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1912年8月，北京相当纠结，忙乱得很，似乎无暇顾及边陲。
　　临时总统袁世凯一边忙着以最高规格迎请孙文和黄兴进京，款待革命党魁，免得再闹革命，一方面秘密扩充北方军力，提倡“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副总统黎元洪一意孤行，催促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杀掉居功自傲的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引起轩然大波；参议院质问袁世凯，何以擅杀辛亥功臣，袁世凯公布黎元洪密电，把副总统架在舆论的烈火上。但是无济于事，袁世凯和黎元洪一样声名狼藉，于是革命党反对孙文进京；然而，铁道协会会长孙文急着搞基建，希望进京游说，10年修10万公里铁路；而铁道协会副会长黄兴，拒绝与丧失政治准则的孙文一同晋见，害得总统不得不考虑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孙文高调住进总统府，却跑到宣武区虎坊路，合组国民党，这是当年中国第一大党；随后几天，总统和铁协会长三天一大宴，两日一密谈，袁世凯站起来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文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此前数天，浦口和滁州、武昌新军、安庆接连发生兵变，北京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总之，这一切，都是大事，都发生在1912年8月，以至于内蒙通辽暴乱不过是一条普通新闻。
　　蒙族暴乱首领，是科尔沁右前旗十二世郡王乌泰，他曾向流民出售荒地，使移民骤然达到1260户，每户收地租100两白银，存入私囊，因此被清朝撤职。乌泰转而接受俄国贷款38万两白银，抵押国土山林，险些酿成外交事件，最终被剥夺财政权。于是，他恨透了北京。1912年8月，乌泰号召领取俄国军械，“驱逐本旗府县民官”，加盟外蒙，“与中国永绝”，无数汉族平民惨遭杀害。
　　面对民族矛盾，国人一贯顾及影响，首先想到的是安抚。乌泰兵分3路：中路锡勒图喇嘛，直扑吉林洮南；左路六世葛根喇嘛，先取吉林白城，而后进击洮南；右路嘎钦喇嘛，先攻内蒙突泉，最后夹攻洮南。在洮南岌岌可危之时，北京颁布《蒙古待遇条件》，想对蒙古贵族采取安抚政策，其间军事密令，多在抚剿之间游移。
　　再看东北将领的应对，将在外，不大在意北京的意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黑龙江都督警戒嫩江，进击科右后旗，抄叛军后路；吉林都督截击沙俄援军，孤立叛匪；辽宁巡防营后路统领吴俊升驰援洮南，并抽调步炮兵4个营，与第21镇骑兵旅配合，警戒辽河，向吴俊升出发地集结。赵尔巽的果断布局，为吴俊升成为红极一时的平叛英雄，奠定了基础。
　　20日，吴俊升决计孤军深入，直捣叛军老巢葛根庙。但他离开洮南时，叛军已谋得镇东，吴俊升腹背受敌，洮南告急。吴俊升独立决断，先于22日夺回镇东，力挫叛军锐气。镇东激战时，锡勒图包围洮南，洮南空虚，仅有200名城防队员，不得不搬演现代空城计，城防每天更换军服颜色，夜里悄悄出城，白天列队进城，天天改变进城方向。锡勒图如同司马懿，攻城计划一再推迟。23日夜，吴俊升回师洮南，在洮儿河两岸与敌激战。每当大炮轰击结束，吴俊升亲率骑兵，杀入敌阵，打得叛军力不能支。吴俊升且追且战，一路收复嘎喜喇嘛庙、白虎店、靖安、瓦房。25日，袁世凯宣布，内蒙发生叛乱，背后有三股势力，东三省都督应立即平叛。
　　显然，如果一切等待北京定夺，死伤损失一定成倍增加。
　　大凡战乱年代，一切瞬息万变，取胜求生之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于和平时期，所有事都来得及缓一缓，所以“早请示，晚汇报”成了工作习惯。尴尬的是，和平时期突发叛乱怎么办，明明属于战事，却镶嵌在和平之间。是层层上报，静候中央决断，还是当机立断，把损失降为最低，一切全看局中人更看中什么，或是官爵，或是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