公司副总经理； 2001年3月至2004年6月 “北伐北京”，担任《京华时报》社副总经理；2004年6月至2005年10月“西征重庆”，担任《重庆商报》集团副总裁；2005年10月至2006年6月“东挺上海”，担任《上海证券报》副总编辑。（据报道，2006年6月至2007年1月，他曾中途打道回府，创办谭军波工作室，担任《广东工报》社长，并兼任《市民》杂志总经理。在他轰轰烈烈的游侠生涯中，这段令他感觉“很傻很无奈”的经历，恐怕只能看作一支小打小闹的插曲，连他自己也不愿提起。）到了2007年1月至2007年10月，他又“空降长沙”，担任《三湘都市报》执行总编辑。至此，身为“中国发行第一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做发行做到了‘东西南北中’，所谓的‘发行中国’也真正的完整了”^⑵。2008年1月，谭军波终于结束了浪迹江湖的历程，重返故土，担任东莞日报社副社长、《东莞时报》总编辑，这才为他的游侠时代划上了一个堪称功德圆满的句号。

   “不安居”的结果，令谭军波一方面不无悲情地感叹：“漂泊是有代价的。这些年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比如为航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所作的贡献，比如每到一地生活就要重复添置很多东西，又比如孩子每一次换学校都要损失一笔赞助费，等等。我想起《无间道》一句经典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⑶另一方面，他又感觉收获颇丰：“东西南北中走江湖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业务技能的、团队管理的、为人处事的。人变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我在省委机关报待过，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子报干过，在新闻出版局属下的报纸做过，在工会主管的报纸混过，现在又在地市级机关报供职，经历了各种体制，各种报业文化，见识了风格迥异的领导，从自己白手起家建团队到改造旧团队都试验过，东西南北中的城市都工作生活过，遭遇过不同的对手，什么环境没适应过？什么难事没碰过？什么高潮低谷，甜酸苦辣没尝透？因此，人反而变得自信、豁达、宽容、坚强而柔韧。经验就是财富，有比较就有发言权。经历的人和事多，你会懂得识别好歹，不再难以取舍；懂得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懂得如何当领导与做下属，慢慢学会知人善任；知道适者生存，随遇而安；懂得欲速则不达，要循序渐进；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必钻牛角尖认死理；懂得处乱不惊，居安思危……总之，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比许多人要踏实从容。”^⑷

    我们可以想象，东西南北中五座城市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大相径庭，这意味着，每到一个地方，他在面临新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他的每一次仗剑出游，都可以说是一次冒险。谭军波说，他之所以喜欢冒险，“这与我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与我不甘寂寞、喜欢闯荡的性格有关。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冒险成就奇迹，冒险塑造英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焕发激情，需要拥有理想。有理想的人生才是丰富多彩的，才是充实的。”^⑸他的心灵深处，一直燃烧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豪情，这种豪情，在日益世俗化、功利化的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稀缺，从而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次说“不乐业”。谭军波早年是《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的名编和名记之一， “尤其在娱乐新闻方面，造诣颇深，以‘波记’招牌名震一时。当年全国娱记如排江湖座次，军波笃定属于天罡星头几号。”^⑹1993年，他被提拔为《南方周末》编委，兼任北京记者站站长，3年后又被提拔为《南方都市报》副主编。而当此之际，鉴于《南方都市报》发行工作在起点上一直徘徊不前，谭军波主动请缨改行去抓发行，让同人们不由大吃一惊！因为按照惯性思维，采编人员在许多报社至今也处于中枢，可以养尊处优，呼风唤雨；在邮发一统江湖的年代，发行人员在报社则是可有可无的附庸，而且属于草根阶层——他的前任发行部主任，原本只是个火头军，就足以证明这个角色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谭军波放弃舞文弄墨的本行和强项，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去做自己并不熟悉的发行，似乎有不务正业之嫌，甚至还有明珠暗投之憾！更让大家吃惊的是，谭军波的这一改行，居然左冲右突，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不仅使得报纸的发行量直线飙升，半年后便由3000多份发展到60000多份，而且使得发行由劳动密集型的为人不屑的行当变成了有文化、有学问、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后，他所参与创建的方都报刊投递公司和南方报刊发行总公司，成为当时国内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自办发行机构之一，他本人在仕途上也一路飘红，坐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老总的宝座。

