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蕤姐共事是将近20年以前的事了。

　　大概是刚开放不久的缘故吧，"文革"遗留下来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的传统依然保留，因此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时间里竟有三个半天的政治学习时间。

　　机关紧临大海，混杂着腥潮气息的海风虽然时不时地吹进来，却仍然刮不走一屋子的闷热。好在办公楼是上世纪初盖的老房子，房间出奇地大而宽敞，天花板上又有两个硕大的吊扇，呼呼啦啦地转着，多少给人带来一些舒适。

　　学习的时间到了，屋外两棵高大的雪松上栖息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嘶鸣，屋里是宣读文件者的喋喋不休。读完文件、报纸，照例是走过场似的讨论，终于，转入了大家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听蕤姐讲故事。

　　蕤姐1.65米左右的个子，微微有些发福，头上盘一个发髻，不算怎么俊的圆脸上架着一副深褐色框的眼镜，走起路来脚总是抬不起来，老也没有利索的时候，论年龄那时还不到30岁，看上去倒像是中年妇人，完全没有时下时髦少妇的丰腴和妩媚。她读业大前做过几年教师，因此很会讲故事和编故事，她讲的故事有一种魔力。那时流行的大型文学期刊，像《十月》、《春风》、《报告文学》等，大量刊载被称做"伤痕文学"的中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每个学习日的讨论时间，她都能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上一篇，边讲边添油加醋地演绎一段，看似平常的段子，经她一讲，便精彩纷呈。加上她的渊博、爽朗和感染力，因此学习时间成为出勤率极高的时段。哪天要是赶上她外出，那当天的学习讨论大家便会觉得索然无味。

　　那时机关里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都没有住房，几位特困户就被允许住在了办公室里。机关的五六间办公室一到周末，自然成为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蕤姐的丈夫在外地当兵，每次回来，原先的"住户"便会知趣地让给他们共度良宵。后来她丈夫转业回来了，在一个单位当领导。有一次蕤姐在家里接待外地的朋友，约我们一起去作陪，这才有机会见识了这位"姐夫"，那似乎是一个很宽厚、淳朴，没有脾气的好男人，可惜，他与蕤姐没有缘分，他们最终没能白头偕老。

　　过了大约八九年以后，与我对桌而坐的蕤姐突然提出要跟我学英语，这使我非常诧异：这时机关里来了一些大学生，午休的时间成为他们的英语会话时间，蕤姐该不会是赶时髦，凑热闹吧，因为她论年纪，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主要问题是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读不准。所以我嘴上答应了，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我错了。不久，她奉调去京城帮助工作一年。这一年对她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在京工作之余，她到一所高校旁听英文，在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和句子后，后来竟大胆地跟学校里的外国留学生对起了话。很多人不以为然的事，她大胆地闯了过去，终于，她过了听说关。从北京回来以后，在接待一个外国团队的来访中，她的外语终于派上了用场。我们这些学了十来年外语的人在她面前甘拜下风。

　　蕤姐三十七八岁上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虽说同时怀孕的有好几位比她小整整一轮的同事，但她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她的名字是三个字，每个字都有一个带草字头的偏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同样，她给爱女起的名字，也是一个带草头字的叠音，听起来蛮上口的，从中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一晃又是十年的光景，因为工作的缘故，大家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在一个大型公务酒会上，邻桌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惊喜之余却又是一愣。听声音，这分明是她，但看上去却又分明不是她了：没有了深褐色框的眼镜，没有了热情和爽朗，一张职业化的没有个性的、与此时此境身份相吻合的脸。说话间，酒杯前的手机响了，冷冰冰的声音里透着例行公事般的官腔。然后，做作地与相邻握手道别，款款地向门口走去。少顷，响起了车的发动声，透过窗幔，隐约见一中年妇人独自驾车消失在夜幕中。这就是我心中的蕤姐吗？

　　某日，一篇清新明丽的文字跳入眼帘。虽是笔名，但那文风，分明就是她。于是我开始注意到，原来她一如既往地在报章上有文字面世。从遥远的墨尔本，到喧嚣的拉斯维加斯，到跨越亚欧两大洲的港城伊斯坦布尔，时而介绍酒吧里清纯的女招待，时而慨叹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时而又称赞大学寝室上铺的外国同窗——哦，原来她真的实现了周游列国的夙愿。

　　好一个蕤姐，但愿还是记忆中的你，蕤姐！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2002年9月8日第12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