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选登说明：寄望于本书像教科书体例一样为您直接提供知识点，将令人失望；书中新知识点集中处只在少数章节中。全书主旨在于：用怎样的逻辑方法去寻找真理和真相？这种不适合应试教育的哲学著作，功不在知识传授，在于砥砺人的思维能力，使你最终收获的不完全是知识点，还包括人脑尖端机能的增进和磨练。有美国人说：很难理解中国人的全部学习过程，就是为了记住考卷上那些可能出现的考题答案。
是的，开卷有益，何以见得传授知识比砥砺智慧更重要？
65章 形式逻辑的贡献与应试教育的偏执
单一形式逻辑，是依靠单一概念形式设定前提条件而展开有效思维的逻辑方法。应该说，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在创新领域中的伟大贡献永不磨灭。远古文明时期涌现的一大批“人类先知”，他们在没有脱离劳动实践、没有蒙上巫术算卦的神秘色彩时，实际上其中的多数都掌握了算术（有精确概念形式的）推算方法（远古时称为“掐指计算”），通过知其一实现了知其二，实现了对某种事物的认识比他人“先觉”，也实现了对尚未发生的事物有了预先推断。这种创新意识，足以使蒙昧的芸芸众生感到神奇和惊讶，于是“先知们”也就普遍受到了尊重、推崇，以致被推向神秘和神化。
在许多科学门类初创期和成长时期，单一形式逻辑是能够迅速推动同门学科独立成长、独立成熟、独立完善起来的创新智慧。在近代文明时期，各学科之间的分界比较清晰且区隔遥远，学科门类体系和结构也并不复杂，一种学科对另一学科的相互依赖关系更未见显著，甚至无所依赖。其时，各学科均有自己独立发展和自我丰富的极大空间，所有学科都一样处在幼年期，尚未发展到饱和和成熟阶段。以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为主要标志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几乎成为各学科的主要创新手段，并且无可置疑地迅速推动了各学科在各自领域创出新成果。尤其是数学、早期物理学和化学，都主要是依靠单一形式逻辑思维实现了创新概念体系的丰富、发展、延伸和成熟。
实验课题（NO：52）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成果之一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进行数学演绎时发现一种奇数共性表现。如：77＝53＋17＋7，461＝499＋7＋5，461＝257＋199＋5……等等不同奇数有着同一规律的素数之和的数例表现。
他根据上述不完全演绎结果，看到每次相加的三个数都是素数，由此形成了不完全归纳的逻辑思维延伸，得到的新概念是：所有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分解为三个素数之和。他把这个尚未被他人发现的道理写信告诉当时著名的数学界权威欧拉。欧拉不仅肯定了哥德巴赫的猜想，并补充提出4以后每个偶数都可以分解为两个素数之和，而且，哥德巴赫的发现可以从欧拉补充命题中得到证实。两位数学家相互呼应的命题，被人们合并称为全世界均所熟知的“歌德巴赫猜想”。它所包含的创新概念从此形成了数论领域一个极其艰难的研究发展方向，曾鼓舞着大批数学家在这一领域前赴后继攀登数论高峰，极大推动了数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据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
上述实例，正是哥德巴赫运用演绎和归纳创出的数学新概念。
实验课题（NO：53）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成果之二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对自由落体运动进行过开创性研究，同时也有过明确断言，即“落体速度快慢与物体重量关系成正比”。这位令后人长期敬仰的权威，他所发现的几何学、物理学定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他的有关自由落体的速度与重量之间成正比例关系的结论，先后延续了1800多年，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可是，到了伽利略这里，却发生了新概念逆转。
伽利略是这样来证实亚里斯多德错误结论的，他假设：物体A比B重的多，那么，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结论就应该是A比B先落到地面。而现在，如果把A与B捆在一起，成为（A＋B）。一方面（A＋B）比A重，它应该比A先落地；另一方面，由于A比B落得速度快，B应该减慢A的下落速度，所以（A＋B）又应该比A后落地。伽利略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理论上是悖论，事实上也就必然不会有上述两种结果。
伽利略通过演绎推理获得了新的理论猜想。著名的比萨斜塔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在他的创意思想指导下展开的一次公开的科学实验。人们先用怀疑的眼光围观了当时参与人数很多的这场实验，结果则用赞叹和肯定，奖赏了伽利略纠正前人判断失误的智慧和胆略。实验结果是：重量不同的两物体，确实是从比萨斜塔顶上同时落地的。（据《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从此诞生。
实验课题（NO：54）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成果之三
宇宙物理学行星三定律的发现，则首先要归功于德国科学家刻卜勒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研究。1600年以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花了整整30年时间来精确观察可见行星的位置。他的观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大量资料都具有记载十分精确的科学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第谷只善于分析积累，不善于综合逻辑判断。在所有资料未经综合性逻辑判断时，只能使他得出既不同意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同意哥白尼“日心说”的结论。
