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同样的生命，同样的多姿多彩的人生。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生命，认真地对待生活，贪图一时之快，就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是你宝贵的生命。

　　2001年7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如常起床，感觉浑身软绵无力，右侧大腿和腹股沟肿胀得好像水桶一样大，麻木得一点儿也不能动。同时伴有高烧、呕吐、呼吸困难，有时还会全身抽搐、神志不清。年迈体弱且多病的母亲看见我实在不行了，就和我表妹咬紧牙关，从九层楼上背着我下楼去医院。在医院医治了半个多月病情也不见好转，最后医生给我抽血送防疫站检测，结果我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医生告诉我说："这种病是传染性的，你必须转去传染病医院治疗"。我颤抖着双手捧着检测结果，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恶运为什么降临到我的身上。

　　转入传染病医院后，我才知道，治疗艾滋病的费用是很高的，而且医生告诉我，一旦用药，理论上讲是不能停药的。而我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钱去服用这样昂贵的药。后来，我的病情越来越重，记忆力严重衰退，下肢已完全失去知觉，大小便不能自理，晚上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人也瘦得只剩皮包骨。家人知道我感染了这种病，更害怕会因我而感染全家，所以离弃了我。在亲人远离和经济困难的双重打击下，当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了百了。

　　2002年元旦，在人们合家团聚兴高采烈庆祝新的一年来临时，我绝望地瘫在病床上，越想越觉得这世上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虽然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的，我不能埋怨任何人。我找了个借口坐上轮椅，慢慢摇着轮椅来到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我的脚不能动，只能用双手吃力地往上爬……。这时我表妹发现了我，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她很生气地对我说："既然不该发生的一切已经发生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坦然的面对现实，而要选择逃避呢？人都会有死去的那一天，只不过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你既然有勇气去死，为什么就没有勇气生存下来呢?quot;她的这番话触动了我的求生本能，让我暂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光仔

　　在传染病院蔡卫平主任的精心治疗，以及护士和我表妹的悉心照顾下，我的病情稳定下来，但在精神上我还是麻木的。

　　2002年4月13日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天的晚饭后，《羊城晚报》的廖怀凌小姐带着三个青年人来到病房探望我，原来他们是"自然饮有限公司"的老总和两位经理。通过《羊城晚报》，他们了解到我的病情和处境后，特地带来他们公司的保健品，让我免费服用，并开导我不要放弃，世界上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充满爱心的人在关心、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鼓励我要坚强地和病魔作斗争，最关键的是自己的精神与斗志不能垮，不要失去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失去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经过几个月的沉沦后，在众多有爱心人士的开导鼓励下，我终于在思想上建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念。我坚持按时服用"自然饮"（免疫口服液）配合锻炼身体，保持乐观、平衡的心态。其间，"自然饮"公司的卢栋宇经理还经常来医院探望我，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个多月后，我发觉自己一度掉得很厉害的头发，现在不再掉了，而且还长出了新的头发。以前失眠出虚汗、脚不能活动、差等病症都慢慢减轻了。

　　2002年5月25日，这天对我和艾滋病的病友们实在太有意义了。"自然饮"公司和《羊城晚报》社联合举办了"呼吁消除歧视艾滋病人，争取平等生存权"的义卖活动，"自然饮"公司的老总及员工，《羊城晚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广州著名笑星黄俊英先生、何宝文先生等都加入到这次活动之中，呼吁社会对我们少一点歧视，多一点爱心。当天的活动有四千多人签名和声援表示支持，许多人热情地鼓励我们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大家携手对抗艾滋病魔。

　　虽然我的文化水平有限，写不出华丽而感人肺腑的字句，虽然过去我在死神面前懦弱过，但现在我可以大声地说：艾滋病魔你吓不倒我，在这场与艾滋病魔的战斗中，我并不孤单，有全世界的人在与我们并肩作战。我要保持平衡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争取更长久、更有意义的生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开导其它病友，我将尽力为这场战斗做出自己的贡献。