    那几年，谭军波在南方日报集团发行公司，可以说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在全国传媒界，也已经声名鹊起。谁也想不到的是，表面风光无限的谭军波内心也有他的难言之隐：“转眼之间，我在发行战线已度过了4个春秋。我从事的工作开始进入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程序化操作阶段。缺乏激情，百无聊赖的状态，加上复杂的人事关系令我厌倦，逃离的愿望开始萌生。”^⑺于是他果断提出辞职，变卖房产，携妇将雏，带着“十八罗汉”，一路慷慨悲歌奔赴京城，参与筹办《京华时报》并担纲发行工作。这是谭军波作为传媒游侠的第一次走马江湖。他的此次出游，不仅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的置换，而且完成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个人身份的转型——《京华时报》是一份从行业报《中国引进时报》改版而来的新生都市类报纸，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由人民日报社和北大青鸟旗下的北大文化集团合资成立的“京华文化传播公司”统一负责发行、广告和经营活动，双方在合同中，明确了没有行政级别，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除社长和总经理外，实行全员聘用制。

   《京华时报》酝酿阶段，谭军波和整个领导层即达成一个共识，一开始就要把它塑造成一棵大树，发行目标锁定为首发30万份，日发25万份；结果上市当天30多万份创刊号便被一抢而空，创造了北京乃至全国报业市场的奇迹。专家和读者好评如潮：有人评价它的成功首先是发行的成功；有人给它的发行打了120分；还有人总结其发行特点时，概括出“水银泻地、高举高打、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甚至魔鬼发行”几句话，谭军波由此也一举赢得了“魔鬼发行人”的称号。三年后，“我又面临着痛苦的进与退的抉择：过平静悠闲的好日子，还是风雨兼程，继续流浪？我毅然决然选择后者。因为：结果是短暂的，过程是永恒的，我追求永恒；光荣属于过去，梦想仍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⑻就这样，不愿故步自封的谭军波去了大西南，加盟《重庆商报》。在这里，他拥有了更大的平台，既管发行，还管品牌推广、专版专刊、采编考评，实践了他的整合营销的理念。在这里，作为发行职业经理人，他的创新意识、营销手段和研究成果，也实现了最大化。此之后，他就开始又是“走麦城”，又是“兵败滑铁卢”，越来越英雄气短、风光不再了。

    其实，谭军波的“不乐业”，并非完全是个性所致。他曾从个人的沉痛体验出发，总结出职业传媒人的六种尴尬：一仆二主的尴尬、功高盖主的尴尬、信任危机的尴尬、新旧磨合的尴尬、只许成功的尴尬、命运多舛的尴尬。^⑼他的好友朱德付也曾回忆说：“记得在南方周末时，军波曾和某德高望重的领导爆发过强烈的冲突，发狠话说要再见了周末。后再在南方都市报搞发行，和某些领导也因理念或方法的分歧而杯葛不休。到了北京横空出世搞京华发行，虽说‘魔鬼发行’名噪一时，但郁闷之事也不绝如缕。而后重庆，而今上海，也是如人意处一二，不如人意处八九。但军波本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古训，没有求全责备过任何同事或领导。”^⑽由此可见，谭军波的不断改换门庭，更多的依然在于他无法忍受客观现实的种种挤压。中国文人大都有一种“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集体无意识，只不过谭军波“敢为天下先”而已！

   再说“不守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范以锦先生在《发行中国》序文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情节：“在与军波的首次接触中，其敢作敢为的个性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进报社时，正是南方炎热的8月，热浪扑人，令人难受。那时我们还在老社址的简陋房里办公，别说空调，就是电风扇也难得配备。军波干脆脱光上身伏案写稿，一名部主任对此种‘半裸’不雅行为实在看不过眼，吹胡子瞪眼睛训诫了一番。的确，在堂堂的党报机关办公室有谁敢光着上身上班？就他军波敢！”^⑾如果说这只是愣头小子谭军波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一项明证，还谈不到“不守法”的话，他投身发行后，动不动便放飞一连串振聋发聩的“怪话”，创造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奇招”，就够得上戴这顶大帽子的资格了！

    谭军波的“怪话”在书中比比皆是──

    肩挑《南方都市报》发行重担后，他的大声疾呼“一流人才搞发行”曾引发整个业界的热议，但他形容自己搞发行“像‘慰安妇’，每天接客无数；像‘救火队’，天天有急事儿要处理”的说法，则无疑容易招致人们的诟病。在《京华时报》时，他把邮发网、自办发行网、报商网和终端网分别比作恐龙、雄狮、灵狐和猛虎，还并不为过；到了《重庆商报》，他用美女的五项标准“俏脸、丰胸、细腰、肥臀、长腿”，来评价综合性日报的五大板块“头版、要闻、财经新闻、文体新闻、副刊”的质量，却多少有些离经叛道。至于他对“发行量的后谎言时代”和“都市报的囚徒困境”等报业弊病的冷嘲热讽，以及对京、粤、沪三地媒体经营差异的不留情面的揭示，更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

