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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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中怀着诗人的冲动和想象,喜欢天南地北地跑。有一年冬天,我突然跑到了南方,跑到了澳门海关。一栋白墙黄瓦的海关大楼,远远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看着它,我那双大地上四处自由走动的脚渐渐慢了下来,最后不得不止步——我盯住了一个地方——拱北,因为那里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有一堵普通但显现着威严的门。它的后面就是我不可踏足的澳门。

金黄一片的大瓦顶刺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早习惯了江南的青色瓦屋。金黄色的屋顶让人不能安详。它让沉静的屋宇变得动荡不宁。广场上,腥咸湿润的风阳光里像水一样荡漾,清新又陌生的气息,感觉海出现在呼吸里,出现在触觉上。有一种伤害与痛,随着血液在全身弥漫,雾障一样。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是澳门显现了它冷铁一样的威严?我在止步间体悟自由与平等的滋味,体味一个人的卑微,不再只是文字上的含义。

在珠海湾仔码头,我登上了一艘白色游轮,开始了水上绕行澳门的游览。南中国海上的太阳温暖而灿烂。我伸长了脖子,像一个窥探者,想看清澳门不一样的生活,看清澳门资本主义世界的模样。宽阔的海面,朦胧的景象:一部四维电影——真实又清晰的一个幻境。

殖民地的历史早已终结,中国的土地上却还竖立着澳门与香港这样的大门。这是一个国家洞开在另一个国家的门。在深圳中英街,哪怕只有一个水泥桩的界碑,位于香港一侧的商店,在里面你只能偷偷望一望店铺后面洞开的门,看见门后的路面与山水无遮无拦且并无异样,看见那些穿着打扮与自己不同的人,走来走去,看见穿着制服带着警棍的人在巡逻……在店里,我目光躲闪,害怕别人看见,怀疑有逃港嫌疑。

那时的南方,我看到的是门的阻隔,门的限制,体验了门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疼痛,给我带来的屈辱。

港澳通行证与护照十分相似,一为深蓝,一为深红,只有颜色的区分明显。几年后,终于可以凭着它踏进这道门了。殖民地的历史也从那一天的交接仪式后从现实世界走向了终结。

第一次走进拱北这栋体量庞大的海关大楼,我才知道里面的门如此之多!从进大楼的门,到验证的门,再到出大楼的门,经过一片空地,进入澳门海关大楼,又是同样的一道道门。走过这片直线距离不过百米的地方,突然间就有了十分遥远的感觉。在所有的门为我打开之后,一个广场的后面,澳门出现了。

 

步出海关,紧贴海关大楼,两根旗杆下,一道门楼竖立,与现代的玻璃和水泥筑起的大楼相比,它就像是一个建筑小品,一个历史文物。进入澳门的第一眼我看见的竟然仍是门。这座门楼面对着大楼,迎着所有出关人的视线。它是那样奇怪,强烈地撞击了我的目光,它的异域和遥远年代的气息让我止步。

门楼就像从一栋西式建筑中切割出来的,非常局部,圆形的门拱,边框由石头垒砌,它能够独立出来,成为门的象征物——门的牌楼,在于它没有实际的功用,墙的目的是为了门,门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通行,而是对一个区域占有的宣示。我闻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气味。

绕着门走,门墙上嵌入了几块长方形石碑,琢磨着上面刻的 “22,AGOSTO,1849”,“25,AGOSTO,1849”,“22,AGOSTO,1870”,不明白什么意思。墙头上的图案还有锚、交叉的炮筒,卷曲的回旋纹。门洞下,许多细小的喷泉正在向上喷涌。这座历史之门已经陷入了低地,像建筑在一座水池之中。这也许是一个纪念建筑物,是一个特殊事件的纪念?为什么选择门呢?是与门有某种关联吗?

这样的门,对于中国式的柱子、斗拱、飞檐组成的牌坊来说,是完全的异类。在早晨的阳光里,站在这栋孤零零的门楼前,看一股股泉水喷吐、跌落,再流入地下,像人暗涌的思绪,从前的时光仿佛就在这下面涌动,如水泻地。

我向着四周张望,寻找与我相约的人。就在这时,感到澳门的过去像风一样袭来,透明得不见踪影,感觉我眼前的澳门是一座全然不同的城市了。一座门楼有如此大的力量?

