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在网上看到一篇说是来源于《重庆晚报》的文章，题为《好友结婚难赴宴，居然发银行账号讨红包》，文中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刘亮和郝海洋，今年都是27岁，他们曾经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刘亮回了老家重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职员；郝海洋则去深圳发展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做助理律师。前两天，郝海洋给他这毕业后就没见过面的老哥们发了个短信，说这月30号他要结婚了，问刘亮能不能参加婚礼；刘亮想着那不菲的喜钱和路费，婉言谢绝了。没想到这位郝律师挺执着的，迅速回了一条短信，给了一串自己建行卡的卡号。这下刘亮犯难了：他不知道该选择钱还是该选择脸。
    有人看了这个故事后，会觉得很正常，想到周围有不少人或是自己，都有过类似的做法，认为讨要喜钱，就是要围追堵截地、跟踪追击的、锲而不舍的或是死皮赖脸的。而我向来对这种“己所不欲、偏施予人”的做法特别反感。
    有人可能会问我：如果你是刘亮，你会怎么办呢？我想说说我碰到过的喜事中，我是怎么平衡这钱和脸的关系的。
    多年以前，我到老家舟山定海去参加我堂妹的婚礼，其中有个环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来宾都要把红包放在喜盘上，然后，婚礼主持人逐个地打开红包，高声唱钱数；每唱到一户人家，这家的夫妻就一起坐在三人沙发上，接受新娘的献茶。新郎新娘双方的亲戚中，有很多都来自于舟山乡下，有的人家里生活还很拮据；我能明显地感到他们喝茶时的话里有话，比如：这茶真不容易喝呀!我们就在这儿多坐一会吧。我堂妹是大学生，当然懂得察言观色和听话听音了，听着这些话外音，我堂妹的脸胀得通红的。
    到上海以后，我只去参加过舅舅女儿的婚礼。表妹嫁了个日本郎，结婚那天把酒席摆在了上海赫赫有名的国际饭店，我的亲戚们每家都送1000元喜钱。我事先没有给任何人说，我去喝喜酒的时候，带了三样喜礼：一套我在陶都宜兴旅游时买的地地道道的宜兴紫砂茶壶；一件斜襟式的紫红色缎面绣黄龙的睡衣；一对憨态可掬的无锡大阿福。后来，我听舅妈说：亲戚朋友们送的礼物，新郎新娘回日本时只挑了很少的几件，可我送给他们的三样东西，他们都带走了；新郎怕在路上那可爱的大阿福被碰坏了，还专门把他的一件汗衫剪成了前后两片，把阿福包好后放在了行礼箱里。
    我工作过的三所大学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同事结婚，结婚者给大家每人发两包喜糖，大家拿了喜糖之后，说几句祝福和吉利的话也就得了，并不去吃喜酒。其实，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谁也不难为谁、谁也不欠谁的。
    我走出大学，在一家企业工作的时候，一个女同事结婚，让大家去喝喜酒，我借故推掉了。我看到我们那家民营企业，年轻的同事进进出出很频繁，很难说和哪个同事有多深的交往，所以，我也就不刻意去栽培这友谊之树了。
    中国人特别爱面子，我觉得这爱面子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面子，一个是别人的面子。你先有了喜事请人家来，人家给你出了份子，你之后还情是不能一还一的，要加着还给人家，如果先前收得多了，之后的人情债就会很重；如果是你先给了别人份子，将来你有了喜事要对方参加，不是明着问人家多要喜钱吗？所以，不管是先给还是后给，都将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结果！
     其实，我们不管是观察周围的熟人，或是看网络故事，或是看像《蜗居》这样生活化的电视连续剧，我们都很容易感到郭海萍们和刘亮们惊恐万状地逃喜心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喜事会因为生拉硬扯地拽上别人而被别人当成愁事、烦事、苦事和难事，为什么我们还要穷追猛打地不识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