此后，他请来了助手刻卜勒。
刻卜勒的特长与第谷恰恰相反，对具体的天文观察一点也不感兴趣，观察技术也远不如老师第谷。不过，刻卜勒却十分善于综合判断老师写在纸上的观察资料。他首先假设前提条件：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经过轨道计算，发现与第谷的观察资料相差甚远，于是推翻。他又设定行星们是绕着太阳转的，计算结果还是误差太大，再推翻。刻卜勒的两次大前提逻辑假设，就是在第谷观察资料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初步的综合性推断的思维运动。两种理论前设均与观察资料不符，刻卜勒立即想到了行星的运行轨道是否并非是“正圆形”的？
于是，在两次综合计算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前提：“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的，太阳就位于这个椭圆的中心之点。”接着，再一次对照第谷的观察记录进行椭圆理论运算，不出所料，计算结果与观察资料十分接近。刻卜勒用假定前提的综合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创新意识，奇迹般引导出了他自己后来用公理、公式所表达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被发现，天文学由此获得突破性进展。（据《光明日报》
这是一例典型的在现成文字资料即现有概念基础上，通过单一形式逻辑思维的延伸而实现了“先知先觉”。
实验课题（NO：55）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成果之四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动，也是一种从小概念到大概念再从大概念回到小概念的基于同一学科内部精确概念体系的思维方法，它同样在科学史上创出过惊人成果。
西方科学界早期开创生物学领域时，并没有“生物学”这种称谓。十六、十七时期的科学家们是把各类物种分开在各自领域中开展研究。这就是一个千百种生物被分散的、科学家分别做具体研究和具体特征分析的过程。当人们在各自分隔的领域研究到一定程度时，有人就发现所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都有自己基本的生命成分――蛋白质。特征的概括，是抽象概念产生的前提。
于是，歌德、圣·提雷耳等一批学者从生物都有基本成分蛋白质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上，“抽象”地推出一个创新概念，即：“生命物种”，它是相对于无生命物种在科学概念上的一种创新。这就是动植物和微生物被简称为“生物”以及创建“生物学”领域的开端。（据《自然辩证法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
人们根据“生物”概念，再一次进行有新概念指导的分类工作――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又发现了依靠生物排序而展示出来的物种进化阶梯现象。从此，整个生物学界开始向人类清晰呈现了一个物种由低级向高级连续的不断进化和演变的生命链，这使人类的思维直接抵达了遥远的太古期和地球混沌期。接着，进化阶梯又启示达尔文开创性探索生命物种的进化原因――思维又从具体物种形态转到了另一个抽象概念的选择过程。
在创新思维的初级形式中，已经可以看出辩证逻辑思维在形式逻辑思维中的倔强萌芽。所有通过自觉逻辑规则而产生的创新思维方法，其所结出的“先知”之花朵，几乎是在以万倍于单纯“感官全接触”的感性认知速度，高速推进着人类的新思想、新创造、新发明和新发现向前延伸！
凡是创新意识，没有不体现出“先知先觉”的。“先知先觉”如果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人类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件求之不得、难能可贵的事。在前沿创新领域，哲学思想体系有责任把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这一关，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那个“先知”的成分里到底包含了多少直接的外界信息，以及它与思维延伸内涵间的比量关系如何？因为人的整个大脑都是物质，包括记忆积累也要变成物质，思维运动也是脑生化物质的介质运动。只有包含对应物内涵的概念从大脑涌现出来反馈自我时，才是“意识”。
不经过思维运动而直接照见客观物的那种直觉意识，同样会像镜子一样把人的模样搞得偏瘦或偏胖。镜子反映物质映象的“程序”确实有很“正规”的立场原则，不过，一样要出错。
作为一种初级创新思维形式，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就像宇宙间物理运动的基础作用一样，永远不会被否认，它将在科学创新领域起到基本的、成就于思维末端的创新发现作用。包括当今时代涌现的高新科技，如遥感技术、空间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都离不开初级创新思维运动来推进其发展和丰富。但是，也必须看到，单一形式逻辑思维只能在某一单项学科被创立之后或尚未发展成熟时，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干；也只能在人类的知识已经实现了可以熟知的范围和体系内的继续创新的延伸方向，可以充分施展才干。
然而，今天的地球人和他所处的国际社会，其创新思维运动所面临的极大挑战则是一种变化了复杂局面。遍查所有科技领域――包括人文科学在内，几乎再也没有显著孤立的新老学科和技术可存在于当世，学科间区隔遥远的时代已经过去，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边缘诸侯”崛起，领域交叉渗透，“群雄”相互兼并的时代。许多传统科学技术不仅自身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前景也正在被兼容性较强的新科学、新技术所取代。用形象比喻说，也就是：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位西方的纯种金发女郎和银发女郎，再也没有纯种学科和纯种科技的位置，而且，每一种新科学的创立均不能依靠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来实现。