我并不知道它的历史,周围也寻找不到说明文字,只有一种微妙的情绪左右着我,在等待中久久注目、沉默、怀想,直到接我的人出现,回望它最后一眼,匆匆离去。

没想到,回到广州后我仍然会想起它来。有一天,我给澳门诗人姚风发短信,要他帮助打听。

在澳门我特别注意书店,对澳门的陌生,一旦走近了就强烈渴望了解她的过去。一本《历史上的澳门》的书,是我跑过几家书店才找到的。我又挤出一个上午去了澳门博物馆,曾经与现在的一切于是被一条线串起来了。那时,我眼里看的心里想的还只是澳门。

回到广州,工作忙忙碌碌,《历史上的澳门》在书架上一放就是大半年。之后展读,于是,我看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

水气中西沉的太阳,刚刚落入海的波浪之中,这时,一个手持竹竿的中国男孩,焦灼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离海关大门三百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骑马的人,他看清了其中一个没有右臂的人,果断勇敢地把手中削尖的竹竿向他掷去——这个人就是澳门总督亚马勒。

竹竿带着仇恨的力量,像一支箭刺到了亚马勒的脸上。亚马勒在惊魂一刻,看到了那个小孩剧烈摆动的身体正在转身跑去。他愤怒地打马扑向小孩。

突然,六个手持大斧的中国人冲了过来,速度之快,超乎寻常。亚马勒和副官都带着枪。亚马勒慌忙用嘴咬住缰绳,左手还没把枪拔出枪套,几把利斧就把他砍下马来。他的头被割下来了,惟一的一只手也被砍了下来,被他们带走……

这一天是1849年8月22日。

这个日子让我想起了那座门楼,那三块石碑刻下的文字,它们是一组时间吗?我急忙联系姚风,很快得到回信,葡文“AGOSTO”翻译过来就是八月。

宁静、美丽的门楼是一个血腥之地?!书上的事情恰与这座门楼关联?或者是一种时间的巧合?那天下午,我急着催促姚风快点帮我打听门楼的历史,仿佛有了什么预感,要探寻到时间深处的什么秘密。我告诉了他我急切的心情。

到了深夜,一切得到了应证。

一个关于门的仇恨故事就在这里上演!围绕着门的拆与建,砍头,炮击,热血溅洒……

葡萄牙王室1845年11月20日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口,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为澳门总督。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葡萄牙人跟着提出无礼要求。亚马勒来澳门,欲推翻三百年来中萄澳门共治的一切做法,不顾葡萄牙国力已衰退的现实,也不管澳门驻军已大大减少,他痛恨中国海关的门,勒令关闭,并砍倒旗杆,驱逐海关人员,驱逐中国税官,并强制中国业主不得内迁。他要建起自己的门,把澳门变成一个完全的葡萄牙的殖民地。

门,有关主权与尊严,谁也不肯放手。

亚马勒遇刺3天后,中国军队在北山岭炮台向关闸开火,欲夺回关闸。澳门一个炮兵中尉维森特·尼古拉·梅斯基塔带领一队士兵,孤勇冲锋,赶跑了中国军队。

二十一年后,门楼建起来了。这是一座葡萄牙风格的门,上面刻下了三个时间,它成为了1849年的一个记忆。这一年,葡萄牙人追讨着亚马勒的头和手,一个葡兵割下了北山岭战场上一位中国官员的头和手,刺杀案调查扑朔迷离,中国交出一位叫沈志亮的人,答应把他的首级悬于关闸,交涉、声讨、对抗,从此,善意与谦让在澳门渐行渐远,和平共处的历史开始终结。

彼此被对方视为仇敌的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成为民族英雄。正义与非正义难以彰显。甚至我看的书《历史上的澳门》也偏向葡方,以一种匪徒的口吻描述中方的义士。

事件在时间的推移中并没有终结。姚风在来信中提到,原来还有亚马勒和梅斯基塔的塑像,亚马勒的骑马铜像在艺术上雕塑得十分成功,在中方的施压下,它被运回了葡萄牙,这个时间是1992年10月28日,距事发已经143年了,据说铜像至今还存放在仓库里。梅斯基塔的铜像则在1966年反葡风暴中被中国人拆毁了。他们作为“民族英雄”,显然不适合现在的澳门了。而门楼留下了,说明文字被抹去,只有三个时间留在上面。

当澳门回归,历史该如何叙说?于是,门楼尴尬地站立着,像历史的一个哑谜。

 

澳门历史的转折,真正殖民地的开始,从这座门楼找到了现场和物证。

流逝的时间在向着空间转换,那些经历着时间的建筑把不知去向的灰暗岁月留住。门楼仿佛就停留在那些灰暗的时间深处,代表着那些流逝的岁月。而永远鲜活的生活现场,人们更替着衣饰,变换着面容,那些流动的精神面目,像时间本身一样生出、消失。

通关者,走过重重大门,再无人关注门了。门楼远离着人群,在一边伫立着。他们从东侧走过,有在门楼前停下脚步的人,稀稀拉拉等着人。有被门的古老与美观吸引过来而举起相机的。奶黄色的墙仍然那样明亮,这是后来粉刷的,门穹下有大块的油漆剥落了。拍摄者大都对这样一座门楼感到困惑。流水一般的人走进广场,又走进那些狭窄而又别致的澳门街道。

一座门纪念着另一座门,而被纪念的门却已经时空转换,它在现代化的大楼里成了畅通的人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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