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抱怎样的希望？
汉文帝时候有个明确的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众闹事。演绎到现在，虽然没有荒唐的禁止多人出去一起吃饭喝酒等规定，但暗里还是不允许多人一起讨论，也就是开讨论会。不管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运营互联网的赵牧告诉我们，他们会经常接到一些指令说，某某事件不能设置话题，不能讨论，不能网民扎堆，不能跟贴（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某些新闻后面蹦出“关闭评论”的字眼）……
网易评论组织一次博友讨论会，被叫停。南都评论组织活动，同样被叫停。或者说这是媒体的边缘活动，被取消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纯粹的联络友谊活动，被取消就难以让人理解，谨慎之余扼杀了私人活动，也足以说明“维稳”的成本非常高（每动用一名警员，每动用一辆车……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都是成本）。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五位学者一纸《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涉嫌违宪，建议修改的建议书将拆迁的事情提高了制度修改的层面上。国务院法制办将这五位学者请去参加修改《拆迁条例》的研讨会。事情进展到此，应该是可以看到些曙光。但资深媒体人何雪峰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拆迁条例》的废除首先要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问题，这些技术性的基础没有解决，法制的改革很难到位。他最近也早筹划着举办一次研讨会，参与讨论的不仅仅限于像北大五学者这样的群体，还面向地方政府人员。他还认为，目前拆迁问题主要出现在补偿问题，其实补偿问题和程序中立也是产权保护的，但现在的拆迁条例一些具体的条款没有保护到产权，如议价权在政府，司法介入不妨碍拆迁等。
和几位网站的负责人吃饭的时候，就此问题，搜狐博客总编辑赵牧的想法比较激进。他认为，废除拆迁条例还不够，还得修改宪法；目前的宪法条款规定了城镇土地归属国有，国家可以在任意时候以任意价格要回；土地是国家的，上面的房子是你的，这就是很形象的一句话“浮在空中的财产”。赵牧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说，别看目前中关村这些IT大楼各个宏伟壮观，其实没什么，国家要的时候，这些楼什么都不是。90年代中期时，北京王府井旧城改造工程中的东方广场涉及到该区的一间麦当劳拆迁。由于这间麦当劳是全球效益最好的。全球最大的，麦当劳不肯搬，还打官司，造成国际影响。最后怎样？还不是得搬，能在搬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土地私有，会不会只是一场梦
现在尖锐的拆迁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土地问题，实质就是国有或者叫官有、地方政府所有土地权导致的。
纵观全世界近两百个多家中，真正还是国家所有土地权的国家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私人所有，也就是每个国民所有。大陆现在的发展模式其实学的就是香港模式，不挑一个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学习，偏偏挑选了一个曾经是殖民地的来学习。正是由于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殖民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进行卖地圈钱。香港地少卖地但低税收。
中国按国土面积算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按人口算是第一大国家。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简单的计算，即使每个国民占有100平方米的土地，那13亿人所占有的土地也不过是我们总体国土面积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陆地多也卖点但高税收。
其实韩寒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过土地问题。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当年是非常英明的，制定了稳健且长期有效的土地公有制。政府吃喝玩乐的成本很大，靠税收和垄断是不够花的，那只能靠卖土地。但是土地一次性又卖光了，到时还是会没钱花，那只能用70年做一个轮回，方便那些孙子们再卖一次。
土地私有，我们看到了几份中央一号文件透露出来的一点利好信息，只是完全实现，恐怕还尚需时日。
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
这是一个追寻真相的年代。
这里存在着两个群体，一个就是制造所谓的“真相”给大众，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在做。
一个就是部分人在努力揭露真相，这些人是twitter上的活跃人群，两南报纸的少部分人。制造的真相危险在于，这是制造的真相，而不是事实，但它面向了最广大的群体。揭露真相，缺点在于有着切实的危险和面向群体小，但有益于智识的提高和民众的觉醒。
问题是，也是我们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要抗拒将真相披露给百姓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考究的问题。
究其原因估计涉及到两个，一个是“心中有鬼”。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马上将出真相，而是千方百计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或者宁可撒谎，也就是制造真相。这是因为他们以为（或者事实上）真相会危害自己，却从未想到，接受真相更能提高自己。良药苦口，虽然是苦口，但毕竟是良药，总比病入膏肓死翘翘好过吧。
