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南京代市长季建业日前在与各界代表座谈时表示，60%南京市民的年收入是“被”人为拉高的，原因在于部队、科研院所等精英阶层的收入偏高，从而将南京市人均名义收入水平拉高了。为此，需要营造创业气氛，因为一人创业，便可带动十人、甚至百人就业。

　　应当承认，季市长能认识到居民收入“被”增长的事实，实属难能可贵；但坦白说，他对于到底是谁导致了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分析却绝难让人苟同，提出的解决思路更有缘木求鱼之嫌。

　　就经济学一般原理来看，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坏事。历史上除了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或多或少总存在收入区别。试想，如果所有人都拿一样的工资，那就等于就重新回到了“大锅饭”的年月，其结果就是个人失去奋斗的激励，社会失去前进的活力。如果我们承认国防人才、科技人才对于这个时代仍是稀缺的、有贡献的话，那么他们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收入以上，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不应当成为指摘的对象，更不应成为导致居民收入分化的主要责任者——依常识判断，即便南京市的部队、科研院所收入待遇再高，也不可能将60%的市民收入拉高多少。

　　近年来，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了国内一大突出矛盾。客观地说，尽管少数人仍不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但多数公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不满，原因在于：

　　第一，收入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难以看到收敛趋势。正如时下流行语所说：贫穷并不可怕，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穷才最可怕。尽管官方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将在2008-2010年左右达到顶点，其中，反映全国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基尼系数最大值约为0.47，城镇约为0.36，农村约为0.38。但基尼系数从顶峰回归正常值仍需较长时间，人们是否有足够耐心等到那一天呢？从1985年小平同志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已让整整一代人为之白头，共同富裕梦想依然遥遥未知。

　　第二，最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与富裕阶层差距实可谓天壤之别。若最低收入人群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么整个社会对于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也会相对宽容。

　　第三，就各地行业收入排行榜来看，季市长口中拉高了居民收入平均值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应当是金融、航空、电信、电力、石油、烟草、房地产等垄断企业或暴利企业的员工，以及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垄断国企人员。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利益重组、资源重新配置，一些特权阶层获得了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更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

　　最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令人忧心，但更令人忧心的，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收入鸿沟。而这应当归咎于建国以来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等历史因素。研究表明，改革放初期城乡收入差别一度迅速收窄，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却再次经历了长时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过程，直至最近几年，这种扩大势头仍未能得到有效抑制。

　　当然，上述有些问题盘根错节、由来已久，甚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远非一市之长所能独立解决。至于季市长提出的“以创业来弥合收入差距”的构想，笔者以为过于理想化。不错，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居民创业，有可能造就一批新富代表；但创业并非没有风险，众所周知，初次创业失败是一个高概率事件，它有可能让穷人变得更穷，除非南京市政府愿意无偿为所有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否则不应将主要希望寄托于此。

　　但季市长至少可以做到前述第二点，即通过各种收入再分配手段，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现实处境。此外，对于暂时失业的城镇居民，应允许其在不违反当地交通、卫生状况的前提下，占用这个城市的一小块地方摆个摊位养家糊口，这恐怕比轻率地鼓励其盲目砸钱创业更为现实；对于面临拆迁的困难户、对于被征地和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民，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不是站在强势企业和开发商一边。以上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并且也是其份内之事。

　　切切实实维护群众利益，以民生为念，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权钱交易，不尸位素餐，比什么都来得强。其实，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