人们感叹：一面是全球性新学科诞生如雨后春笋，一面是他国人才干什么都容易，而我们自己，即使
我们的高等教育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谁能为素质教育准确把脉？
恰在这时，有人撰文否定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认为当今的“教育成果”导致“不少知识使人迂腐，使人穷酸，使人软弱无力乃至产生反作用！”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
我们不能认为知识使人迂腐，而要明确指出陈旧的知识使人迂腐；也不能认为知识使人穷酸，而要告诉人们用不到点子上的知识才使人穷酸；我们更不能认为知识使人软弱无力，而要单刀直入地提醒人们，没有用先进思维方法统帅而存储的海量“知识点”必然一盘散沙，软弱无力！
知识的积累，不在于多了无用，而在于不能只依靠知识点的简单相加来积累。高等教育应重在培育和提升人脑的尖端机能，即用多种思维方法的相互链接习惯来统帅和运用知识点。据《深圳商报》
心理学家霍德华的结论是：能力比知识更重要。获取知识需要能力，运用知识也需要独特能力，他所指的能力包括：视觉能力、语言能力、逻辑能力、计算能力、乐感能力、肢体能力、顺其自然能力和交往能力8种。笔者认为，其中的逻辑能力，应该包括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直觉逻辑三种思维响应能力。这种能力，是霍德华没有重点强调但恰恰是体现“真正的智力水平”和“准确认知现实事物能力”的人的核心能力。
不过，正当有人因素质教育不够普及，而无端怀疑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时，发达国家却都嫌自己国家知识太多的人太少了，他们趁着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积累出足够的创新教育经验时，用各种优惠条件把穷酸、迂腐、软弱的没有“智慧”统帅自己知识点的人吸引到他们的实验室里来被“统帅”。结果在别人的创新思维管理下，中国人全部倾心泡在实验台上，许多人把节假日的行为动机都忘却了，西方人也不需要中国人那种处世圆滑的个体生存智慧，实验室里显得很单纯。于是，丧失了一种智慧的人却赢得了一种机遇，一个个都成了大气候！
这是为什么？
因为人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先进思维方法则是所有知识体系的统帅。许多有智慧的人在特定环境中会给“智慧者”自己带来穷酸，但却能够给科学事业带来巨大进步。这需要全社会高瞻远瞩，不要把智慧仅仅看作是特定环境中的做人技巧和为人手段，也不要把衡量智慧的标准仅仅选定在文凭高低和官职大小上，要寻找一个好制度，激励中国人奋发走向矢志不移、甘于寂寞的创新之路。
实验课题（NO：56）为什么与机制设计相关的教育制度创新如此重要？
这里的“实验”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
17世纪的英国曾经开拓了大片殖民土地，也常常要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实现移民和殖民战略。起初，政府是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给船主付运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死活，每船装载犯人贪图越多越好，因此造成船上生存条件恶劣，加之船主一路克扣饮食，并囤积所克扣的食物然后抵岸贩卖，导致大批犯人中途饿死、病死。更残忍的是，船主一出公海，就把“不听话的犯人”活活扔进海里。
英国政府为了降低国民死亡率，曾经采取过加强犯人运送途中医疗保障、增加食物发放标准等等措施，政府的运送成本提高了，但仍然未见效果。且到后来，演变到被派到船上的监管人员竟与船主勾结起来虐待犯人，牟取暴利，导致政府开支进一步增加，而死亡率则丝毫不减，最高时达到94％。后来，英国政府终于想到了一个新的运送制度，改变了激励机制设计，即按犯人到达澳洲的人数付给运费。从此后，船主便把犯人当作财源来看待，千方百计想办法让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结果，死亡率降到了1％。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联想衡量培养人才成果的教育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如何创新？是按上船时的“人头”计算好，还是按下船之后的“人头”计算好呢？如果高等教育绝对按“上船”时总分划线，并以此作为重点院校优生录取的唯一标准，“上船”资格决定一切，那么，高考应试成绩则无疑成为决定人生命运的最重砝码。正如一位美国人士的感叹：“很难理解中国学生的全部学习过程，就是为了记住考卷上那些可能出现的考题答案！”英国剑桥大学的人才观念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得的人才不是高学历，而是那些已经取得了创新成果的人。当所有人才选拔对象均无创新成果时，才用不同的学历、文凭来衡量人才对象可能具备的发展潜质――这是没有现实衡量标准的标准。而当其中有人取得了突出成果时，仍然只看学历、看文凭、看潜质，便是那些科技不发达国家的愚蠢做法，因为现实的创新成果，比较高学历所证实的潜质不知要难得多少倍。一个国家可以用10年时间培养一批能预期数量的博士、硕士、学士，但是，却不能预期用多少时间能培养多少具备一流创新才能并拥有一流创新成果的人。
看来，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区别真伪、能分得清是非的制度；所谓坏制度，就是不辨真假的制度，是能够创造长盛不衰的假文凭市场、假人才市场的制度。如今的察人部门只承认能够赢得应试成绩的人具备“人才”的品格和素质，却不能理解那些拥有创新成果的人更具备坚强的耐心和顽强的毅力。
中国的人才培养制度和选拔制度，至今没有走出“真假李逵”难辨的怪圈，其与全社会思维方法已经陷入新一轮僵硬和僵化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