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晋商，意义非凡
关键词：《河殇》 晋商 传统文化
21年前，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片曾经造成过万人空巷的效果，其核心在于为大洋彼岸的蓝色文明鼓掌叫好，为中国所代表的黄色文明唱挽歌。
也许是因为那时年轻，而且是学英语专业的缘故，当初对《河殇》所宣扬的蓝色文明是极度欢迎与接纳的，甚至真的到了“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的崇拜的地步，在《河殇》播出一年半之后的1990年1月，本人利用寒假期间的11个晚上把那部电视片的解说词翻译成为英语。第一次完成了曾经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情过去了将近20年，蓦然回首，居然发现自己的观点不经意间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不贪恋外面的精彩世界而专心做“宅男”，不去想如何在物质上富足，却持续在精神财富上进行着积累。
也许是因为成熟了，所以虽然依然可以把英语当作驾轻就熟的工具，但对英语中所蕴涵的国际化，本人是从骨子里排斥的。因此虽然也可以顺畅地与老外交流，却更喜欢用汉语；遇到向本人“请教”学英语方法的人，也大体婉言谢绝；遇到有朋友说要为了去留学而先赚钱，就提出颇为不受欢迎的问题“出去留学，你就不怕回来之后变成传教士吗，不担心替老外卖命，夺取自己国家与百姓的资源和利益吗？”
我们从来都没有到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的狭隘程度，而是对外来的事物来者不拒，不辨别本性地接受，就会成为外族“施华长技以治华”的工具与武器，被别人倒戈针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进行掠夺，难道是可喜可贺的行为吗？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自己的脊梁，是能够承载传统的历史文化重托，值得子孙后世敬仰的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这些都是在强权暴政的统治之下，不能缺少的人。中国的脊梁更重要的，应该也包括那些为了国家利益抵御外族入侵的人。
任何外族势力都是在通过各种形式在进行扩张的，扩张就会引发抵抗，从意识到经济，从传统到文化，从战争到暴动。在抵御外族入侵中，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
说来也奇怪，通常也只有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人才最终被称为英雄，而奉行国际化的精神、热烈欢迎甚至与外族里应外合的人最终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者为奸贼，或者为叛逆，是缺乏骨气与基本做人原则的人。
因此，虽然成熟所带来的保守会招致年轻一代的嘲笑，但本人依然认为那相对于以往是一种进步。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势力与国内的某些机构与个人沆瀣一气，从文化精神与意识形态、到从土地资源到矿产资源的疯狂掠夺。甚至已经到了危及根基的地步。
最近，媒体间对晋商形成了口诛笔伐之势。对中国文化与商道的根源（晋商）进行侵蚀。
他们或者鄙夷地说晋商再有钱，最大的理想脱不过那些土财主想法：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儿子。尽管他钱已经多得老婆儿子几辈子都用不完。或者“哀其不幸”地评价晋商“五百年修炼，何以不成大器？”甚至总结出新晋商的“八媚”（一媚权、二媚势、三媚官、四媚网、五媚恶、六媚霸、七媚名、八媚利），甚至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慨叹！
有人说山西汽车的票价是山东的三倍，坐长途车也是高消费。打的也很贵，通常打的要付返回的费，就是说比山东和其他城市贵一倍。以此来指责晋商有些不太厚道，毕竟每个人要想取得商业成功，这些都是不得不去做的。
有人说，晋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毋庸质疑，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挑刺，挑刺是因为热爱它。
但我们认为：那些为新晋商唱挽歌的人，怕相当多的都是别有企图的。
那企图究竟是什么，本人不得而知；那企图是否有别的势力在后面提供资金与精神的支撑，亦不得而知。对晋商实行倒掉的进攻的行为，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更是不得而知。
对晋商的讨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近从民间到商界在诚信方面的缺失。说中国人在诚信方面难以望西方人的项背，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说到诚信和仁德，有一个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的小资料很感人，但是以中国人的传统而言，大概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人在私人利益上的争夺是人的本性，没有东方与西方的区分；那种污蔑中国人原本就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西方的就是一诺千金之类的妄自菲薄，不过是“50步笑百步”罢了。即使中国商人与民间存在诚信缺失的状况，也不是由人性的差别造成的，而是制度的缺位造成的。
但本人认为对晋商的讨伐，核心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
这与21年前的《河殇》一样，是蓝色文明向黄色文明的另一次进攻。如果说21年前是通过传媒包含意识形态上的冲击，那么本次就是从经济向商业传统的宣战。
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关心的角度不同。
乔致墉讲“义信利”，“义”字当头先辨别取向，信在于执着，在于诚恳、在于无所顾忌，换一种角度，换一个角色，就可以把竞争对手转变成为帮衬自己的朋友。
换言之，义是社会意义，是说给媒体与舆论听的，信是说给直接客户听的，讲究的是品质；而利是说给渠道与投资者听的，他们关心的是回报。
以乔家20条店规为例：不得让自家人进入商号，不得喝花酒、不得养戏子、不得带家眷，不得擅自借款给别人。这样的店规一方面是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就是企业文化的表现。
晋商的成功之道是立体的：既包括“银股与身股并举”的激励机制：也包括“外出不许带家眷，不许在外地娶小老婆，不许吃花酒，不许懈怠好事，不许私自贷款，不许包戏子等”的禁止行为约定。既包括“抱团打天下”的精神与群体意识，也包括来自淳朴民风的诚信的企业文化；当然，也不排除中国特色下的官商勾结。
据说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维护晋商的一席之地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来都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发展趋势。比如从西周到东周、从西汉到东汉、从北宋到南宋，即使是三国之后，也是先有的北魏，然后被权臣把持一分为二，才不是南魏，而是东魏、西魏的。而市场经济与金融资本大体都是从东向西，从南到北的发展的。
虽然不能说晋商是中国传统商人的代表，但除了晋商，西部还没有相应的商人帮的代表。
至少在晋商的生意与生活中，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涵，中国历史上的“温良恭俭让”的优良传统，铮铮铁骨的民族气节，忠孝仁义的行为准则，不管是贸易还是制造业，都在晋商的生意与生活中有所体现，虽然那种品行未必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但至少相对代表了中国的根。
但当代晋商却正在遭遇洗劫。
山西被纳入全国一盘棋，这个部门的一个白条，那个部门的一个指示，煤你就照拉，钱你的不用给的可以！谁能受得了这样？山西的电不单单是往北京，连江苏都是有山西专线直达的高压输电网，稍微有点电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长途运输要损耗多少的电能，但是山西宁可自己不够用，也要支援全国各地。
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说，山西经济的特点是能源经济，这种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山西经济的奉献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山西经济的牺牲性：牺牲了资源，牺牲了水源，牺牲了土地，牺牲了环境，牺牲了人文景观，牺牲了人民健康，这些牺牲都难以得到补偿。
而最近一些年，从对小煤窑的强行关闭，到对于污染的治理，再到节能减排，每招都是针对中国晋商的剿灭。如果再忽悠晋商去填基础建设的无底洞、挽救价格已经高高在天花板上、危如累卵的楼市，还有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做小额信贷，都是一条不归路。具体原因已经在《山西煤老板资本金的三个出路（9月9日）》的文章中分析了。
中国的商人文化是多角度多侧面的，也是立体的并有历史传承的，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有人说，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有人说，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最后说一句：本人认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挽救了晋商，就是挽救中国的商魂，就是在挽救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传承，而不是一面简单的旗帜。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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