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国家与世界公民


    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出版后,引起很多议论。在这些议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对于这本书本身的关注,而将目光集中到摩罗先生本人身上。在《中国站起来》的首发式上,刘震云先生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刘震云先生大致的意思是说,摩罗先生从十几年前一个关注底层社会个人命运的知识分子,在十几年后,变成关注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转变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刘震云先生有一点与很多人不同,他相信摩罗先生的转变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震云先生说,他还需要认真理解摩罗先生这一转变根本原因和逻辑关系。
    与刘震云先生比较冷静的观点不同,一些习惯于摩罗先生过去形象的人,对于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呈现的巨大转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反应。例如,徐晋如先生在自己的博客里,以一篇非常简短的文章宣布与摩罗绝交,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另一个笔名为“崇拜摩罗”的人,显然对摩罗先生的这一转变有痛心疾首的感觉,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对于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表达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大加批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崇拜摩罗”写到:“让我们活的像个人样,比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文化自觉,要真实的多。”他的这个观点,在对摩罗的批评声中,也同样具有代表性。
    我认为,这样的对话是人们出自不同的关注点形成的不同结论。如果我们关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尤其是底层的个人,我们当然会看到个人权利被伤害的各种情况。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关注受伤害的个人,它的对立面就是国家。因此,如果要保护个人,改变个人的命运,就必须反对国家、限制国家、批判国家,甚至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这确实是摩罗先生过去的形象,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的摩罗。这种关注个人命运一整套理论,还有一个现实的参照,那就是西方国家。个人命运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是这种关怀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最终的理想就是,中国人也能像西方一样,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个人样”,每个人都变成不分肤色、语言、种族的世界公民。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理想,也完全理解产生这种观念的现实基础。事实上,我在介绍黄纪苏韩德强先生的新作时,已经表达过这种关注。在与摩罗先生的沟通中,这样的视角同样是我们关注的。然而,我必须说,一个中国社会的个人,要成为世界公民,中间隔着一个国家。也许,对于少数人来说,他们可以方便地跳过这个国家,以获得绿卡、寻求避难等方式,快捷地成为世界公民。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国家是跳不过去的。这还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西方政府也不愿意。邓小平当年对美国政客说:把最穷的几千万中国人送到美国,让他们在美国过好日子如何?美国再也不接话茬。再极端一点说,我甚至希望中国与美国合并,中美变成一个国家,从此中国人都能直接变成世界公民,享受美国人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美国肯定不答应。换句话说,中国人要成为世界公民,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国家。
    那么,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个跳不过去的国家?确实有人在这个国家内部,遭受了不公正。它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过去遭受的不公正,二是现在的不公正。事实上,很多过去遭受过不公正的个人,现在都过得挺好,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反对国家的强硬姿态,也许是怕现在的好日子,将来可能会失去。对此我想说,美国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多了,那些奴隶的遭遇,比今天某些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要不人道得多,但这毫不影响美国人永远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充分扩大化,那些个人的境遇才能改变,并不再回到过去。否则,如果没有国家利益的最大争取和保障,被解放的黑人奴隶,充其量也就像废除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黑人一样,在普遍意义上,也成不了世界公民。
    个人命运在中国这个国家的不幸,有一部分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因素造成的,这无可否认。但是,当今中国很多个人命运的不幸,还有一部分是当今世界体系造成的,这同样不可否认。郎咸平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一个工人,消耗了中国的资源,为美国生产一个玩具,只能挣几分钱,永远停留在廉价劳动力的水平上。而这个玩具到了美国人手里,就能挣几块钱,这样的国际不平等,也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很多普通人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不公正,如果还是把反抗的目标局限在自己的国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很容易使国际上的不公正体系变得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这一类的不公正,只有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只有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中,个人的命运也许可以更多地归结到国家的头上。然而,在今天已经较为充分的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个人遭受不公正命运的源头,绝对不是本国政府这一个对象。换句话说,在当今世界体系下,个人命运的解放,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离开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军队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能顺利地变成世界公民,那么,这个世界上便不再需要军队。然而,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个人命运较好的那些参照对象,他们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拥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中国需要军队吗?中国的军队需要强大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必要再争论。这也就是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我们必然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因。有人把当今世界称为“地球村”,似乎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是一样的村民,这无论如何都属于一厢情愿。比方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村子的水源掌握在一户人家手中,这户人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地分配水源。我们这户人家也许只有个别人可以到那户人家做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是,我们这户人家不可能完全被那户人家接纳。因此,我们这户人家尽管内部有矛盾,但是,统一对外争取共同权益,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内部矛盾需要解决,内部团结同样重要。不管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还是其他,不管人们是冠以褒义还是贬义的称呼,国家利益是个人命运的保障,这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因此,反对民族主义或“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无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过去个人遭受国家不公正的延续,二是维护当今世界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而我和摩罗先生都认为,国家对于个人的伤害要反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利益同样要维护。这是当今中国的复杂之处,正是在这样的复杂中,有些人是糊涂,有些人是故意,从而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
    因此,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此,我要再一次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处在从个人到世界公民路途之间无法绕开的国家也一样。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归根结底,个人都是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维护个人,不能简单化。如何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同样也不能简单化。套一句辩证法的观点,个人与国家处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放在全球性的大视野中,也许更容易使人们看清这种关系。指望靠其他国家的力量来改变本国个人的命运,要么是少数人的幻想,要么就是天真,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早已经批判过这样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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