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史 杂 论（35）
关于理论的科学（标准）性的思考（原版）
在信息化条件下，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和理论应用需要极大的发展。这是以往任何历史时代不能够想象的。因而理论的科学性（即真伪）问题会突显出来，会有大量的伪科学出现，也会有许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观点、说法出现。这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关于大量伪科学出现的原因，另有文章说明）因此，根据信息化发展的要求，研究理论的科学性标准以及研究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的迫切的（甚至最）重要的任务。
（一）首先对于“科学是什么”需要重新研究。在知识爆炸的情况下，已经有科学家提出“科学就是破除迷信”的观点。这个观点已经超出以往对科学的定义和描绘。但是仍然没有说明“什么是科学”，或者科学的特点是什么。从信息化前提出发，可以认为科学就是过程，是追求和认识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永不会终止，因而科学是追求对象的“惟一性”的过程。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都是针对某个对象的无限发展的追求探索过程，是追求其惟一性的过程。
对于理论及理论研究要做出科学标准的考定和评判，即确定其科学性程度。理论的科学性标准就是衡量理论的真理性依据，即其“惟一性”的标准。许多理论是伪科学，就是指其缺少真理性和惟一性，不够科学标准。
科学标准并不等于实践。不能讲实践是“唯一标准”。实践仅仅是使得理论建立在相应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成为现实的和实在的，是从外部确立理论的适用性前提。实践并不能证明理论的惟一性或科学性。因为它不是研究对象的惟一性的。如果实践是追求对象的惟一性的过程，它自身就成为科学理论研究过程。
（二）科学的“时代性”问题。
任何科学都是“时代”的科学，没有超越时代的科学研究或科学实践活动。“时代”即秩序，是一切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秩序。科学实践要遵循时代的要求。按照统筹方法论的原则，科学实践的时代特征表现为：要用未来的思想方法去认识未来，即从必然性和惟一性和可能性的统一认识未来。用历史的思想方法认识历史，即从必然性和惟一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去认识历史。用未来的和历史的思想方法的统一去认识现实，即从现实性和惟一性和可能性的统一来认识现实，等等。这就是时代和科学的统一。
比如关于“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而是在西方产生”的问题，首先要根据现代科学的体系及其产生来划分东方和西方，而不能够按照现在的国际关系来划分东方和西方。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科学的产生于西方，是由于在公元前1800年已经出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分化。
（三）理论科学性的第一个标准是概念的科学性。
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使用的概念是科学的。概念的科学性是专一性、不可替代性、不可阉割性、适用性、完整性、相对性等。
比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讲科学和技术的概念混淆，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曾经领先于世界和西方一千多年。
在真理与伪科学的斗争中，澄清概念和统一概念是重要的工作。比如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就经常被偷换成“富”。“丰富” 与“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丰富”是指满足需要讲的。“富”是与“穷”相对的。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是指满足全社会需要，使得所有的人不会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自由。人们不再需要用某种物质包括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物质）去交换自由。“富”是指部分人与另一部分“穷”的人的差别，是等级量的概念。总有些人借“富”这个概念批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又比如共产主义的“产”，许多的解释是“财产”。这就是用现在的思想方法认识和解释未来的错误表现，其使用的概念没有遵循时代性要求。
比如“民主”概念的使用，经常出现使用“政治民主”取代“社会民主”的现象，简单的讲中国的民主不好。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民主在某些方面不比资本主义差，如男女平等方面、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等。要科学确定和区分后再使用概念，是概念具有惟一性。
（四）理论科学性的第二个标准是方法的科学性。
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理论方法的独特性要与对象适用、目的一致、条件适应等，形成统一。
理论的核心是方法。任何理论在具有自己的方法时才成为理论（否则仅仅是某种观点，如“三个代表”理论）。理论对于实践来讲也是方法。但是理论作为整体要以方法为核心。
理论方法要与认识的对象统一。比如认识常识性的问题可以使用经验方法。认识结构性（或工业性）的问题可以使用辩证的方法，认识非线性变化问题要使用统筹方法。仙子阿由于对于统筹理论的认识还很不普及，常常出现针对非线性变化问题仍然习惯性的使用辩证的方法。
理论方法与认识条件的统一性首先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要统一。比如为辛子陵撰写的《千秋功罪》一文的前言所使用的方法充分就反映出伪科学的特点。作者用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犯错误，来说明指导中国共产党理论是错误的，是被恩格斯抛弃的理论。然后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错误理论指导产生的，所以解放前也是错误的。这种方法颠倒了时间顺序。用解放后证明解放前，同时割断了时间联系。解放前和解放后并不是靠理论作为联系的桥梁，而是各种实践和条件的统一联系的。这与中国革命中曾经出现的用俄国革命的理论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样。
在理论中使用了数学方法不等于就是科学的或科学性就强。数学方法的使用要与对象和环境条件相适应，才是科学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使用数学方法较多于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并没有使日本军队打胜仗。理论研究中概念是反映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数学是概念的体现和工具，则从间接的过程反映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因此，不能够说直接使用数学方法或使用数字多就是科学的。而是要依据概念和数学统一起来。这常常是伪科学失足的地方，即其概念没有弄清楚、弄准确，就是用数学方法。在关于中国经济中的“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中，就出现了使用的数学和数字不适应的概念的情况。（见《第一财经日报》
（五）理论科学性的第三个标准是体系的科学性。
理论的科学性表现为它作为体系并具有结构整体性、组织合理性和自组织性的统一。
