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隧道

　　王利芬：大的时代让我想起了，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去过两次肯尼迪公园，那里有一个时光隧道，把整个人类历史放到一个大的隧道里面。最开始的地方显示的是人类洞穴群居是什么样子，农耕文明是什么样子的，漫长的几个世纪过去后，在1948年的时候，电视机出现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接下来就看到隧道里面声音嘈杂起来，莫扎特的小提琴声很优雅、很古典。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当无线电和电视两样东西出现的时候，模拟的声音非常嘈杂。我想这个时光隧道如果做下去，做到互联网时代会怎么做，还不是很清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可能和非洲的某个人联系上。这无尽的可能会出现，某些人联系通婚生孩子，对人的生存模式做了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这是一种小概率，这种可能性不可小视。电视有声音，互联网没有声音，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隧道？比如你现在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1995年之后，到这时候互联网出现了，一直到今天，快十年过去了，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隧道里呈现？

　　大声喧哗的互联网初期

　　胡泳：我觉得它一定是众声喧哗之地。以前的广播电视，某几个广播台电视台站在高的地方向下面喊话，下面有听众和观众。到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在喊。你我现在坐得这么近，可以听见互相说什么。当众声喧哗时代来临的时候，像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所讲的，每个人都想发出声音，一个普遍不解和耳聋的时代到来，没有耐心听别人说什么。互联网早期发展一定是这样，在目前的经历阶段，对中国人来讲必须习惯一个东西，中国人一向是鸦雀无声的。秦始皇的东西一直延续到今天，整个社会的机制没有变，一直是这样的东西。精英好歹有点话语权，老百姓鸦雀无声，突然有一天你给予他发出声音的机会的时候，这时候积淀的东西，以及获得发言权的欣喜，他们就会大声喧哗。

　　这个过程会有非常多的人不适应，尤其是精英不适应。就是原来有话语权的人，忽然遇到以前很沉默听你讲话的人，他今天也站在台子上开始喊，他喊的声音不比你小。某一天网络上出现了事件，这个事件像滚雪球似的发展。这就会出现不适应症，以前信息有控制，现在信息控制不住，还想对这个事情说三道四，遇到这种事情，他们会措手不及。经济精英上来讲，最典型的是王石，王石的成名跟网络的兴起，跟新一代人对他的追捧有关系。

　　王利芬：他的很多观点很现代，是在现代企业制度里面，是制度化而不是侵权化，好多东西和现在非常接轨。

　　胡泳：他传递了一个新型企业家的形象，仍然是站在高台上的传播方式，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下面的人有发言权，当他们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会从佛台上下来。现在是一个解构的年代，他下来的时候不适应，心里肯定有极大的反感和落差，这时候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文化精英更典型，比如胡戈恶搞陈凯歌，陈凯歌是中国文化的几大富豪之一，他所代表的一切，被普通人轻易解构，得到了更广大网民的追捧和拥护。

　　王利芬：当血馒头对陈凯歌无情冲击的时候，恰恰这里面带着过去历史积淀下来的心理因素，有一种反叛行为，以一种更过激更夸张更喧嚣得无理性的行为，把原先树立的经典符号摧毁。有时候带着谩骂，原因是历史的契机，给了他们对过去的控诉，对过去几千年的反对。互联网初期的发展，这种颠覆的过程有戏剧意义，它颠覆的没有理性建构，颠覆得极其粗糙，就像把一个东西撕毁一样。

