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人们怎样评价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吏治清廉是无可否认的。那时的共产党人胸怀理想和激情，时刻牢记、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很少有向组织和领导跑官要官的，更不要说买官卖官了。当时一些人的行为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肯定是匪夷所思。

譬如说李立三。李立三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三十年代曾事实上当过中共的负责人。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李立三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李立三说到做到。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这种工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60年。

譬如说张鼎丞。张鼎丞曾多次说过：“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想到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1年，时年63岁的张鼎丞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７年。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于是两次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求中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要再提名他为检察长候选人，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后来大会还是选举他为检察长，他感到很遗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不少将军向中央请求不要给自己授予太高的军衔，如许光达、徐立清等人。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自己的军衔定得太低了，一度有些想法。但经领导和组织的批评教育，很快转变了。如粟裕，就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元帅军衔。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据说说的就是粟裕。又如许世友，认为自己应该授大将，而不是上将。周恩来告诉他，粟裕都是大将，许世友便不再作声。

谦让者体现了高风亮节，对荣誉有所争未免不是人之常情。

我听过这方面的故事。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人在得知他将被任命为某地的负责人时，一夜未眠，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能力担此重任，决定第二天向组织请求另换人选，以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当他第二天将自己的这种想法向领导和盘托出后，领导既批评他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和需要，又为他打气。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诚惶诚恐地看待自己获得的某种职位和权力，也许他们明白，这种职位和权力意味的是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享受和获取私利的便利。权力不是一种诱惑，当一种权力在向你招手时需要的是兢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讲谦让的时代，而是开拓进取的时代。现在肯定有不少人笑话这些老革命的谦让。还是现在的人底气硬，自信心强，千方百计去争官，只要是升官，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都敢接受，好象自己无所不能，非我莫属。为了升官，他们贪污受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可以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我想，事情要真是这样，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肯定比人民辛苦，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来争当这公仆？是否他们的精神境界真的达到了相当高度，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这种辛苦？如果当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难道我们国家的文明真的发达到如此地步，就连为人民服务都成了一种非用金钱买不到的稀缺商品？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见到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也很少见到可以从容看待自己进退留转的官员，更很少看到勇于承认自己不足的官员。我们现在太多的官员缺少的不是学识和能力，而是自知之明。即是再无能的官员，他也会认为他是所居官职的最佳人选。有多少事情可以重来？我相信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吏治很难再现。我只希望，我们的官员能经常地问一问自己，究竟有何德何能呆在官位上。

 

200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