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以仁礼治天下，而黄老道家主张以心智王天下。就是站在以智慧王天下的立场上，修身积德。内得神明，才能归化天下，使天下人归之若水之就下。这已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而是内化为一种精神状态，成为影响中国人性格、心理的重要思想。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阶段是要“得道”。就是洞观天下利害所必须的精神修养、应对态度和能力，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以客户价值为价值的态度和满足客户价值的能力；第二个阶段，“得道”之后，“执道”而行的具体施用，即“道用”。作为一种处世智慧，黄老道倡导慈、忍。“慈”是对爱的谋算，是主体趋利避害的法宝，其功能是“持而保我”； “忍”是对真诚的回避，已不再是出于正义和原则，而是纯粹出于个人应对天下利害的心机。虽然纵横家也强调“以智为纲领”但他们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也不从属于任何学派，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统治者分析形势，提供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策略，以此换取高官厚禄。“朝秦暮楚”就是纵横家们的真实写照。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教授冯契先生认为：在哲学史上，道家重“破”，“破”即利用人类智慧来打破知识经验的限制，只有“破”才能超越名言之域，使绝对、无限凸显出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推波助澜”的主要动力。中国智慧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又各有利弊之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先贤们智慧的光环在我们的头脑中继续发光！这将是在打造智慧中国、智慧星球过程中最适合中国人的心灵智慧系统。《社会生物学》的作者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由文化传递的，文化是脑的产物，而脑又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能基于感官印象作出决策；反过来脑的遗传演化又是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脑的特质。所以，问题就被转换成：遗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化究竟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就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其心智是靠着在某个特定文化中无数的可行选择中挑选出来的选择来完成自我创造的。威尔逊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也是其基因组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批驳了人类社会行为性状没有遗传基础的论调。

　　种种迹象表明：本世纪将是智慧经济的时代，智慧资本创造了极大部分的长期价值。其中人才资本更是发挥企业价值的引擎核心，如何整合人才的热情、专业与精神，不仅是企业领导人的关键课题。也是政府官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目前，西方在智业领域（包括哲学域）“大行其道”。但我们千万不要盲从，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追求西方的价值。事实上，西方的价值如果我们不经过滤吸收进来，那是没有用的。等于把一棵橘子树移到一个不合适的地方，那根本长不出好吃的橘子来。

　　最近我们对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几千年前的黄老道与哈耶克主义有许多异同之处。比如不管哈耶克的有限政府观还是黄老之术的无为思想。公平，是黄老道与哈耶克主义共同的价值追求。只因为一古，一今，所以并不能说谁好谁不好。但从文化的继承性上来看黄老思潮也许更接近中国人执两用中的性格且易于理解和操作。另外黄老派别其价值取向在于认知与实用。两大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采取不干涉主义，使他们安居乐业，走向大面积民富。黄老学认为执道者是人间政治秩序的中心，决定着整个政治秩序的整体运行，因此对民众具有统摄作用，这是政治秩序的关键所在。这与哈耶克过度强调个人自由主义是极大不同的。虽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黄老思想都重视人，认为整个社会秩序要在无数个人的行为中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