　　专业化&业余化

　　胡泳：各路精英，没有独立的话语体系，不但专业破产，有的时候甚至会指向道德破产。例如对余秋雨的争议，很多人都属于指桑骂槐，更多是讲述精英阶层的道德。

　　从专业能力上来讲，互联网会带来的东西，我把它叫做大规模业余化，因为这跟工业化连在一起。在中世纪存在类似于专业人士的东西，就如手工业。中世纪德国是学徒系统，整个系统改变了以后，就变成大规模生产，最终有一定专业层次的需求，这也有标准化的对接。尤其是跨国多部门公司的出现。我们看企业的发展，早期的杜邦和通用汽车，他们要在一个公司里有生产、营销、战略、财会，今天跨国公司仍然是这套体系，部门经理一级一级地做，这就造就了要有合格的会计师和营销能手，得有律师帮助熟悉法律，就出现了一代的专业人士，这是德鲁克的命题。所谓知识社会，他们的中坚是白领，大学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进大学不可能找到好饭碗。对中国来讲，还要学好英语，如果英语不好，也不可能找到太好的工作。先付出金钱和时间才会跨越这一个门槛，然后有一个工作，再往上爬。白领构成这个社会最稳定的因素。由于他们花费很长的精力，又不断地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不错的饭碗。例如金融分析师，要费很大劲才能考上，一旦考上就可以有非常好的饭碗，是专业人士当中最顶级的东西。

　　到互联网把生产能力交给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大规模业余化，有无数的人，他们是业余分子，会利用这个工具把壁垒消除掉。最典型的例子，原来的唱片公司培养歌手费很大劲，现在直接上传到网络就可以了。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甚至是软件，包括图书，这些专业门槛几乎都已经打破。像胡戈调侃陈凯歌，陈凯歌用三亿人民币创造的东西，胡戈用了很小的成本，传播效率不比陈凯歌的差。当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是铁匠，你天天做马蹄铁，就没有用了。

　　王利芬：任何一个新的改变即将来临的时候，抱着旧的东西哭泣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能去拥有新的东西。

　　胡泳：道理非常明白。当人处在具体环境的时候，唱片公司现在疯狂起诉网上下载的人，这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仅想靠诉讼，来阻挡下载，和时代潮流相悖，他们必须寻找到自己的挣钱模式。

　　王利芬： 其实你讲的这些话，是说互联网的工具和信息平台，带来一切领域的解体。我觉得专业门槛的解体会进行那么彻底吗？因为不可否认后工业时代，还有很多专业门槛，这不是业余消解，什么地方还维持原来的面貌？

　　胡泳：一个是先看时间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对未来做一点预测和展望。从时间概念上来讲，一定是初期发展阶段和后来发展阶段不一样，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仍然处于各路人马猛攻门槛，他们也很恐慌，每个人都喧哗，谁也不听谁，这样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要指望迅速消失。这段时间过去以后，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永远是这样的世界，也不尽然。一个社会能够运转，有一些基本元素，总统是通过精英的选拔机制才当了总统的。所以从互联网上能够看出来，比如博客刚刚兴起的时候，凡是能写两笔字的人都会去写。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仍然会有一些博客的影响力，远远超过99%的博客，又会重新洗牌，原来散的东西又变成结晶体，可能跟之前的结晶体不一样。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判断现在能讲，第一阶段要走比较长的时间。

　　王利芬：挖专业墙脚的时候，原先的东西多大程度还存在，是彻底挖光，还是保留一些？

　　胡泳：从最简单的推理来讲，即使人人都可以扛着摄像机去拍片子，100万人里有一个人拍得特别好，其他人拍的都是垃圾。

　　王利芬：我们今天大规模协作运动和平台，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可能性。

　　两极分化

　　胡泳：会呈现一些比较复杂的局面，有一类局面是少数的天才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两极分化。比如拿媒体来讲，我不认为所有大媒体公司会解体，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非常强有力的大规模信息加工和处理，包括某种程度的垄断。同时会发现有无数的人在做小的独立媒体，甚至是个人媒体，一个人的杂志或者电视台，这是可行的。这个世界会变成大公司全部垮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大公司像以前那样永远不倒，那是大公司的本事，如果不顺应这个东西，可能会出现寡头主义跟平民主义并存的局面。某些领域会有这样的发展方向，两种趋势还在不停地搏斗。

