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教授曾说过：“人类社会及其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因为人类的激进态度而变得健康起来。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这样的政治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黄金中庸’。”

也诚如汪教授所认为的：“中庸，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也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我们理性的局限性。当然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哈耶克所给予的定义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苏格拉底说的好：承认自己的无知（ignorance），事实上已经开启了智慧之门。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趋向一种谦卑开放的态度，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人性中盲目自信的劣根，将会因为我们自己所认识到的不足而将其克服下去，事实上这样来，我们人类不仅不会丧失理性，反而只会更为理智。认识到不足事实上更有助于我们应对问题。

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任何政治纲领所表达的过分自信（可称为“理性的狂妄”）。在各种政治纲领当中，我们最应警惕的是那些不仅过分自信而且以实施纲领的名义要求我们放弃已有的自由（包括“市场”、“社会”、“民主”）以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的主张。详见汪丁丁教授发表于其博客的《市场，社会，民主》一文。

世界复杂，社会问题复杂，社会危机问题复杂，在这个莫大的世界里，每个渺小的个体因为所处的环境、角度和天赋的差异，所拥有的知识又是那么的千差万别。不依赖于应用任何人所给予我们的知识，而是鼓励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更好的知识就会产生。因为各种各样的经历导致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是知识发展的源泉，而不同的经历反过来又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采取不同行为的结果。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一样，竞争是最有效的发现途径，它将导致为了人类的目标而发现更好的道路，只有当数不清的办事方法能够被尝试时，世上才会存在种种不同的个人经历、知识和技能，这种对最成功者的不停选择将会导致稳定的进步。当行动成为个人知识的主要来源后（这种个人知识是知识进步的社会过程的基础），行动自由的事实就和思想自由的事实一样强有力了，而且在以劳动力和市场分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新的行动类型是在经济领域内产生的。

那么我们就能够更为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故而我们只应相信“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根据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在危机面前我们无法预知，我们被动的反应是否能够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言论自由是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的重要前提。对言论自由的否定，其结果是必将导致如汪丁丁教授所描述之：犹如社会拒绝知道关于致命打击的消息一样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生命。世界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未来总是充满了偶发因素，因此我们应当格外鼓励带给我们“致命消息”的行为，并且格外警惕“报喜不报忧”的行为。事实证明，某种情绪因为地域和观念的缘故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该地域或者观念外的观察者显然受该情绪的影响要小，甚至对情绪引发的看法往往抱一种抵消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维护社会甚至经济的长期稳定的要素。因而危机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迫切需要一个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否则，重大社会问题的求解，便希望渺茫。

老实说，我不是时寒冰君，我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相信我们认识到了今天的问题就能够让未来避免危机。正如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所要论述到的，世界本身是不可能被认识的、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克服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备的、而世界上的每一天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本文摘自韩和元新著《告别恐慌》一书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