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实的还原中建立思想

——读张耀杰的两部史书

读张耀杰先生分别以“北大教授”和“民国背影”为书名的“政学两界人和事”，深深为贯彻书中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一是不惜繁琐与辛劳，对诸多史实重新查证、核实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二是直面史实，“不为尊者讳”，对老一辈诸多尚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旧情往事进行钩沉、索隐的客观求实精神。我相信，治学者大都会明白这样做在当下中国是何其珍贵和难得。若不是忠诚于自己的生命感悟，为某些“问题”所折磨，并执着于一种学术情怀，是不大会有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的。

历史学大抵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史实，一部分是书写者对史实的诠释。其中史实尤其重要。史实一旦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即使不加诠释，其文献价值明眼人也看得出。这就是所谓“用事实说话”。所以史实对史学的价值不言而喻。按理说，史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是一，二是二，把它摆出来就足够了。然而，史学家的事情决非如此简单。大量芜杂的历史事实，是需要治史者凭借自己的胆识与眼光来加以淘洗、选择、梳理的。况且，当今的史学家早已经不是面对历史的原生态，某些历史被以各种方式反复书写，某些史实被大肆彰显，一传再传，不断强化，甚而以讹传讹，已形成“成见”、“定论”；有的史实则因为种种原因湮没无闻，即或偶被记载，但因为与已有的“成见”、“定论”相悖，常常被人忽略不计或有意遮蔽、回避，于是“史实”便“如此这般”走进了史学家的笔端。更有甚者是“以论代史”，大而化之，“概观论定”，用一个“历史必然性”淹没了所有细节、个案和另类思考，而且不容置疑。这些厚厚的历史积淀，已经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某种偏颇，对历史的偏颇认识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观念和选择。于是又对历史科学构成新的阻力。事实上这也在拷问着每一个史学家：你对这种情况有认识吗？你在已经被书写的史实之外，另有发现吗？你可曾看清某些被谎言掩盖着的历史真实？你有勇气以新的史实和新的诠释，给人们提供一些新的思索空间，从而打破某些“成见”和“定论”吗？……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曾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既谈到史家的重大责任，也触及到古代中国史家容易罹祸的残酷现实。其实，当今的史学家也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验。我想，张耀杰先生是用自己的两本书给出了明确回答。

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作者在《北大教授》的扉页上所说“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一定位的确很不寻常。我想，这决非是作者忽发新奇之想，刻意要标新立异，恐怕是深思熟虑后的一种定位。说到“局限性”自然有一个衡量标准、即史学家的价值观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耀杰身上有一个强大的价值支撑，简单说就是20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启、需要在新世纪大加弘扬的公民理性。这是由自由、人权、民主、平等这一系列价值组成的价值体系。它其实也是现代史学家照亮幽深历史的电光石火。有了它的烛照，史学家不但可以洞幽悉微，充分看到中国自民国以来诸多人和事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厘清中国现当代史的基本脉路。

举个例子来说吧，自民国建立，五四一代人高举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中国的航船似乎已经傍了彼岸，何以又掉头远去，颠颠簸簸走了回头路，以至于最终竟落入了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文革浩劫？你当然可以用诸多偶然性来说明其间的历史转折，但你总不能不正视某种观念、思潮的因素，那种文化深层结构的力量让人于不期然中做出的选择。哈耶克就曾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试想，当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时；当周氏兄弟、钱玄同诸人以“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文之汉文”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时；他们怎么会对民主宪政有深刻的思考？当蔡元培及其周围的教授们的法律与权利意识大多一片空白，只是从“德治”的意义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道德的意义上认识“宽容”的价值，那“自由”、“兼容”和“宽容”又怎么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追求，进而落实为制度建设和程序正义？同样，当“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反而以专制家长的态度对待子女，并且在两性关系上透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风流轻薄时，我们同样难以指望他在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上有所建树。自然，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文化人的事情，是些散落在历史星空中的“个案”，不足以决定历史的走向；然而，不要忘记正是这些文化人在当时成为赫赫名人，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对全社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再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汇合，形成某种“思潮”，这“思潮”再与其他的力量相互作用，成为一种合力，于是历史便取这种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路向前运行了。

谁都不能主宰历史，但每一种存在也都以或大或小的力量影响历史。张耀杰似乎正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借那电光石火引路，尽可能地在历史隧道中搜寻着那些散落的细部和个案，识别它们的意义，把它们一个个拾起，然后加以梳理，在历史的伟大因果链中，探寻它们可能有的价值。

张耀杰特别以“北大”和“民国”作为切入点，也是颇具深意的。北大一向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传统”，“民国”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从那“自由主义传统”和“转折期”中窥探其中人和事的“历史局限性”，可能更能解读中国这艘大船的实际航向。

上一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其实如果不把史学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而是作为科学来对待，并不存在“重写”与“不重写”的问题，或者从研究的意义上说，它每时每刻都是“重写”的——传达着研究者的新发现、新观点、新评价，营造着新史学。历史在发展，历史科学当然也要不断发展，这是知性世界的常态，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要特别说，我从张耀杰的两部书中，受益匪浅。就我本人，既无条件也无能力作这样的考察和研究，但我从张耀杰的考察和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看到了历史的复杂纠葛——从两千多年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其道路之漫长和坎坷也许比我们的乐观想像要严重得多。它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急令飞雪化春水”，那样“化”得的“春水”还是要结冰的。当然，我也看到了从另一些视角、另一种思维解读中国现代史的可能性。

希望张耀杰有更多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