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总是孕育变革。随着世界经济正走出“最困难”的时期，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框架体系改革成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对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自身的回顾、检验与变化。G20匹兹堡金融峰会落幕不久，将于9月30日至10月6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银行和IMF秋季年会，又为这些任务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平台。
2008年升级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一度“销声匿迹”的IMF重回人们的视野。通过放宽贷款要求，以及灵活贷款工具等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账户的短期借款需求，IMF为自己赢得了“消防员”的称号。正是意识到IMF的重要性，三次G20峰会，各国承诺为IMF提供5000亿美元的资金，IMF也于近期增发了283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
类似的，危机也让世界银行减贫和发展变得更加艰巨。虽然危机始于发达市场，但世行行长佐利克多次警告，危机引发的贸易融资困难以及各国的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贫困国家，遭到“金融海啸”冲击最大。本次世行年会将重点放在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上。
在“金融海啸”周年之际，除了总结经验和为更稳固的复苏创造条件，人们更多地将视线投向IMF和世行的机构改革。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这些机构提高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时不我待；而IMF在应对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重要性，也使IMF治理结构的改革显得尤为突出与迫切。
箭在弦上
如果说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还有赢家的话，那IMF无疑算是一个。危机之初，人们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超出了IMF的特长范围——这个机构主要是向金融体系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指导；而回顾IMF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政策指导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到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再到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IMF不但没有赢得“改革者”应受的尊重，反而广受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国家的怨恨。
随着危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重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以IMF为核心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框架。IMF已经注定将在这场危机的国际处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承诺总是最容易做出的，惟有IMF和WTO，才能监督各国履行在G20峰会上做出的承诺。”前布什政府总统顾问、美国在首次G20峰会中的总统代表丹尼尔·普莱斯（Daniel Price）称。
在对“强势”IMF没有异议后，如何维持IMF的“强势”成为所有成员国需要考虑的问题。被称为IMF改革咨询“第四支柱”的民间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强势”需要改革来塑造，而改革的首要目标即在于提高成员国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所谓“第四支柱”，是IMF执行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今年初提出的，在全球大学院校、智库、非政府机构等民间组织间进行的有关IMF改革提议的意见征询项目。
负责这一项目的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多曼尼科·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在总结报告中称，在该项目六次视频会议中，参会学者均没能正确说出代表本国（或本国所在地区组）的执行董事姓名。
“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许多IMF成员没能成为决策制定者，而是决策的‘认领者’，这当然无法引起它们的兴趣。”隆巴迪表示。无论IMF结构如何庞大、繁复，包括理事会、执董会、机构管理架构、成员选定、议事规则等方面的改革，最终归结于“份额和席位”（shares and chairs）。
“现有投票权比例，严重偏向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权重的比例。”隆巴迪在报告中称。
按照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共识，IMF分别在8月28日和9月9日分配总计等值于2830亿美元的SDR，中国获得其中的105亿美元。这增加了各国可以从IMF取得的贷款规模。
由于投票权取决于份额，对份额比例的调整也难以避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行动已经开始。9月4日，“金砖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发布联合公报提议，IMF改革重点应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份额，转移目标应为7％。
实际上，早在2006年开始的一项讨论已经在2008年3月得出结论：增加186个成员中135个成员的投票权，总计增加5.4％，这意味着剩下的51个成员需要让出5.4％的投票权，这中间以欧洲国家为主。其中，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几个最显著被“低估”的国家将获得最多的投票权，中国有望在现有占3.66％的投票权比例上增加1个百分点。在伦敦G20峰会上，一些传统上“抵制”份额改革的欧洲国家也同意，将份额总检查提前两年至2011年。
斯特劳斯-卡恩在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表示，当IMF在2011年完成期待已久的重组后，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获得最大增幅。
“欧洲各国认为是时候进行改变了。所以一些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将减少，另一些国家的投票权将会增加。”斯特劳斯-卡恩表示。
在另一边，则是“全权代理”IMF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行使职权的执行董事会席位问题。目前，执董会席位总计24席，其中五席出自固定国家（美、英、法、德、日），三席则“事实上”不轮换（中、俄、沙特）。
这样，另外178个成员就需要分别组成不同的“选区”，争夺剩下的16个席位。作为极端的例子，非洲的40多个国家，只占有2个席位。哪怕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要与本选区内的另11个国家竞争一个席位。而在理论上，每个“选区”所包含的国家数目不该超过8个。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和代表性，虽然仍有困难，但已是大势所趋。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取得更大话语权后，如何行使权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戈登斯坦（Morris Goldstein）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对单独一个国家来说，至多一两个百分点的提高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对整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是集合的力量。中国应当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为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出谋划策”，减少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监管漏洞造成系统性风险并传导至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再次发生。
债权换“话语权”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IMF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和代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这已是各方共识，并成为IMF官方的看法。这一次，借IMF寻求增资之机，新兴市场获得了推进实质性变革的机会。
不过，增加这些国家的权益，意味着压缩现有工业化国家的份额和席位。在投票权上，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一直不愿受到压缩；在代表性问题上，欧洲作为整体也不情愿放弃现有的三个执董席位。
于是，在明确可以提高份额与投票权之前，新兴市场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要求IMF发债。这一自上世纪80年代即已写入IMF章程的条款，终于得以付诸实践。
IMF在9月2日宣布，中国央行可能以人民币购买总额不超过等值于500亿美元（320亿SDR）的IMF债券。同时，巴西、俄罗斯也分别希望购买100亿美元等值债券。
相比于新借款安排（NAB），IMF债券对购买方来说至少具有四大优势。
首先，持有IMF债券即可收取利息。虽然目前尚不确定IMF将通过一次性即时发放，还是约定在将来如有需要再由中国等国购买。但无论哪种方式，一旦持有IMF债券，购买者即按照SDR利率收取利息。目前来看，SDR年利率比美国三个月期国债年利率高出30个基点左右。
第二，有利于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波动风险。由于SDR由美元（权重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构成，购买SDR计值的债券意味着由美元外汇储备转为一篮子货币的储备。相比来看，直接贷款给IMF并不被计作一国的外汇储备，虽然它能够提高成员国对IMF的借款上限，但当成员国借款时，则需要满足IMF的贷款条件。
此外，相对于美元汇率，SDR由其构成所致，汇率波动性一直较小。也有学者指出，这里的一个潜在意义还在于：即使成员国购买IMF债券，而减小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导致美元价格下跌，成员国仍可通过控制本币对美元汇率达到促进出口之目的。
第三，有可能推进购买方本币的国际化。由于人民币并非完全可兑换，如果IMF向需要接受援助的国家直接提供人民币，就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成员国可通过购买短期债券，对IMF改革施加影响力。相比于NAB的长期约定，IMF债券期限可在IMF与成员国之间协商，若成员国认为IMF改革步伐迟缓，即可在旧债券到期时不再购买，停止对IMF可贷资金的支持。
新兴市场的努力争取和IMF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效果：斯特劳斯-卡恩在匹兹堡G20峰会前宣布，IMF筹集的资金已超过5000亿美元。
但也许正如美国财长盖特纳所言，IMF债券不过是NAB的一个过渡或“变种”形式。专家认为，“买债”不该是中国、巴西等国的终极目标。作为增资却不触动投票权的“妥协产物”，NAB本身也可被视做一种过渡形式——“第四支柱”咨询结果也包含了将NAB计入投票权和份额变化的提议。总之，提高投票权和份额才是本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