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九四九(苏峰、王静、编著，张素我、孙孚凌、张廉云、韩子华、王大明、王蒙六人口述和著述)》序    中国文史出版社

　　　　　　　　　　　　　　　　　　　　　舒　乙

我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政协文史资料是最好看的书。

这不，又来了一本。

“好看”这个词，我估计，很难翻译，宛如，“好吃”，“好听”，只能会意，不能愣译直翻。

政协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皆属于“好看”一类的，这本《难忘一九四九》就是新的一例。

我在政协里，北京市的和全国的，活动过多年，而且，多半是在文史资料委员会里，还编过文史资料方面的刊物和书籍，对这方面的业务比较熟，我知道文史资料的可贵和可爱，也知道它的精深和博大。我以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不论是对当代人，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是有大功德的。

具体说到《难忘一九四九》这本书，头一个看点，是找到了一个好的立意，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会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

对这本书的作者们来说，是“难忘一九四九”，但对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却是“翻天覆地一九四九”，而且还回答了，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会有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一点，对后来者，对外国人，都非常重要。

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概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翻天覆地，在外国，人们为之目瞪口呆，为之惊讶万分，为之百思不解，其震动之大，余波之长，无可比拟，最终汇集成一个巨大问号和惊叹号，走入历史，久久不能释然和平静。

别说，这本书倒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

而且，全书缓缓道来，煞是好看，入情入理，在不经意之中，化解疑团，令人心悦诚服。

这么说来，这本书会很有价值，因有价值而有功德，而且功劳不小。要害就在于它回答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世界大事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偏偏会发生在中国。

政协文史资料，根据周总理五十多年前的指示，是以“三亲原则”为征集方针的，即要符合“亲眼见、亲耳听、亲身经历”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文史资料并非“野史”，而是实史，记述以个人的见闻和经历为依据的事实，可以用来补充正史，从而佐证历史、丰富历史。

《难忘一九四九》恰好是六位先生自己的“三亲”经历，焦点是各自如何走过一九四九年这个坎的。

妙就妙在这是六个人的不同经历，他们走了六条路，咦，最后恰好走到一个交点上，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旧中国社会制度不好，必得灭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救中国。

这个时候，“三亲”就显出了威力。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故事，没有丝毫的杜撰和虚构，全是实事，既不是听说的，更不是编造的。

这样的“三亲”资料，天然有着巨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胜过许多说教，能在动之以情中感化人，让你自己去下结论。

于是，说服力就出来了。

这本《难忘一九四九》选中的六位讲述人非常有特点：面广，背景差异大，有份量，既特别，又有典型性。

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个“好看”之处。请看：

张素我—— 张治中先生之女，外语教员；

孙孚凌——民族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亷云——张自忠将军之女，小学校长；

韩子华——韩复渠之子，抗美援朝的功臣；

王大明——北平地下共产党骨干，职业革命家；

王　蒙——年纪最小的学生共产党员，文化部长。

光这个名单就五彩缤纷，真是各个有特点。

有左，有中，有右，不是清水一潭，这就是看点。

嘿，恰恰是有这么极不相同背景的人最终能走到一起，都心甘情愿地拥护和参加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革命，这个殊涂同归很了不起。

恰恰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国一九四九年的天翻地覆并不偶然，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必然，是铁定，是大势所趋，是历史规律。

反过来说，这六个对象选得好，选得精，选得巧，选得高。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水到渠成，结论清清爽爽，效果必然极佳。

因此，我佩服这本书的组织者，好点子必然有好果子。

恰巧，这六位讲述者，竟有五位都是我的熟人，好朋友。知道他们各个都有好故事。

为他们写序，是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