    谭军波的“奇招”同样不胜枚举──

    筹建《京华时报》流动售报队伍“小蓝帽”之际，整个北京城从业者还不足1000人。为此，他不惮于为同行所忌，果断提高待遇，不拘一格用人，集中吃住，统一管理，不仅吸引了市场现有的流动售报员，而且招募了一批从未卖过报纸的外地打工仔，短短半个月，2000个“小蓝帽”就从天而降，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加盟《重庆商报》后，曾与市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了一次“百名天使义卖商报，爱心捐助贫困学子”的募捐活动，“百名天使”均为2004年由该报主办的“新丝路”重庆模特大赛的参赛选手。这种组织模特在街头义卖报纸的方式，在国内属于首创，既盘活了报纸活动的资源，丰富了报纸营销的手段，也促进了报纸的品牌宣传。

    为了实现发行与采编的互动，《京华时报》创办之初，他所主管的发行中心便积极参与媒体形象经营，比如组织采编中心骨干听取第一线优秀卖报员、发行员的意见和建议，不定期出版《读者意见反馈》，每次改版扩版都要召集摊主、发行员座谈；2002年“五一节”之后，又启动了“京华时报发行奖”，由发行中心出资奖励对发行业绩有直接促进作用的采编人员。到了《重庆商报》期间，他又殚精竭虑，在编采管理方面，制定了《编采考评管理方案》，用“以面带点”式的市场化的考评体系，取代传统的“以点带面”式的“文人考评”，内容主要考察采编人员对重大新闻的敏感及诠释，强调对有价值信息的捕捉与完整，注重视觉冲击力，包括题目制作、图片运用及版式经营，其次才是单篇文章的写作技法和水平，同时注重与同城媒体的对比；在发行管理方面，则针对当时发行管理普遍比较粗放、简单与原始的现状，出台了《物流中心绩效考核办法》、《批零中心绩效考核办法》、《批零中心零售发行考核办法》、《市场部绩效考核办法》，从业务和管理两个方面，对上至主管发行的副总裁、发行公司总经理，下至部门经理、发行站长、队长、班长进行层层测评，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而又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

    综上可见，谭军波这些极具个性特征和创新色彩的“怪话”和“奇招”，大都有悖于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许多规则和潜规则，自然容易激起强烈的反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已经游离于体制外的职业经理人，他却不得不受体制内有形的、无形的制约和束缚，时时、处处、事事都必须戴着镣铐跳舞。正如他在尘埃落定后所感悟的那样，“我国的传媒强调的是‘喉舌’功能，采取的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它既像官场，又似企业，不是纯粹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有些媒体的主要领导的任命更多是考量政治因素，而不是经营业绩。所以，媒体的头儿多是‘政治人物’，而不是职业人。于是，传媒职业人的生存环境就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群体必须是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健康地成长”^⑿。   

……   

    于今的谭军波，不仅叶落归根，而且回归体制内。在东莞日报社就职演讲中，他曾不无幽默而心有不甘地说道：“感觉自己特别像宋江，原先在体制内，后来走江湖，末了又被招安了”。尽管如此，谭军波作为中国传媒界一位不世出的“游侠”，他的这番堂·吉诃德式的独特体验，仍然值得我们高度敬重；他在《发行中国》一书中所彰显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和职业思考，更值得我们悉心品味。

    陈平原先生在论述金庸小说中的侠客时，有过一段精辟的见解：“杨过、令狐冲、段誉之成长，主要不体现在打斗本领，也不坐实为武林地位或世俗虚名，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启悟与精神的超越──对世俗人生，对朝廷王法，乃至对江湖规则的理解与超越。这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傲视千古纵横六合的自由境界，才是大侠精神的精髓，也是侠客‘漫游’真正的哲学意蕴。”^⒀谭军波所追求的、所看重的，不正是这样一种非凡的境界吗？

 

   ［注释］

    ⑴见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第169页。

    ⑵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媒介管理博士朱春阳《一份市场创新力量的扩散地图》一文。

    ⑶见《发行中国》一书第22页。

    ⑷见《传媒》杂志2008年第6期所刊谭军波自述《我的八年流浪──折射报业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态》一文。

    ⑸见《发行中国》一书第20页。

    ⑹见京华时报社总编辑、副社长朱德付为《发行中国》所作序文《江湖风雨十年灯》。

    ⑺见《发行中国》一书第43页。

    ⑻见《发行中国》一书第167页。

    ⑼见《发行中国》一书第216页。

    ⑽见朱德付《江湖风雨十年灯》一文。

    ⑾见范以锦《一本厚重的发行教科书》一文。

    ⑿见《我的八年流浪──折射报业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态》一文。

    ⒀见《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