　　为什么说有复杂局面？像维基百科，是个人的东西加在一起，并且个人不是为了报酬在做事情。传统的模式解释社会组织，无非用经济学解释，要么纯市场，大家要吃菜就去菜市场买，因为形成亚当·斯密的体系，自然有人种菜，有人去买菜，有人建市场，这是纯粹市场；另外一个组织社会的体系就是企业，如果没有企业，我们家具哪里来，杯子哪里来，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把一些资源拢在自己手里。这两种模式，消费的时候要付钱。现在生产者本身不收钱，维基百科是免费的。

　　王利芬：这是不是和社区人群特征有关系。维基百科全书是大家意愿的，不收钱，也不要钱，这样一个大规模作业出来了。把我们今天谈的维基经济学延展到其他的领域。我就试想，如果中国弄一个百科，百度在弄百度百科，关注的人非常少，尽管也是免费的。这样的现象，在中国这样的族群里面很难完成，这是不是和社会文明水准相关联？

　　胡泳：跟这个社会的社区活动的好坏，跟社区感的高低有关系。

　　王利芬： 因为中国一直是垂直性的导向，社区活动非常少，人们不适应陌生群体，没有任何组织主导群体在活动。

　　胡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在推广的时候，还有另外的原因。百科全书要想出版成功，言论自由是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不可能成功。维基的基本原理没有管理者。比如编大英百科全书，从各个领域找顶尖专家，比如您特别擅长电视，就是编写成员之一，下面编写的人是电视界的高手，一定有管理机构。维基的管理是自发式的管理，来自于网民。这种管理模式，这种自发的管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有其他人来纠正。

　　王利芬：我在国外期间用维基百科全书用得非常好，我离开那个东西活不了。我在上百度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非常不全。我打我自己的名字，也有人给我做了些东西，都是现有互联网上扒过来，各个东西合在一起。这些东西跟社会发展形态有关系，虽然互联网带给我们同一个起跑线，但是由于每个国家，每个族群发展不一饮，所以还是不一样。

　　胡泳：  互联网是外来的东西，它长得什么样，它是外来物种，在你的土壤下长什么样，取决于土壤本身，这一定是植根于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上面。

　　多模式并存

　　王利芬：总的趋势是要跟全球发展接轨。个体意识的觉醒，都是个人为主体，个人主体占一个位置，个体的觉醒没有手段，今天既觉醒又给手段，之后变成中国人众声喧哗的阶段，这个阶段会持续多长时间？一个社会不可能在听不了外来声音情况下存活，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过去之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你描述是一个寡头和普通并存的局面，难道仅仅就是一个并存吗？

　　胡泳：寡头与普通并存只是在一些领域里，在另外一些领域有新的模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会打架。Google的模式和微软的模式也在斗争，大家都会想未来怎么发展，是要让未来符合我发展的想法。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未来并不是一个乌托邦，未来是植根于今天，今天各种因素在互相争斗和作用，某些势力或者力量试图使未来走向那个样子。所以很多模式会并存，这些模式之间会打架。不是所有领域都变成寡头和平民。

　　王利芬：我们能不能试图，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和推动，有某种描述性的语言掌握未来的情况，我们能够抽象地描述一下，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格局，除了并存的东西，好像很混乱，依然不清晰。

　　胡泳：不清晰是肯定的，也不可能是世界大同。因为从全球化能够看出来，全球化刚兴起的时候，以为自己会压倒一切。中国人消费麦当劳，也坐凯迪拉克车，尤其是对新一代人，青少年接触外界的东西，很多人会担心全世界都美国化了。实际上全球化会激起地方的反弹，地方反而更不美国化。互联网发展的历程也会这样，当初我们鼓吹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也认为互联网又是一个全球推平的手段，客观上也是。互联网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会带来民主和自由，会有乌托邦式浪漫的幻想。但现在至少我个人觉得，中国互联网不同于美国的互联网，互联网在各个国家的发展都不一样。因此，当你预测互联网未来的时候，要和国情相对应。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愉快地作出好的预言。其实要抛弃互联网万能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