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美元汇率等同于一般货币的汇率问题来讨论，而没有考虑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是常态”，美元汇率变动无法改变这一基础。

    美国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包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大幅逆差），是由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也是美国经济结构在美元强势地位下“去制造业化”所导致的。因为，只有美国保持对外贸易逆差，才能满足各国对美出口产品以换取储备美元的需求；也只有美国在实体经济中保持对外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国大幅推销其“金融创新产品”的出口。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其他各国的贸易逆差，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倾销政策”、“补贴政策”形成的，而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同样，克鲁格曼等关于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人民币不升值造成的看法也不成立，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元在全球经贸中的本位地位决定的，美元汇率的变动也无法改变这一基础。正因为此，以反倾销、反补贴、反汇率操控等名义来实施贸易保护，都不可能起到有效作用。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汇率变化的经济影响确实主要在于对外贸易方面，而对于握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国而言，汇率变化则只是其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对美国而言，汇率的变化，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实现其对外贸易平衡，而是服务其国内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必须强化认识的。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失业增加的状况下，美国将采取降低美元汇率的调控手段，目的并不在于提高美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抑制他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至少这不是美元贬值的主要目的，以“广场协定”导致的美元对日元的大幅贬值为例，虽然日元汇率升值50%以上，但并没有缓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显然，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决定的，而不是汇率水平决定的），而是试图促进他国资本更多地流入美国，以此增加美国国内投资以及相应的就业岗位。其机制是，美元汇率降低，必然导致他国货币的升值，资本在他国的运营成本就会增加、利润空间就会压缩，资本就有流出的动机，而流入方向就是运营成本相对减少、利润空间相对扩大的美国。

    另一方面，美国各层面的债务（国债等）是常态，需要源源不断地借债，要想更多地借债，就必须提供债券利率（这一利率水平与银行利率水平是相通的），必然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成本的提高，而不利于整体的经济运行（会减少美国居民的消费与投资）。而如果不提高利率水平，而是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同样能够达到增加借债能力的目的，而不影响国内资本运行成本。其机制是，对他国资本而言，虽然美元债券收益率并没有提高，但美元贬值可以用等额的本币购买到更多的美元债券，与债券收益率提高有同等的效应。

    在宏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状况下，美国将采取提高美元汇率的调控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增加他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而是在美国国内资本充裕的情况下，促使他国资本流出。其机制是，美元汇率提高，必然导致他国货币的贬值，资本在他国的运营成本就会降低、利润空间就会扩大，资本就会从运营成本相对增加、利润空间相对压缩的美国流出。这样，就不必通过大幅提高利率（增加本国民众消费投资成本）的方式来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的。

    此外，汇率是美国调控资源品定价而获利的重要工具。全球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或商品，如石油、粮食等，其价格基本上都是以美元定价进行交易的。美元汇率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这些重要资源和商品的价格，也会影响到这些重要资源和商品的全球供需关系。当美元汇率升值时，石油等商品的美元定价将下跌，此时美国可以用大量美元（对美国来说，美元供应是无成本的）来购买并囤积资源品或期货。达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再采取汇率下降的策略，石油等商品的美元定价将持续上升，在此涨价过程中美国可以卖出其囤积资源品或期货，而获取巨额的收益。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汇率的不断贬值——升值——贬值……，来控制全球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也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