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的三次“叛变”

——“八·二”断想

文/曹世中

    今天是“八·二”，纪念建军节的文字，理应写在“八·一”前，之所以写在今天，是突然有点想“写”的冲动。一支能抵御外力的军队，从建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82年，实不容易。从官方的态度看，对“强军”并不高调，也许是在练“内功”？不得而知！

    前几天，在上班的路上读《三联》，他们为叶剑英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在这个专题里，多少读到了一点过去没有读过的情节。但此文对叶帅有点太过拔高，让我读过后，总想写点什么，把我读过的一些东西或一些想法写出来。

    在十大元帅里，叶剑英排名最后，对一个没有立过显赫战功的军人，能登十大元帅之列，世间一直有许多说法和猜想。是什么原因，使他能超越战功卓著的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进入元帅之列？看来在官方文件没有解密之前，只能是一个谜。

    零零星星看了一些央视对建国、建军历史人物的报道，大部分了解，也有几个过去知之甚少。但有些在现代中国革命史、军史里不能忽略的人物，直到目前，仍在被官方野视有意忽略。如陈独秀；如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如董振堂等。

    先说董振堂。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生，河北省新河县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在冯玉祥部任职。

    1930年，任国民党26路军25师73旅旅长。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26路军官兵一万多人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担任全军后卫，曾三次率部过草地，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被誉为“铁流后卫”。

    1936年1月，任红军第五军军长。8月，奉命率部参加西路军。1937年1月，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2万余人包围，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

    董振堂是河北籍省参加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 

    长征完成后，红军本应休养生息保存壮大实力，当时为什么做出了“西征”的决定，最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路军21800人在祁连山下几乎全军覆灭？目前也是一个谜，但这个谜迟早会解开。

    在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董振堂为红五军军长。

    西路军惨败后，副总指挥徐向前带着几百人，一路讨饭，最后被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派人接到新疆。全军战死，副总指挥却活了下来，这成为他这个老帅一生中难以抹去的心头之痛。

    董振堂所部，被蒋介石的西北军马步芳部2万多人团团包围，战斗异常惨烈，他在作战中腿部受伤。董振堂果断命令部队撤退，他身负重伤，知道带着自己会拖累部队转移，于是掏出手枪让警卫员先打死自己。警卫员哭着不干，要带他一起走，董振堂举起枪，向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此战，董振堂所部3000多名红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战死时42岁。

　　据董振堂的亲属回忆，董振堂牺牲后，马步芳部将他的头割下，用铁丝捆着两个耳朵，吊在高台县的城墙上挂了很多天。还说，后来叶剑英等人特意到高台寻找过他的尸体，但一直没找到。

    再说叶剑英。

    叶帅于1927年，也就是大革命的最低潮期，加入共产党，在党内的资历并不算高。

    1927年之前，叶剑英已在蒋介石的军队任高职，后经武汉到江西，被江西军阀张发奎纳入其部队任职。这在《三联》的专题中，有一带而过的描述。

    由此，引出了叶帅人生中三次重要的“叛变”经历：

    第一“变”：

    南昌起义，时间定的并不是“八·一”。因张发奎已得知共产党的起义消息，于是调集部队准备予以扑灭。这个消息被颇受张发奎器重的叶剑英得知，他立即通知了周恩来，起义不得不提前举行，时间定在1927年8月1日凌晨。由于起义是在仓促中提前举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赶到预定位置，虽然打响了共产党创建军队的第一枪，却是以战斗失利撤出南昌为结局。

    叶剑英因身份特殊，虽身在南昌，却没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此为叶剑英的第一“变”。

    这样的历史细节很重要。可惜的是，《三联》没有去深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叶剑英的这次“叛变”，“八·一”建军日，恐怕就要改写，历史也要因此而改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叶剑英的第一“变”，功不可没。

    第二“变”：

    长征途中，张国焘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意在甩掉毛泽东，想让毛带领的并不强大的部队，困死在雪山草地。此密电，到了叶剑英手里，他在交给陈、徐之前，先悄悄给了毛泽东。于是才有了红军三过草地的悲壮。但那不是中央红军，而是张国焘控制下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应该说，三过草地中，使红军第四方面军元气大伤。

    此为叶剑英第二“变”。

    这第二“变”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史籍予以提及。

    叶剑英的第二“变”，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功不可没”！

    在《三联》的专题中，曾多次说到此“变”的重要性，这也许能作为叶剑英之所以“入帅”的第二个注脚。包括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启用叶剑英时，也曾多次提及此事于他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建立的他对叶剑英的信任。

    叶剑英的第二“变”，对毛泽东在军内、党内建立自己的地位和体系，应该是起了很大的“发酵”式作用。包括几年后的“西路军事件”，与此不应该没有关系。但这一切要想真相大白，只能有待于官方文件的解密。

    第三“变”：

    这第三“变”，虽与叶剑英“入帅”无关，但与你、我、他的今天有关。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被抓，改写了一个时代，能在那样复杂的国情下抓获“四人帮”的，唯有军方。当时，军方唯一能以公开身份表态的只有叶剑英。他那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集军控大权于一身。

    毛泽东逝世后，究竟是安排了谁接班，也是一个谜。当然，能解开这个“谜”的，也只有官方文件的解密。这一天会等多久，谁也难以预料。前苏联的很多秘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世人才得以知道。

    叶剑英的第三“变”，颠覆了江青的梦想，改写了中国历史。于是，有了邓小平的“第三次”出山；于是，有了今天的改革开放。

    看看今日中国，可见，叶剑英的第三“变”，于历史来说，同样应该是功不可没。

 

    2009-8-2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