理论的科学性要求其体系与概念和方法是统一的。一是这种统一要求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在时间和空间是一致的。这样它们才成为相容的整体。二是体系作为整体有内在的无限的联系和中介。三是体系内部要有形而下的部分，还要有形而上的部分，等等。（目前对于“形而上”的认识不完全是正确的）四是体系具有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统一，使之成为可以自我发展的。
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按照其任务和要求，合理组织认识方法和说明方法统一，合理组织方法和标准统一，合理组织方法和概念在体系中有适当的位置和作用。不是任意的建立什么“理论工程”。
理论的发展不仅随着任务和对象而发展，更在于可以自组织发展，它在追求唯一的过程中可以自组织发展。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难以自组织发展。主要是由于缺少社会思想文化的作用部分，使得理论仅仅成为逻辑的推理。
一个历史事件经历的时间越长久，其中非个人的主观的因素就越多，历史的文化因素的作用就越强。这时基本的常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几十年的功过评价，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不能够有的概念上用几个月的时间，有的方法用几十年时间，这就不统一不科学了。辛子陵和李锐撰写的《千秋功罪》一书就违背了运用概念和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他首先在时间上掉转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连续顺序。同时将共产党的政策划成是单线任意的，人民群众都是被动的工具。任何大的重要的方针政策的成功都要有社会基础的长久的选择，这在时间上必然会是统一的。
（六）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回答“什么”、“为什么”、“怎么”的统一性。
任何理论都要回答“什么”、“为什么”、“怎么”等三个问题。这是由认识对象的“相容性”和“惟一性”和“可能性”决定的。
理论回答“什么”即是对象的“惟一性”问题。要说明对象的“体”和“用”及其统一问题。
理论回答“为什么”即是“相容性”问题。要说明对象的产生环境和条件及使命问题。
理论回答“怎么”即是“惟一性”和“相容性”的统一“可能性”问题要说明秩序和自我循环问题。
理论的科学性在于使“什么”和“为什么”和“怎么”等三者互为前提和条件，又要严格的区分，互相制约。
从国外引进的战略管理理论不仅在概念上缺少惟一性，任意使用数学，在方法上缺少独特性，与经营学使用统一的方法，而且用“什么”和“为什么”来混淆“怎么”的问题，讲了一大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来不讲可能性。
现实中的许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都表现出“什么”和“为什么”和“怎么”三者不清不楚的关系。比如“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在整体中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是变革利益格局来实现的。不是靠牺牲“效率”来实现的。
（七）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认识的相对性上，而非绝对性。
理论的科学性在于追求对象的“惟一性”，但不是“绝对性”。“惟一性”是过程，是无限的过程，是认识对象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它的无限性使得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从思辨的角度讲，“绝对”仅仅在直线上存在。但是客观世界没有直线，只有弯曲。
从国外引进的战略管理理论中海量使用“最”的概念。（参看中国人民大学徐二明教授翻译的《战略管理》第十三版）“最”是“绝对”的概念，是没有相对性的概念。又比如“最广大的”“最先进的”等等都不是科学的（是宣传性的）概念。从科学性上讲，凡是没有相对性的都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也都是主观的抽象，是静止的非现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的无时间和空间的。从实践的方面可以看到，凡是讲“绝对”的理论，都不会讲“怎么”。
（八）理论的科学性必须反映事物的统一性。
传统的科学讲究分析，即所谓的“拆零”，是讲对象无限的分解到极限，目的是取最大值。这种方法是大工业时期的表现和要求，其方法是针对事物自身，即将事物的物化的实体作为方法的对象。
但是当世界发展到信息技术为主要的方法时，事物的非对称和非线性和非结构发展成为普遍现象时，认识方法的对象就转变为事物的过程了。这是认识就不可能通过“拆零”的方法实现。只能够通过用统筹的方法实现事物的整体过程来认识事物。事物的统一性不仅在于自身内部的统一，还在于它与环境的统一。因此理论必须要反映事物的统一及其与环境的统一才成为科学的。
当认识对象由事物的实体转化为事物的过程时，统筹方法就相应的转化为统筹方法论了。
（九）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与实践的对应性。
理论方法和实践方法是不同的。实践要严格按照实践对象规律和实践条件应用方法和工具。但是理论认识可以虚拟条件进行研究。因此理论研究得科学性要和实践对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方法更具有非线性特点。这是因为他的研究较少受到当时应用条件的限制，超越于现实具体的制约。列宁的理论就既有非线性的特点，又有线性的特点。列宁针对各种思想流派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批判，既要从当时实践斗争的条件去认识形势，制定策略，，又要从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现实条件）去认识和研究革命的原则。毛泽东的理论就基本属于线性的，多是依据实际斗争条件确定策略性的方针和政策，因此毛泽东讲：政策和策略是我们的生命。对策略的重视远远超过对非线性理论的重视。
因此对于理论的检验有两种方法。理论是反映实践的，但不是实践的直接的转移。不应该将实践的方法和标准作为理论的方法和标准，或者是两者混淆。理论的方法应该适应于所有的实践者。但是实践的方法仅仅适用于某个实践者。现在认识上经常将两者混淆。
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在于确定理论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及其是否统一，使理论不成为任意的东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于违反了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什么是“实际”？实际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
（十）理论的科学性必须反映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
理论的科学性表现为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有科学的精神才有科学的意识。有科学的意识才有科学的精神。
科学精神表现在独立思考和自我批判的统一上。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中，凡是讲“绝对”的，讲“最广大”的，讲“最优秀”的，都不具有科学精神。往往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文化革命的产生即是独立精神的丧失，即科学精神的缺失。
科学意识表现在对自我的科学反思，即承认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同时具有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不是“自我批评”。任何先进理论都有其时间和空间及其统一条件和局限。科学意识是承认认识主体的局限性和认识工具的局限性及其统一必然反映到理论中来。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