二是，他们没有那么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事件的发生。如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为代表的各地拆迁事件、番禺垃圾焚烧厂和厦门PX化工厂为代表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石首和瓮安的暴力对抗地方政府事件、新疆西藏为代表的民族事件等等，所谓的主流媒体不肯或不能报到这些事件，官方对这些事件闭口不谈等行为都指向一个，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执政能力还有待提高。
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面对真相。过去的可以不追究，可以和解，但现在开始，信息务必公开，老百姓心里有底了，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是欲盖弥彰了。
英国《自由大宪章》的启示
陈志武有一篇文章《从2049年看中国》是站在2049年这个虚拟的时间点上看中国过去100年来是怎么发展的。他在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这个章节中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本来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利制衡机制改革。他认为这个时间段中国的发展史倒退的，也就是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他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初的水平。即，中国的改革，可能要到2019年才能开始，再经过39年的改革，到2049年，中国就跟国际社会接轨了。
站在2010年，回顾2009年，发觉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体制内的力量在参与改革的话，那不堪设想。现在看文革，总的说来是因为那时候个政治斗争根本没有个规则，大家都是在搞台底下的阴谋诡计，因此有了国家主席被批斗致死。相互斗争，两败俱伤。而现在，政治斗争显然已经走向略微明朗化，“刑不上常委”已经成为斗争的明规则。积极点看，这个规则还是由意义，使得政治斗争不至于那么血腥。
其实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经常用清末的形势来警醒当政者要改革。其实，现在的形势与清末时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赵牧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慈禧还会去想江山万世，而目前的当政者却不会去想；清朝宫内已经在搞君主立宪的事情。
细节地看目前的治理，也许有人从新疆事件看出点，拔电话线和网线是非常有效的。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因为切断了这层的信息沟通，真正处理实际事务的地方官员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治理失败。
我们倒是要关注一个史实。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贵族与王室之间斗争形成规则，一直到规则稳定，一共花了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长远地看中国的发展历程。
也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500家族出现并不是一件坏事，倒是可以从其中看到希望，这就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形成规则的希望。
赵牧说基于他目前所获取的信息，曾经寄予希望的社区民主模式他都觉得很悲观。而刚去参访完哥本哈根会谈的腾讯杨子云接过话道，“我倒不这么觉得。”她认为，如果你没实际参与操作过程，也许会觉得悲观，但实际参与进去公民组织和团队，会发现他们形成一种集合，即是有很多时候受到打压，依然有希望。比如她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就发现了中国的环保组织能够形成联合的力量，很好地表达自己并在国际平台上获取一定的资源支持。再如参会的250名中国企业家团队，也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自己的企业承诺环保。从这些她都看到了集合和力量。
民间，正在运用力量推动着这个国家的发展，使政府更加高枕无忧。那么，政府何不如给予一些空间和支持呢？
历史，何时断狼奶？
当年国民党溃退大陆逃离台湾，按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来说，是国民党完全战胜不了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其实客观地看，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国民党将大部分黄金搬到台湾这个事情就表明，他已经无意打这场战事了。随后的剧烈的通货膨胀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发行的货币背后没有了黄金的支撑。1946年蒋介石去台湾考察了一阵，发现这块没有经过“赤化”，也没有经过“五四”运动的地方能够作为最好的反攻基地。
日本人从东北败退下来之后，苏联接管了东北，除了军火之外，其他任何战略物资均被苏联搜刮回去。纵然如此，经过60年发展的东北，目前的铁路密度还是全国遥遥领先的。当时，苏联军队守着仓库的门口，只许共产党接收，不许国民党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延安部队跑步进入东北，接管了所有的军事设施。林彪带领着10万人进去，出来就是精锐的100万军队。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严重，但也很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就是这90万其他军人是如何来的，收编的还是青年人自发参军的？
或许叫满清借尸还魂比较合适。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建立了伪满国，同时也训练了庞大的伪军。日军战败后，这些伪军到了什么地方？收编到林彪的部队了，通称为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伪军解放了全中国。
几年后，在朝鲜战场，他们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这一次，可是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