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永年发了两篇文章对治理中国的政治乱像提出他的改革主张。郑永年知道症状：中央过度集权，基层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郑永年开的药方只会加重中国的病情。

郑永年对县政改革的意见是中央直接负责县级领导的任命和培训。中央领导人是人，不是神。让九大常委分别记住那2800个县委书记的名字都困难，更不可能完成考察、选拔和监督工作。假如中央直管县，具体的工作肯定还是由部级单位来完成。既然是部级单位管县，那和省管县有什么区别呢？省原本就是部，外派的部。目前省委书记绝大多数为异地交流干部，由中央任命，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抑制地方主义。就地抑制地方主义不比坐在深宫大院里遥控更有效？

郑永年对省政改革的意见是分省，分成六七十个省级单位。多设直辖市，省部级职位多了当然皆大欢喜，用膝盖想想也知道，用不着郑永年“根据以往的经验”。问题是接下来中央用什么激励那六七十个在任的省或直辖市首长？假如升职希望渺茫，那么离心倾向就会加强，无政府状态、贪污腐败不会减弱，只会更严重。

郑永年拿美国五十一个州来说明中国的省太少，规模太大，但正是美国存在加州那样的庞然大物，权重比广东大得多。要说省的数量，更好的参照对象是俄罗斯。俄罗斯有89个联邦主体，但是俄罗斯设了7个大区，由总统委任代表监督各州和共和国行政。中国建国初也是有五个大区的，因担心地方势力膨胀而被撤销。正是大区被撤，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加大了。

可见中央要加强对地方控制，不是减少层级反而应该增加层级，以便减少每级政府辖下数目。一个省下辖十个市，一个市辖十个县，基本上是上限。明显多出来的就是中央对三十多个省，所以中央感觉对省的控制很吃力。汉唐宋元明五个朝代都只有十多个省级单位，清代较多，有二十多个，采取的办法设立合省总督，中央主要面对地方首长数目仍然是十多个。

郑永年主张多设直辖市，说明他没有理解直辖市的功能。重庆直辖，并且让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实际上是往大区制靠拢。进入政治局的省委书记比一般省委书记高半级，使他们具备跨省的影响力。张德江主导的泛珠三角经济区是一次大区实践，不过泛珠三角的版图太泛，已经侵犯到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的势力范围，所以才不了了之。

上面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分析的，换作分权的角度来看，多设省级单位还是不利。缩省之后，下辖单位减少，有些层级就要虚化，比如市辖区。实权层级减少，等于分权对象减少，每级政府分得的权力增加了，这是一道算数平均题。直辖市市委书记出问题的比例远比省委书记高，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不够所致。

再说假如中国未来实行联邦制，联邦主体也不宜太多。像美国参议院每个州两名代表，就是一百多号人，每个人发言5分钟就是500分钟，至少要耗费两天时间。听了后面的发言，可能把后面的忘掉了，如果再搞点拖延战术更不得了。众议院人更多，一年也搞不出几个决议来。议事效率决定了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是有限的，议事效率与议员人数成反比。

上面从集权、分权和联邦三个角度来分析，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分省、设直辖市不是好举措，更像是打改革的旗帜在折腾体制和百姓。要改善目前的体制效率，唯一办法就是分权。实实在在地向下面分权，用法律条文确定下来，事权与财权对应，让省、市、县都充实起来，各级政府分领其权，各施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