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出版后，引起很多议论。在这些议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对于这本书本身的关注，而将目光集中到摩罗先生本人身上。在《中国站起来》的首发式上，刘震云先生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刘震云先生大致的意思是说，摩罗先生从十几年前一个关注底层社会个人命运的知识分子，在十几年后，变成关注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转变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刘震云先生有一点与很多人不同，他相信摩罗先生的转变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震云先生说，他还需要认真理解摩罗先生这一转变根本原因和逻辑关系。
与刘震云先生比较冷静的观点不同，一些习惯于摩罗先生过去形象的人，对于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呈现的巨大转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反应。例如，徐晋如先生在自己的博客里，以一篇非常简短的文章宣布与摩罗绝交，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另一个笔名为“崇拜摩罗”的人，显然对摩罗先生的这一转变有痛心疾首的感觉，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对于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表达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大加批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崇拜摩罗”写到：“让我们活的像个人样，比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文化自觉，要真实的多。”他的这个观点，在对摩罗的批评声中，也同样具有代表性。
我认为，这样的对话是人们出自不同的关注点形成的不同结论。如果我们关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尤其是底层的个人，我们当然会看到个人权利被伤害的各种情况。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关注受伤害的个人，它的对立面就是国家。因此，如果要保护个人，改变个人的命运，就必须反对国家、限制国家、批判国家，甚至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这确实是摩罗先生过去的形象，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的摩罗。这种关注个人命运一整套理论，还有一个现实的参照，那就是西方国家。个人命运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是这种关怀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最终的理想就是，中国人也能像西方一样，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个人样”，每个人都变成不分肤色、语言、种族的世界公民。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理想，也完全理解产生这种观念的现实基础。事实上，我在介绍黄纪苏、韩德强先生的新作时，已经表达过这种关注。在与摩罗先生的沟通中，这样的视角同样是我们关注的。然而，我必须说，一个中国社会的个人，要成为世界公民，中间隔着一个国家。也许，对于少数人来说，他们可以方便地跳过这个国家，以获得绿卡、寻求避难等方式，快捷地成为世界公民。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国家是跳不过去的。这还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西方政府也不愿意。邓小平当年对美国政客说：把最穷的几千万中国人送到美国，让他们在美国过好日子如何？美国再也不接话茬。再极端一点说，我甚至希望中国与美国合并，中美变成一个国家，从此中国人都能直接变成世界公民，享受美国人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美国肯定不答应。换句话说，中国人要成为世界公民，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国家。
那么，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个跳不过去的国家？确实有人在这个国家内部，遭受了不公正。它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过去遭受的不公正，二是现在的不公正。事实上，很多过去遭受过不公正的个人，现在都过得挺好，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反对国家的强硬姿态，也许是怕现在的好日子，将来可能会失去。对此我想说，美国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多了，那些奴隶的遭遇，比今天某些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要不人道得多，但这毫不影响美国人永远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充分扩大化，那些个人的境遇才能改变，并不再回到过去。否则，如果没有国家利益的最大争取和保障，被解放的黑人奴隶，充其量也就像废除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黑人一样，在普遍意义上，也成不了世界公民。
个人命运在中国这个国家的不幸，有一部分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因素造成的，这无可否认。但是，当今中国很多个人命运的不幸，还有一部分是当今世界体系造成的，这同样不可否认。郎咸平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一个工人，消耗了中国的资源，为美国生产一个玩具，只能挣几分钱，永远停留在廉价劳动力的水平上。而这个玩具到了美国人手里，就能挣几块钱，这样的国际不平等，也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很多普通人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不公正，如果还是把反抗的目标局限在自己的国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很容易使国际上的不公正体系变得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这一类的不公正，只有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只有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中，个人的命运也许可以更多地归结到国家的头上。然而，在今天已经较为充分的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个人遭受不公正命运的源头，绝对不是本国政府这一个对象。换句话说，在当今世界体系下，个人命运的解放，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离开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军队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能顺利地变成世界公民，那么，这个世界上便不再需要军队。然而，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个人命运较好的那些参照对象，他们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拥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中国需要军队吗？中国的军队需要强大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必要再争论。这也就是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我们必然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因。有人把当今世界称为“地球村”，似乎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是一样的村民，这无论如何都属于一厢情愿。比方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村子的水源掌握在一户人家手中，这户人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地分配水源。我们这户人家也许只有个别人可以到那户人家做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是，我们这户人家不可能完全被那户人家接纳。因此，我们这户人家尽管内部有矛盾，但是，统一对外争取共同权益，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内部矛盾需要解决，内部团结同样重要。不管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还是其他，不管人们是冠以褒义还是贬义的称呼，国家利益是个人命运的保障，这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因此，反对民族主义或“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无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过去个人遭受国家不公正的延续，二是维护当今世界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而我和摩罗先生都认为，国家对于个人的伤害要反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利益同样要维护。这是当今中国的复杂之处，正是在这样的复杂中，有些人是糊涂，有些人是故意，从而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
因此，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此，我要再一次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处在从个人到世界公民路途之间无法绕开的国家也一样。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归根结底，个人都是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维护个人，不能简单化。如何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同样也不能简单化。套一句辩证法的观点，个人与国家处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放在全球性的大视野中，也许更容易使人们看清这种关系。指望靠其他国家的力量来改变本国个人的命运，要么是少数人的幻想，要么就是天真，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早已经批判过这样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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