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还没上市，盗版已经满天飞了。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市场环境中，一切创造和创新的欲望都会严重受挫。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的确立涉及的不仅是观念，还包括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法制经济的真实态度，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有对技术的理解。

     90年代中期，广东地区为了打击地下VCD光盘生产线，重奖线人三十万，却没什么结果。现在呢？现在不用重奖，地下光盘生产线几乎萎缩到可以忽略不计了，现在还有多少人看光碟呢？因为影视作品的盗版方式已经变了，这种变化是新的复制和传播技术导致的。

     就像“顺手牵羊”说的，大多数偷盗行为，都会自动地采取“最顺手”的方式，而“最顺手”的办法一定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所以，如果对技术缺乏理解，如果对技术的这种“两面性”，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的负面效果缺乏预见和审慎和应对措施，那么狂欢的盗窃场景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转移。

      有“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声誉的本雅明1940年自杀，他在自杀前那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他说，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没有什么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

     本雅明没赶上“数码”时代，他文章标题只能是“机械复制”而不是“电子复制”。他活着的年代能见到的为牟利印制的盗版书，都是机械复制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复制”的技术（如CD、DVD的记录技术、视频下载上传的技术）。如果他仍然在世，面对电子时代的复制规模速度与近乎0的复制成本，不知会写下什么样的续篇。

      2009年 9·15，搜狐网等几家发起的“反盗版联盟”行动（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启动仪式），引起盗版者的反弹，其实这都在意料之中。因为盗窃是如此方便，成本是如此之低，暴利是如此惊人。

     不过，有关盗版，除了法制建设，人的“喜欢方便”喜欢“免费的午餐”的天性，在技术之间的依赖依赖——包括“复制技术”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了盗版者，也包括了享受盗版的人。

     我曾问过几个近年毕业的大学生，你们的毕业论文有多少是抄的，又有多少人是抄的？

     答案大同小异，很少有不抄的，通篇几乎没多少不是抄来的，全篇照抄的也绝不稀罕。

      那么大学生从何处寻找抄袭呢？多数答案就是在网上找——因为“方便”，找起来方便，复制起来也方便。虽然被发现的概率也增加了，但没有谁在乎。

     上世纪80年代，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的大学生做论文是要自己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并做读书笔记或卡片的，那时虽然也有抄袭，但那种“手工作坊式”的规模有限，图书馆里某本书中关键的几页被撕掉，是那时被用来举证学生败德的抄袭或偷懒（省却做卡片的力气）行为的典型细节。

     不过，现在抄袭剽窃的情况已经远非当年可比，抄袭在大学生中如此普遍，一方面证明了应试教育的惨败，抄袭是应付考试、应付论文答辩，是对不鼓励创造性思维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抄袭如此普遍，表明在“机械复制的文明”进入“电子复制的文明”时代，方便的技术使得抄袭便得更容易，从而使“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实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人的本性多半期待不劳而获，当制度的惩罚微不足道，那么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所谓的院士，无论是纸质印刷品还是声像电子出版物，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盗贼的欢呼或窃喜，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身处庖鱼之肆的公众面对这一普遍现实，在内心深处认同“存在就是合理”后，那么力挺小说剽窃犯郭敬明，中国作协则“开门揖盗”——把郭纳为会员也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如今年轰动一时的“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论文剽窃案曝光，对这一剽窃行为抱以理解的不也大有人在吗？。。。。。

     在这个盗贼遍地下夕烟的市场环境中，想搞什么创意产业？还想输出什么文化软实力,这都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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