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75,《中国景色》:要知识更要思想


载2009年9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84)

 

 

             《中国景色》:要知识更要思想
    

                                      □江晓原 ■刘 兵
    

《中国景色》  单之蔷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定价:68元

 

    □这次读《中国景色》,我再次强烈体验了阅读的愉悦——这种愉悦甚至在我只读了几页之后就出现了。
    这个平淡的书名,也许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本关于旅游的书,况且它被做成了精美的图文书,更容易加强这种错觉。
    其实这种“错觉”或许也不算错,因为这本书的主体,是从作者十年来为每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写的卷首语中选出的。我们知道,《中国国家地理》虽然从它的“出身”来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科普”杂志,但是十年来它已经成为中国时尚杂志中的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和旅游确实有着不解之缘。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我并非旅游书籍的喜爱者,所以我阅读《中国景色》而愉悦,和旅游几乎没有关系。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要知识更要思想”的追求——尽管作者自己并未宣示这样的追求。
    ■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此书作者恰恰是《中国国家地理》的执行主编,而文章又是从杂志的卷首语中选出的,那么,谈论这本书就很难与这本杂志分开。
    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这本杂志,所以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与它的前身相比,《中国国家地理》能够办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想,一是与编者的理念有关,二是与在这样的理念之下的精心策划有关。就前者,此书作者单之蔷曾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研究生班学习过,在与他的交流中,他也承认那段学习对他的重要影响。而就后者,从那本杂志每期专题的选择,以及内容,也是不难看出的。一方面,这样的理念与策划使这本杂志形成了吸引读者的特色,另一方面,就是像你所说的,是它“要知识更要思想”的追求。恐怕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性,而卷首语又恰恰是杂志的导读或点睛之文,因而将它们再汇集起来,其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刚开始我看到作者在此书卷首语中说:“这10年来我默默追求的东西,我找到了。其实这些文章都在做一件事:建构中国的形象。”我还觉得他是不是说得有点太大了?可是等我读到本书的第二篇文章,我就改变了看法,原来他说的还真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篇文章《运河毕竟不是海》,是谈论京杭大运河的。谈论大运河的文章我以前也看过不止一篇了,都是说这个工程多么伟大,这条运河对中国经济多么有贡献,等等。可是单之蔷的文章让我大出意外——他要谈论“大运河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负面意义”!接着就看见隽辞丽句接踵而来:“运河文化有讲究交际、沟通和看重关系的色彩,还有官气和腐败的味道”、“运河文化中有一种消解英雄气概的东西”、“大运河繁荣的代价是沿海的荒凉与寂寞”。到如今中国东面海岸线上那一个个繁荣的新兴城市,他不是赞美讴歌,却是感叹“这些城市早就应该出现在那里了”,然而它们直到20世纪才出现,晚出现了一千多年,这是谁之罪?”——单之蔷说这是大运河之罪,或者说是当年开挖大运河的决策者之罪。
    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让那些全力赞美大运河的人产生反感,甚至愤怒。但是我真的喜欢他的这些说法——哪怕它们并不正确。中国有着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却至今没有成为海洋大国,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而归罪于大运河,真是一个清新而富有生命力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国家地理》的各个专题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11月的“走遍世界去问河”。几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那期杂志上对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河流,特别是那里人们对于河流利用情况的报道,以及与我们国家情况的对比。其中,涉及到许多很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像水电开发,像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协调等等。这里面在深层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河流观,甚至就是自然观的问题。正如单之蔷后来接受新浪采访时所说的,在许多人眼中,“河流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尤其是有些人,要把这个河流吃干、喝净、一滴不剩”。
    那一期《中国国家地理》,一方面在环保界以及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不少极端科学主义者以及出于各种原因为大力开发水电而不遗余力地叫好者们的激烈批评。可惜的是,在这本书中,却没有收入那一期的卷首语,甚是遗憾。我相信,那一定会比大运河那篇文章更过瘾。
    平时我们一说要建构中国形象,往往只向着好的方向去想。其实对于存在问题的正视也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而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但要能够发现问题,就需要有思想。□我们平时评价文章或书,可以归纳出“三性”的标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其中又以思想性价值最大,地位最高。而此“三性”又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适合表达的。比如所谓的“学术文本”,主要用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它通常排斥趣味性,而且很难表现思想性。因为它要求“言必有据”,要求有文献、事实、数据等等来“实证”一个结论,而许多创新的、深刻的思想,很难提供实证。尼采的“上帝死了”,能够提供实证吗?
    类似的,关于大运河的负面意义,如果死硬地要求实证,你能用数据证明没有大运河则中国东部沿海一千年前必定繁荣吗?而沿海的荒凉寂寞与大运河的存在之间有文献、事实、数据支持两者的关系吗?如果此刻还没有,那对不起,请你免开尊口,还是让我们继续歌颂大运河吧。而且,嘿嘿,歌颂大运河可是有数据的呀,你看,每年航行多少多少船只、运输多少多少货物、沿岸三产每年有多少多少产值……这不是数据吗?不是实证吗?
    所以我曾说过:有时,“学术”能够扼杀思想。幸好单之蔷的卷首语不是学术文本,可以自由表达。
    ■说单之蔷的卷首语不是学术文本,这我同意,但说学术文本一定就排斥趣味性,一定要求文献、事实、数据来“实证”,我就不无异议了。例如,哲学的学术文本也要有事实、数据来支持?也许,应该说,也有一类有观点、有见解、有思想的学术文本可以是思辨性的,当然,自圆其说也是必须的。就像你刚举的尼采的例子,难能说尼采写的就不能算学术文本?
    不过,我们目前所关心的单之蔷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我们知道它们有思想性,有创意,能够让人在悦读中得到启发,这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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